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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家族·
利在天下必谋之
世代传承的钱家祖训
家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在法度尚显匮乏、法制暂不完善的历史中，它既是先祖前辈对子孙后代安身立命、持家治业的教诲，又是维持社会秩序、规范成员行为的重要精神约束。
在中国，许多氏族都习惯于用家训的形式来教导传承自家的风尚，但这当中能做到极致的并不多见，而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钱氏家训》便是极致的代表。钱氏一门，历代出贤人，近代以后更是人才辈出，其速度之快、人数之多都十分少见，以至于人们用“井喷”一词来形容这一现象。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穆、钱锺书等众多文坛硕儒、科技巨擘、国学大师，均出自这个“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有人甚至编出了这样的歌谣：“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钱氏家训始于吴越时期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钱镠。钱镠治理一方十分有道，不仅国富民强，百姓更是安居乐业。历史上所称“打造苏杭天堂的巨匠”说的便是他。
钱镠不仅治国有方，修身治家也是严谨有加。他依着自备的“起居注”，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后人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钱氏家训》，而后代代相传至今。后世子孙自律遵守着先祖留下的遗训，秉承家风，延续文脉，进而使得钱家在历朝历代都人才济济，成为当时的楷模。比如在宋朝时，钱家就曾被皇帝称为“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历史行进至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亲赐钱家“清芬世守”的匾额，以赞钱氏家族教子有道。到了近代，在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上，钱家更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承被纳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这部千年传承的宝典从此被定格为精神品质的象征。
《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通篇的主线，分别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维度阐述，形成了更加完备和翔实的体系。《钱氏家训》与史上其他家训的区别在于，它在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既强调“修身”和“齐家”的自我修养和家庭观，更提出了“平天下”的思想精髓。这些精华是钱家先辈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钱氏家训》里一个重要的思想核心就有要求子孙们要始终持躬谨严、洁身自好、戒骄奢戒淫逸，自始至终行君子之道。这份道理，是钱镠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真谛。
当年刚掌权的钱镠动用了全部的热情兴修水利、大兴农桑、开拓商业，一时间百业兴盛、富饶强盛，年轻气盛的钱镠此时霸业初成，开始扬扬得意、贪图享乐起来，结果他遇上了始料未及的巨大灾难，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为此，钱镠幡然悔悟，并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重塑勤政为民、克勤克俭之风，严格要求自己，从上至下推行新政，最终使自己的国家重新回到了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此后，钱镠便将这样的教训写入了《家训》，后来，钱氏子孙即使名扬天下仍将克勤克俭、洁身自好。比如文学泰斗钱锺书便是如此。当年钱锺书成名以后，各种邀请纷至沓来，有不少邀出天价只为求他一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曾出十六万美元的高价邀他讲演。然而，他并不为之所动，而只说那里的学生有些地方还未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程度，对方才作罢。
就是这样一位身价不菲的文学大师，家中的装修却始终保持着朴素简约的风格：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四块木板加红砖搭起来的书架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书。夫妻二人过着简单不奢华的生活，所有的盛筵和繁华都留给了知识。
《钱氏家训》里还有不少强调孩子读书习文的重要性，如“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读书一事自古便列为高雅之事，特别是后来科举兴起，读书成了封建社会中底层人士摆脱现状、改变命运的出路。正因为如此，读书人中有不少是出于名利的目的去学，功利心十分浓重。但钱家的先贤们倡导读书并不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将其作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其初衷是认为读书可改化愚钝、开启心智，做明理之人。
这一训导在钱氏家族中十分受用。钱锺书嗜书如命，因此得了一个“书痴”的雅号。他所著的书里旁征博引不说，学术成就之高与他读书之多、之全不无关系。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较早，他自小家境就较为困窘，母亲独自支撑起这个家，时常有捉襟见肘的时刻，但即使生活再困难，钱伟长的母亲都不曾让钱伟长辍学在家。有人劝钱伟长的母亲让孩子早点出来打点零工帮补家用，但是她拒绝了。她说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他读书，因为钱家古训里的这个教导她铭记在心。
读书一事现在被多数家长所看中，然而，其初衷和目的并不都是为了让孩子通晓世事、明白事理，有些仅仅是为了考学，有些只是为了颜面，至于孩子是否真的开卷有益家长并不关心。更有甚者，凭借时代机遇和自己前期努力累积的财富，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过上物质丰富的日子，于是开始膨胀，认为自己的财富足够让孩子几辈子衣食无忧，于是抛出了“读书无用论”，竟也被某些家庭认可和推崇。其实，这样的想法十分偏激，先不论坐吃山空是否合乎情理，启发孩子读书的心智、培育他的情商健康发展，这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怎能因一时物欲横流便弃而不用，这显然是一种眼光短浅之举。
除了要求子孙博览群书以外，《钱氏家训》中还倡导后世子孙要懂得写，所谓“能文章则称述多”。钱氏后人辈出的人才中虽然分属各个领域，但不少人都写得一手好文。
在强调自身修养的同时，要以国家大义为己任，淡泊名利，在国家民族需要和自我利益面前毅然选择前者。从开篇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开始，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已被铺垫，后又言“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社会责任担当在心、行动于身，万事以民为重是钱氏家族给予社会的承诺。上升到治国理念，家训亦有着墨：“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这些光彩照人的警世名言，均在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中成为滋养后人品格的甘露，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牵引前行的灯塔。
我们今天看《钱氏家训》，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部流传千年的文章，也不仅仅因为它曾培养出大量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家训到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教育意义，仍旧可视为教育子女的典藏。
我们现在关注子女的身心健康，关注他们的学业成绩，也关注他们全面发展，但是却极少为他们立下如此高远的志向和心境。也许我们总认为孩子不一定会成为影响时代、影响历史进程的那个人，所以关于这方面的培养、可有可无，但关于思想境界培养的意义其实远非如此。
从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中便可看出思想境界培养的重要意义。早在钱伟长入读清华大学之前，受其四叔钱穆（著名的文史学者）以及文史老师吕叔湘（著名的语文学家）的影响，他在文史方面极具天赋。当年参加清华大学招生考试时，钱伟长面临的是一道名为《梦游清华园》的作文题，当很多考生被老师圈圈点点时，钱伟长写的那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却让出题目的老师想改都改不了，最后只能给了满分。历史考题同样很奇怪，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对此束手无策，唯独钱伟长答得分毫不差。于是，他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不过，此时的他在入学考试中，物理却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考了0分，显然，对于他而言物理的基础几乎为零。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学习物理丝毫不占优势的人，却在入学时做出了“弃文从理”的决定。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教授并不同意他这样的请求，因为以钱伟长的成绩，几乎不具备入读该专业的基础，而且他本身文史基础十分出众，如此决定难以理解。但是，钱伟长有自己的想法，之所以如此提出是因为他从广播里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噩耗，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原因之一就是用自己的努力为中国“造飞机、造大炮”。
尽管这个理由看上去十分孩子气，但却是钱伟长此时最真挚、最渴望的梦想。吴教授依旧没有同意，但钱伟长不断地请求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坚决最终打动了吴教授，他最终顺利进入了物理系。
进入物理系的钱伟长面临着从零基础开始的现状，虽然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加入其中，但连续一周的物理测验，钱伟长的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现实难题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考验着他如何解决。
钱伟长用异常的发奋回应来自周围甚至是自己的质疑，他每天晚睡早起，向老师同学求取奏效的学习方法，不断地探索研究……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钱伟长翻越眼前一座座困难的山峰，成功地攀上了科学的高峰，也让自己成为一代功勋。
由此可以看到，高远的理想和心境远比任何父母的唠叨、苦口婆心的劝诫，还有各种“别人家孩子”的类比要奏效得多。钱伟长之所以如此刻苦不懈地学习，并不是没有父母和老师从旁鞭策，而是他自身对于国家、民族的强盛的渴望而产生的动力，只要还没有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便会不断地努力下去，《家训》中所说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便是这个意思。因此，如果父母能培养出孩子高远的理想和心境，那么孩子同样也能拥有这样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便是意义所在。
前面所讲的都是《钱氏家训》那些令人称赞的片段，但家训本身并不仅仅止于此，今天的我们推崇它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部千年流传的作品，也不仅仅因为在它的影响下钱氏家族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真正的原因是时至今日，它仍然具有极高的现实教育意义，而这或许是《钱氏家训》带给我们的更为宝贵的财富。
家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钱氏家训》流传近千年，家族世代以它作为子孙后代素质养成的规范，并使得钱氏一门世代将为国出力视为己任。这一点是它较之历史上其他家族的家训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点。
然而，《钱氏家训》能产生如此影响并不单纯地依靠文本相传至今，而是重在实践，重在言传身教，因此，对于钱氏家族的后代来讲，家风便是在这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一种深刻的烙印。
钱学森一生建树极高，他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曾经这样回忆道：“我不记得我父亲对我讲过‘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父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钱学森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科学精神向孩子们诠释了人在遇到困境和逆境时应该如何泰然面对，更告诉他们爱国于心，任何艰难困苦摆在眼前，都无法动摇这颗赤诚的心。
因为功勋卓著，钱学森多次受到国家的嘉奖。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本书的写作，并因此获得了一笔一万元的奖金，在那个时代里，这笔奖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很多人艳羡他收入丰厚的时候，钱学森并没有将这笔钱收入囊中，而是用它买了当时的国家建设公债，并在到期后连本带利捐赠给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新学生们购买教学用品。这样的事情，在钱学森的一生中经常能见到。
但是，他从来没有拿这样的举措放在孩子们面前说道，很多事情都是孩子们后来从母亲或者他人的口中听说的。钱学森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孩子们“如何看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也让他们知道了“一个人做点好事不值得吹嘘”。家训中所提及的以国家大义为己任、淡泊名利的理念，钱学森做到了，他的孩子们也从他身上学到了，没有一板一眼地讲授，不用专门腾出时间来研读家训，家训已融入灵魂里、流淌在血脉中，转化为真实可行的行动，让孩子们可以从长辈的一举一动中观摩学习，然后依次传承下去。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心领神会让他们受益终身，正如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所说：“好家风就像春风春雨，我们不会觉得在一件事情上会对自己造成多大影响，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影响、积累就会慢慢显现，甚至影响一生。我有幸经历了这样的家教、家风，所以我能够对社会做一点事，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我觉得家风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有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很郑重地告诉钱永刚，说他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他们这些普通的公职人员十分尊重，因为他从未见过钱学森在某一餐随意地穿着背心、拖鞋，或是举止随便，每一次吃饭，钱学森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即使是再平常不过的吃饭也是秩序井然。炊事员的这番描述让钱永刚感慨万千，父亲是这样一个讲求秩序的人，即使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细节，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这样的精神不仅仅是治学严谨的体现，也是个人尊重秩序的体现，就像《家训》中所提到的“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矩”。父亲尚且如此严谨，孩子们自然不敢放浪形骸，到现在都保持着吃饭要穿戴整齐的习惯，可见，“秩序”一词便是在这样的日常点滴中传授给了孩子们。
除了谈及个人修养，《钱氏家训》对家庭建设的劝导也细致入微。钱氏家族的成员家庭观念都很强烈，不仅是普通家庭的夫妻注重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钱氏家族中的名人们也十分注重家庭氛围的营造。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样的现象在钱氏家族中几乎是不会出现的。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当初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才女，追求者众多，但是，她不慕他人财大气粗，不慕他人面容俊俏，只被钱伟长的爱国热情和双方共同的求学向往所吸引。抗战期间，由于物资条件匮乏，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在他们朝夕相处六十一年的风风雨雨里，始终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不管是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还是万象更新的新中国；无论是面临“文革”带来的苦痛，还是后来科学技术的春天……他们始终手牵着手，不曾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方。这便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也是对彼此最牢固、最坚不可摧的承诺。
很多时候，父母对于孩子除了教育他们如何为人处世之外，更多的是要以身作则，将一种精神传递给他们。显然，钱伟长夫妇用自己爱的方式将携手向前的精神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现代社会，有些生活上走向富裕的人家，在婚礼的形式上过分地强调华贵、丰盈，从嫁妆彩礼到婚宴庆典，都费尽心思，极尽奢华之能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新人在经历这些繁复的形式之后，婚姻非但没有和睦，反而终日吵吵闹闹，最后落得个劳燕分飞的结局。所以，婚姻的美满、生活的和美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的相互尊重和爱护，只有这样才能让爱情开出的花永远美丽动人。
除了钱伟长伉俪，钱锺书与杨绛这一对文坛上的“双子星”之间的故事同样被传为佳话。钱锺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同样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满腹经纶的他被认定为无用武之地，因此被下放到地方去劳改。尽管知道此去前路艰辛，但是，杨绛却依然同行，并且始终陪伴左右。当第一批所谓的“老弱病残”被“赦免”回京时，钱锺书和杨绛并未如愿地位列其中，面对未来的茫然，夫妻二人并没有抱头痛哭或是怨天尤人，而是十分平静地走回劳改棚里。杨绛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这样的询问虽然平淡，虽然有些苦楚和无奈，但如果换成其他人也许无法做到如此淡然，可见杨先生的内心之强大。
钱学森的夫人蒋瑛同样选择与他同进退、共患难。那时，钱学森满怀憧憬地希望回到祖国做出贡献，但美国却借口他“知道得太多”将其监视起来不让他回国。原本计划在孩子满月时带着女儿回国的钱学森夫妇被迫滞留美国。
此时钱学森对蒋瑛说先带着女儿回国，但蒋瑛拒绝了他的建议，面对此时犹如遭遇晴天霹雳的钱学森，蒋瑛深知他内心的痛苦，在这个极需亲人支持的时刻，蒋瑛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因此她坚定地告诉钱学森，她不会离开。
随后那段很苦的日子里，蒋瑛给了钱学森极大的安慰，她用心营造出来的温馨和安宁，让心受重创的钱学森能够暂时得到安慰和缓解。多少年来，蒋瑛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始终记在钱学森的心里。1991年，钱学森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这一天，钱学森在盛大的颁奖会上表达了深藏在内心的对蒋瑛的感情和谢意。
钱学森告诉在座的人们，他的职业大家都已知晓，但他的老伴蒋瑛却鲜有人知道。虽然她从事古典艺术歌曲的教学，同钱学森的事业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几十年来，蒋瑛却给了他无限的理解和支持，这一点，他将永远记在心中，不会忘却。
除了家庭和睦是《钱氏家训》所倡导的，亲友之间的亲热互助也是家训的主旨要义，家庭概念的边界在这里被弱化了，家不仅仅是至亲至近的那几个人，亲戚朋友也要相互帮助和支持，具体而言便是“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钱氏家族声名显赫，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故事不少。钱氏家族的怀海义庄便将这种互助变成了一种可以传递下去的形式。怀海义庄和普通的慈善机构不同，是一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家族式凝合的载体，其目的是向族中贫弱的家庭提供帮助。钱氏家族内凡鳏寡孤独者都可以按照规定领到义庄的钱粮，贫困学子都能在义庄的资助下上学。
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怀海义庄经常举办施粥、施粮的义举，这些义举当时帮助了很多族人，获得帮助的族人也不时捐钱捐物给义庄，于是义庄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拥护。怀海义庄的这些义举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整整持续了七百年。这是牛晓彦在《钱氏家训》一书中对怀海义庄的介绍。
史学家钱穆、物理学家钱伟长都是在义庄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与此同时他们又用自己的努力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
帮助他人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现代社会里帮助一事有时给好心人带来了不少“麻烦”，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正常。面对这样的现象，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复杂得很，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教孩子以自私来保护自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他们乐于助人的意义，告诉他们虽然有些人不遵守秩序让社会风气变得不那么清明，但是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正能量占主导。
钱氏家族人口众多、枝叶繁茂，大家庭更教会孩子们要相亲相爱、知晓手足情深的道理。钱学森与堂弟钱学榘便是一同学习长大的，感情之深不亚于亲兄弟。更有意思的是，钱氏家族的人才往往会有十分明显的“青出于蓝”的特点。钱玄同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儿子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钱基博是一代文史学家，他的儿子钱锺书是响誉中外的文学巨匠；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学上的造诣深深影响了儿子钱逊，使之成为儒学方面的专家；钱学榘本身在科学领域就成绩突出，他的儿子钱永健更是继承父志、登峰造极，于2008年10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这就是家庭影响非凡的魅力，这就是家风传承不一样的惊喜。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成为孩子率先模仿的对象，因此，想要让孩子成长为一个健全、出众的人才，父母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力所不及不能成为一代名家，但至少不能让那些负面的、缺乏理性的行为出现在孩子面前，否则给孩子学去了，反馈出来的便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了。
珍贵的少年时光
对于每个孩子来讲，年幼时光的经历常常会影响到他日后的选择和人生方向，在钱氏家族里，父辈对于下一代的培养都十分用心，虽然他们各自的生活境况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主旨却十分接近，就是要培养出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
钱学森的年少时光在钱钧夫夫妇的安排下过得十分充实和丰富，比起当时很多放任自流的普通家庭而言，这样的培养的确花费了他们许多的心力。
钱钧夫本身就出身名门，虽然家道中落，但却仍有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来供他学习，加上他天资聪慧，因此他不仅有机会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他由此爱上了中国文史，而且在此基础上培养了优秀的写作水平，虽然钱钧夫后来将重心转移到教育事业，未能成为一代文豪，但能被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赞赏，已经足以证明其文学水平之高。
钱钧夫在浙江求是院学习时便对教育一事热衷起来，后来赴日留学，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便开始希望以教育兴国，实现国家强盛。但现实并没有体恤他这份苦心，一场场复辟的闹剧、一次次民众的声讨让钱钧夫那颗“以教兴国”之心已是伤透，于是他将重心转到了儿子的身上，专心致志培养钱学森。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出身名门，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习得诗书，数学计算能力了得，记忆超群，钱学森超强的记忆力很大程度上遗传了母亲的优点。
对于钱学森而言，他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父亲。钱钧夫不仅把自己爱好读书的习惯传给了他，在很多细节上都匠心独运地给予钱学森不一样的体验。比方说，钱钧夫喜欢把家里的书放在各处，允许孩子随意翻看；他会在周末带着儿子到大自然里去游玩，不管是竹林清风还是荷塘月色，不管是满山红枫还是枝头满压白雪，钱钧夫总是在最美的时节带上儿子去领略最应季的美景；钱钧夫从来不忘培养孩子的艺术嗅觉，所以钱学森自小就接触了国画、西洋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他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喜欢西洋音乐，曾为了一场演唱会而省吃俭用；他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兴致盎然；在北师大附中虽然专业方向是理科，但他同时师从国画大师高希舜学习国画；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还参加了大学里的管乐队，负责吹小号……这些艺术修养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艺术，钱学森持肯定的态度，他曾经这样说道：“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现如今的很多家长都过分地看重学科分数，进而对艺术课程丝毫不在意，有些学校在临近期末考、升学考时，还会选择牺牲美术、音乐等课程来充实“学习”的时间，虽然学科成绩上去了，但其实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才华却被残酷地扼杀了，正如钱学森所说的，难道艺术和科学是对立的吗？当然不是，问题不是出在艺术和科学是否存在冲突，而是出在我们将它们放在了天平的两端，使它们变成了对立的两面。而事实上，只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从素质全面提升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它们确实是一对再完美不过的搭档。如此长时间的应试教育主导虽然培养了众多的高分状元，但他们是否是名副其实的人才，是否真的是能建功立业的新一代还是值得商榷的。
晚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向国家提出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人才并不等同于分数高，但现在我们过分地强调分数而忽略了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有一两个艺术天分极高的孩子会培养成艺术家，而对于其他并不具备这些天赋的孩子来说，艺术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于是“高分低能”的情况便开始蔓延。
而这并不是要求让孩子放弃学习，而是建议大人们在考虑孩子的前途时，将素质培养也纳入其中，毕竟分数无法伴随终身，真正在一生陪伴其左右的是那在年少时便培养起来的素养。
钱钧夫重视钱学森的学科的学习，但他更懂得让孩子广泛地积累知识。每到假期，他就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而且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便是在假期时多带着孩子拜师学艺。那一次，钱学森央求正做学问的钱钧夫带他去玩耍。钱钧夫见孩子如此高的兴致，于是他便带着他去拜访一位矿物学家，也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林砺儒。
收徒严苛的林校长给年少的钱学森出了一套测试题，本想孩子尚小答不上来，没想到孩子不久便答完试题，而林校长还没看完试卷就已经答应收他为徒。钱学森的成绩每一科都发展得很均衡，当他升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文科老师劝他学文做个思想家，理科老师劝他学理做个科学家。面对这样的选择，钱钧夫把选择权放在了儿子钱学森自己的手上。
钱学森最终选择了理科，他告诉父亲，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深感国家的发展建设对科学技术的急切需要。对于这样的决定，钱钧夫深感欣慰，毕竟多年来除了对孩子的求学意识和能力是他培养的重点以外，孩子崇高远大的志向和爱国意识同样是他多年苦心栽培的方向。如今，孩子能如此抉择，身为父亲的他自然是满身心地支持。
后来钱学森在学校里遇到了很多爱国之士，他与他们一道对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对自己肩上的责任深感重大。在上海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刚入学不久便遇到了日寇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对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身处风暴中心的钱学森也加入学生运动中去，十分活跃。父母听说儿子参加了学生运动的消息后，母亲章兰娟出于爱子之心自然十分担忧，但是父亲钱钧夫却没有劝阻孩子退出，反而写信支持他的做法，并且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同时还帮着钱学森安抚家中为此而焦虑的母亲，告诉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作为母亲关心他的安危可以理解，但更应该放手让他到社会风浪里去闯荡，毕竟社会的利弊要由他自己体会，如此才能让他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社会，从而激励他去发奋读书。
钱钧夫的做法是正确的。的确，在此之后，钱学森更加刻苦发奋地钻研学科知识，也正是这样深刻、具体的体会才让他在大学毕业以后选择到美国学习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并在日后国家需要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即使困难重重依然毫不动摇。
年少时光，钱学森除了同父亲一起学会了如何学好知识以外，母亲的言传身教更让他在知识之外形成了一个始终善良、仁厚的处世之道。母亲善良的一举一动都印刻在少年钱学森的心里，直到他长大成人以后，这些印记依然成为他宝贵的财富。
当时的钱家比起周围的普通人家相对富裕些，因此母亲经常帮助周围的邻居。腊月的北京城里经常有乞儿沿街乞讨，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十分可怜，有些甚至因为身体不支而倒在了钱家大门外。每每此时，章兰娟就会放下手头的事务出去接济他们。
后来钱学森回忆起母亲时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母亲的做法在年少的钱学森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它使得钱学森即使后来成绩斐然也不忘初心。
这是关于钱学森年幼时的一些故事，而同样与他并列“三钱”之一的钱三强走入物理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更有老师们的引导，所以他最终所选择的专业与他的父亲钱玄同所擅长的领域有着天壤之别。
钱玄同是著名的文史学家，他对孩子的学习十分重视，但是态度却很开明。钱三强上中学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大革命开始在全国掀起，孙先生关于国家、民族以及未来的深刻思想令钱三强醍醐灌顶。而他当时的两位老师，物理老师吴郁周、数学老师陈君哲让他对工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钱三强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工科方向。尽管钱玄同在听到儿子的选择时有些诧异，但他并没有劝说儿子更换选择，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决定。
而真正引领钱三强走进原子世界的，是清华大学的吴有训教授。在北大预科班的钱三强如何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的学生的？这还得从一张校园布告讲起。钱三强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期间，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这开启了他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因此他决定从原来的电机工程转向物理学，所以，在自身专业课程学习之余，学校里举办的关于物理的其他讲座和课程他都会去旁听。
某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份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教授到北大来教授近代物理学课程的公告。对校内物理学课程尚且无一遗漏的钱三强对于这样一位校外大师的讲座自然更是兴趣十足，因此他在上课的那天便早早地来到课室，期待着一场精彩绝伦、令他眼界大开的物理学表演，那天的主题是“振动与共振”。
果然，吴有训教授为他开启了一扇望向物理天空的窗户，他不仅没有大教授的派头，讲解课程也生动有趣，这让原本就对物理学十分感兴趣的钱三强更是敬佩不已。于是，钱三强做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那就是放弃原来上海交通大学工科的选择，转而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有训教授的学生。
少年时光是孩子们培养兴趣、确定兴趣的关键时期，钱三强在这个时间里有幸收获了来自物理的启蒙，这对他以后走上这一条路尤为关键，而父亲一如既往地对于孩子兴趣的支持更是促成了他坚定地选择了这门学科。对于钱三强的这个决定，钱玄同同样十分支持，并且送给了他四个字“从牛到爱”，即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意思。
进入清华大学的钱三强仍旧对物理保持着高昂的兴致。清华大师们从不照本宣科，他们通过试验和案例的剖析，让学子们在兴趣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真正的老师事实上却是学生们兴趣的引导者。有些老师埋怨学生不好好学习，但是他们自身可曾想过，他们的教授方式是否得当？是用生动有趣的悉心教导燃起了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还是用简单粗暴的应付阻挡了孩子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的脚步？孩子们本来就需要引导，幻想哪一个孩子天生就热爱书本是不切实际的，老师的天职便是开启孩子们的智慧之门，让他们快乐地徜徉其中。
另一位著名的钱氏大师是著名的力学专家钱伟长。比起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年少时光是在极为清贫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正是这样的经历才锻炼了钱伟长坚忍不拔的个性。自从祖父过世以后，钱伟长一家的生活便开始拮据了，后来父亲的逝世更让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钱伟长母亲的身上，钱伟长是在周围家族亲友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虽然他的学习成绩优异、能力出众，但是，在他毕业时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升学还是就业？这两样对于他都十分重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家庭负担的责任感让他一时间难以做出抉择。最终，吴蕴初（著名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设置的“清寒奖学金”帮助他解决了这道难题。
借助奖学金进入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十分了得，但是他著名的“弃文从理”的人生转折让他不得不面临底子弱、基础差的现状。凭借自己坚韧的个性，钱伟长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克服这道难关，包括身体孱弱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钱伟长在清华大学里每天都坚持锻炼，甚至报名参加学校的越野队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以便应对耗神极大的学习任务和压力。
后来，锻炼成了钱伟长保持一生的习惯，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旧坚持每天走上三千步。而克服学习上的难题，钱伟长用同样的精神鼓励自己不断地努力着、勤奋着，甚至到了和同学比勤奋的程度上。钱伟长知道自己底子不好，因此十分刻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拼了命干的”。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宿舍十点钟熄灯他就跑到厕所里去学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清华里最勤奋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比他更勤奋的人，此人每天三点钟就起床了，钱伟长早上起床见到他时，他已经学习了三个多小时准备散步休息一下了。这位同学就是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于是钱伟长暗地里和他比起勤奋来，而且一比就停不下来，后来连钱伟长自己都说：“我们就一年一年拼了下去。”
如此勤奋自然让他们各自获得了回报，华罗庚从最开始的发卷子的文书被破格提升为助教，后来留学英国变成了大学教授；而钱伟长则从最初的差等生变成了班里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老话说“勤能补拙”，此话一点都不假。作为父母轻易不要对孩子说“好笨”“好蠢”之类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天才，后天的培养比天赋重要得多。父母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树立起学习的勇气和信心，告诉他们勤奋努力的意义和希望所在，这才是为人父母在面对孩子反应稍迟缓时正确的处理方式。
以上所述的这些，就是钱氏家族的后代们那些珍贵的年少时光。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珍贵的、不可复制的时光，这期间所受到的影响、所形成的一切都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人生，因此，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优秀的范例，也反观到我们的许多不足。身为父母，我们要珍视孩子的年少时光，为他们创造珍贵的少年时代，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少年强则国强”，确实如此。
不同的成就 相同的内里
钱氏家族中长大的孩子们虽然环境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成就领域不同，但受家训和家风的影响都有相同的内里，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些相同的品质，其中有一个就是对于名和利看得十分淡泊。
钱锺书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钱学森也说过一句话：“我姓钱，但不爱钱。”
钱锺书一生中有很多次将世人看作“丰厚的收益”拒之门外。当时的《围城》被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当时制片方循例要给原著作者一万多元的报酬，但钱锺书却拒绝了，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一件品德高尚的事情。现代的影视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百花齐放的时代，但却免不了鱼龙混杂，今天这家为版权发生纠纷，明天那家为收入分配不均而引起争执……所有人都围绕着一个“利”字粉墨登场，相比起钱老的淡然，实在羞愧。
还有一次，有一个外国记者看了钱锺书的《围城》之后，对他十分钦佩，因此慕名来到中国想要见他一面。钱锺书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笑着说道：“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样委婉的拒绝既不失幽默风趣，又不至于驳他人的面子，使之觉得尴尬。钱锺书从来对这些所谓出名之事有所醉心，对于他而言，专心读书做学问才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同样地，我们现在仍旧有太多的人热衷于出名，一旦有点比别人稍微高超的技能便四处宣扬，各种“秀”虽然娱乐大众，但也不乏有些流于低俗，很多“网红”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追捧，以至于有些缺乏思考的人以出卖色相之类恶俗博人眼球，实在是令人无奈。
名和利很多时候能给人带来某些充盈、愉悦的感觉，但前提是对它们十分渴望和向往才会有如此效应。对于那些大家而言，也许他们本身并没有想要让自己成为受人瞩目、令人敬仰的角色，他们的所有精力甚至一生可能都只专注于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无论是说文解字、教书育人，还是专心科研、开拓创新，大家的风范在于他们能淡泊这些“名”和“利”的困扰，始终坚持心中的梦想，并以此为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如此超脱，反而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魅力和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而那些一时爆红、一时火得无可收拾的人反而缺乏时间的锤炼，经不起三两句闲言碎语也就消失殆尽了。
《钱氏家训》中有一个比其他家训更为高远的地方，那就是特别强调的爱国情节。回顾历史，钱氏家族的许多人杰在国家危难之际都做出了回国报效的决定。在美国生活的二十多年里，钱学森始终保留着中国国籍，在钱学森的心底，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却从不曾想过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那片异土，叶落终须要归根，更何况他的祖国正期待着他带着满腹经纶回去建设，因此和很多美国人不同，他从来没有在银行存过一块美元，从来不会向美国人一样为了养老而给自己储备足够的养老钱，有人觉得他很奇怪，一点长远之计都没有，只有钱学森自己知道，他不会在美国待上一辈子。
钱学森决定回国之际，美国方面因其参与多次机密研究不同意其回国，不仅诬陷他是间谍，还将钱学森全家软禁起来。但是，即便是遭受如此恶劣的对待，他也从未放弃回国的梦想。五年后，当他和家人坐着狭小的三等舱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更加坚定了富强国家、让中国人更加有尊严地活着的决心。
钱三强同样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当年钱三强师从吴有训教授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出类拔萃的学生。毕业后，钱三强考取了巴黎大学物理学院，并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选定为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生。核裂变是当时最为尖端的世界前沿科学研究，钱三强果断地选择了这项技术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无疑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学风气的深刻影响。
钱三强的刻苦认真超出了同学和导师的想象，他所取得的成绩也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其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便是他与夫人何泽慧一同研究发现了原子核具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且在实验和理论上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论述，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核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甚至将钱三强夫妇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并以此为题做了大量的学术报道。
法国科学院对钱三强的研究大为赞赏，并授予他法国物理学奖，希望吸收他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面对如此待遇，钱三强并没有忘记亟待建设的祖国母亲，因此他与夫人谢绝了法国的邀请，坚决返回祖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三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令人动容的爱国誓言。
临别时，居里夫妇在钱三强的鉴定书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由我们指导工作的人中，钱三强最优秀。”居里夫妇的高度赞扬成为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期间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最有力的佐证，他们把钱三强的名字刻在了居里实验室的墙上，让后来的研究者和学子们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
钱伟长从为了祖国强盛而选择“弃文从理”开始，爱国的情愫便从未从他的内心间断过。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我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个科学家。”钱伟长清华大学毕业以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学习，他的一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列为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的必读材料。
抗战胜利以后，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回国，对此钱伟长这样回忆道：“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虽然回国后，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后来，钱伟长获得一次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这对于向来对科学研究如痴如醉的钱伟长来说，是一次十分有益的研究机会。但是，当时的美国领事馆需要每一个赴美研究的人员都填写一份调查表，最初那些问题并没有令人十分排斥，比如信什么教之类的。钱伟长并不信什么教义，于是在钱学森的建议下填写了“孔教”，但是，到后面的问题时，钱伟长开始填不下去了，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内心受到如此的拷问，这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这个直指内心信仰的问题令钱伟长无法接受，他毫不犹豫地在上面填写了“NO”！他说：“我忠于我的祖国，时时刻刻，心口如一。”
钱伟长被称为“万能科学家”，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十分广泛，而且时刻为国家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作为力学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定的第一个发展规划却是自动化、导弹航天等领域，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钱伟长回答道：“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专业。”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爱国精神被后人称为“三钱”精神。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是大师，在爱国方面也是值得莘莘学子学习的榜样。除此之外，他们致力于培养下一代，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们，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最后一分光和热。
这就是“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钱氏家族的故事。它起源于五代十国，繁衍于江南一带，历朝历代开枝散叶，人才辈出，逾千位名家扬名天下，永载史册。这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这个家族子孙后代的荣耀，更是传承了千年仍旧不散的钱家家风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