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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 开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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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子平、不悔的打赏。

    从7月11日宋哲元抵达天津时起的半个月时间内,中日双方分作三派,动作不断。

    如前文所述,日本调集了关东军的两个旅团、朝鲜军一个旅团、华北驻屯军的部队以及航空、火炮等各部队,纷纷进入指定集结区域。在日本人发起吞并华北的作战之初,仍然没有将事态扩大化的企图,他们的最终目的说来有两条,第一,冀察政务委员会所管辖的范围内,不许华军驻扎;第二,区内的组织用人,要得到日本人的同意——简而言之,就是制造第二个冀东。

    宋哲元不知道是猜不透日本人的底线,抑或是对对方抱有幻想,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一再忍让,最后由张自忠和日方约定了以下条款,由宋哲元出面道歉,两三天内处罚责任人,对将来的保证,等宋哲元返回北平后再定,北平市内由宋的直系卫队驻防,以上全部写成书面文字。

    第二天,宋哲元亲自拜会新上任的香月清司司令官,为了面子,他没有道歉,而是采取了对新任司令官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

    忙碌完这一切,宋哲元在7月19日终于返回北平,他以为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对方既不会把他和他的29军赶出冀察地区,自己就更要投桃报李,严加管束将士,要求他们尽可能的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至于多日来北平城内外的各种防护措施,更是一概撤除,很快的,在战火阴云下笼罩多日的北平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繁华。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府的老蒋同样非常关注,他可比宋哲元清醒得多,和汪精卫、何应钦、程潜、唐生智等人商议一番之后,准备了和、战两套计划,同时命令孙连仲(第26军)、庞炳勋(第40军)两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商震(第32军)、关麟征(第25师)和李默庵(第10师)等军集结在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路沿线待命,之后又派遣徐蚌间的胡宗南的第一师以及教导师向徐州、郑州移动,更有原驻扎在武汉的中央空军,派出战机30架,起飞北上。

    当时平汉、津浦路沿线,合计有中国方面的部队超过40万大关,其中中央军13万、旁系7.5万、旧东北军3.5万,山西军11万,山东军6万,绥远中央军2万,以山东省主席韩复渠总负责。

    在中央军大举北上,意图保卫华北的大环境下,宋哲元自私心理作祟,一再给老蒋发电报,要求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硬是把数十万将士死死的按在保定、石家庄一线动弹不得,错失了最佳战略准备时间。

    同时,他命令一贯主和的张自忠协同大汉奸齐燮元、陈觉生和日本人媾和,签署了臭名昭著的《香月细约》,大致内容分为5条,主要是,第一,中国正式向日方道歉;第二,华军后撤,包括撤出北平;第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要惩戒‘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同时因为秦德纯和冯某人相依附,也在撤惩之列;第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等。

    张自忠在没有得到宋哲元的同意情况下,就在密约上签了字——而实际上,日本人已经有让张取宋而代之的许诺了——这也是张自忠后来被国人骂为汉奸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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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张自忠将军在七七事变以及华北被吞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史家争论不休,他是不是汉奸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只是选取一段历史观点,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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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哲元抱着委曲求全的打算,日本人则步步紧逼,一直到7月26日,终于爆发了所谓的廊坊事件——。

    华北大地的中国百姓受日本人欺凌太久,早就积压着的怒火终于在七七事变之后开始了爆发,各方民间团体、组织、学生、工人、商户上街游行的举动如野火燎原般出现,但因为宋哲元的消极态度和日本人的强势,最后通过的中日协议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说的‘……自协定生效之日起,举凡再有游行。示威行动,一概视为共产党行径,予以大力打击。’

    因为这样的条款,这种抗议行为被强行压制下去了,但民间的种种反抗行动却层出不穷,其中一条就是破坏日本人的电话、电报线路。

    导火索的发轫是在7月25日,当时驻扎在塘沽的日军第20师团的一部发现军用电线被切段,查探之后,发现问题系出在廊坊地段。于是派遣一支通信部队,由一个步兵中队(200人左右)配合,出发到廊坊去进行维修,中队长叫五之井淀之助,军衔是中尉。25日下午4点钟的时候,抵达廊坊。

    廊坊的中国守军是张自忠的38师113旅226团,团长叫崔正伦。当时,113旅旅部驻扎在武清县城关镇、杨村、河西务等平津交界地区,部队主力驻在廊坊、廊坊火车站、通州一线。日军经过和中国守军的联系和商谈,开始修理被破坏的电线线路,一直进行到夜里的23点10分,突然响起了枪声(笔者查阅了崔正伦的回忆录,第一个开枪的人叫王春山,天津人,他是226团3营9连的一个列兵)。

    日军大惊!张自忠是29军的主和派,从来没有和日本人发生过正面冲突,日军方面根本没有防备,而且华军的火力非常猛,一开始就是五挺轻机枪的扫射,打得日本人哭爹叫妈,死伤遍地。

    五之井中尉一边组织反击,一边带领部队后撤,同时命令通信兵即刻向联队报告。一直退到廊坊火车站,初步站稳脚跟——他们事先在这里布置了工事,加上车站内的建筑物,以此做为掩护——和226团打起了对攻战,226团以82式迫击炮轰炸车站,因为这里是中国守军的地盘,位置相对清晰,给日本人造成很大的损失,反之,中国方面的伤亡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怎么样?不比219团的那个戴小点打得坏吧?”三营长邢炳南笑道,“他把一个连都扔在卢沟桥上了,咱们弟兄怎么样?才6个阵亡,12个轻伤!”

    “你闭嘴!”旅长刘振三啐了他一口,他是从武清城关镇赶过来的,骂道:“你真以为日本人是国耻猪了?你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告诉弟兄们,趁着天黑,把车站拿下来,要不然,到明天天亮,日本人的援军一到,就不好办了。”

    所谓国耻猪,是当时29军的一道很有意思的景致。每到周末,有结余的各团、营就会买几只活猪,身上绑上黄表纸,写着‘日本帝国主义’字样,让各连排拿来练冲锋、做刺杀,谁杀死了猪,就把它抬走吃了——这也算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了(这是史实,并非笔者杜撰)。

    邢炳南领命而去,和部队做了布置,准备从东南、西北两侧发起进攻,一举拿下车站,谁知道部队正要出发,刘振三传令,停止计划。问问才知道,来自天津的调解人员已经登上了火车,要求他们停止战斗,等候进一步命令。

    等了两个小时,不见火车到来,这时候又传来一个消息,从天津出发的一列日军军列正在开往廊坊,要求他们提高警惕。

    邢炳南吓一跳,急忙对崔正伦建议,“团长,不能让小日本这么轻易的开过来,卑职建议,拆掉沿线铁路,同时卑职带弟兄在铁路沿线埋伏,日本人来了,给他们个厉害。”

    崔正伦请示过刘振三,对方不同意,只允许派出一个连的部队到车站东南一个叫扬旗外的地方占领阵地,等到部队按计划埋伏好,一道新命令又来了,要求埋伏的部队(3营第11连)撤回营地——这样朝令夕改几番之后,来自天津的日军增援列车毫无阻挡的开进了廊坊。

    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超过1,000人抵达车站,携带各种轻重武器,联队长叫鲤登行一,是个大佐,隶属于第20师团。下车之后,布置阵地,用94式轻迫击炮对226团进行猛烈轰炸,把中国守军的阵地、营房、指挥部炸得一片狼藉,指挥部的平顶房都给炸塌了——刘振三等人躲在地下室,逃过了一劫。

    等到天色渐亮,日本空军部队前来增援,前后三个波次,共27架,都是一水儿的中岛97式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每一架飞机携带四枚25公斤炸弹,雹子一般落在中国守军的头上,加以车站内日军的轻重火力,展开了猛烈的报复行动!

    226团吃尽苦头,士兵开始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得已,只得撤离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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