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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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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能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哪怕是不管对错,对于孟海公这种级别来说,都是听着很有道理的。

    但是说着说着,从农说到吏,再从吏说到官僚说到制度,就有点不对味了。

    从曾国藩的角度来说,要求的是自上而下的改变。官方态度重视,中层官吏清明,然后才能让下层农民富裕起来。

    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是曾国藩作为能臣站在国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以制度自上而下的去推进,本身是没毛病的。

    但是有一点却是自古以来永恒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制度都是正确的,落到腐朽的人手里那就腐朽了。

    甚至不用说腐朽,纯粹是法制之外的人情就足以让制度的初衷发生很大的转变。

    按照曾国藩的理念就是,上层英明,吏治清明,下层农民的地位重要性自然就表现出来了。

    说夸张一点,当初孔子还说大家都是道德圆满的圣人,那天下都太平了呢!然后这种思想整出来有啥意思?

    你曾国藩是厉害,你还大公无私,你大佬还以身作则,一心为了国家强盛。

    但是!关我啥事?

    虽然天下官吏不可能都是那种损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是恐怕有些时候还要更甚之,反过来盘剥百姓的不在少数。

    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少不了的。

    可以说无论是孔子的理想国度,还是孟海公所知道的,所谓杀贪官杀的最狠的朱元璋,都不是在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矛盾的方式。

    孔子的理想境界不说,压根就不可能彻底做到的事情,你还不如直接说共产按需分配算了。

    至于说刑法,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对贪污官员的打击力度来看,朱元璋绝对是最狠的,对贪污官员采取剥皮抽筋等极刑,而且在位期间杀了15万贪官,但是,效果微乎其微,贪官们仍前赴后继的进行贪污,反而越杀越多!

    明朝的贪污不断的另一个理由是官员的俸禄过低,当时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所以即使杀人无数,明朝一朝始终在贪污的笼罩之下。

    这个就比较过分了,毕竟在封建社会谈什么公仆没意义,归根到底还是要他们去做事,总归要先把他们养活了才有后面的事情。

    所以只能说是多方面相互配合最好。道德培养当然需要,不管怎么说,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培养总比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类的要靠谱。如果说这种功利的思想成为主流,那很多事情就彻底完了。

    而生活保障却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以隋朝旧制来说,还没有朱元璋那么夸张的套路,生活费什么的还是很多的,这一点曾国藩也不准备反对,不养活自己还谈道德的并不一定就更有用,很多时候对百姓来说吃饭比道德重要,如果官员是那种清谈道德的大佬,反而会坏事。

    在然后,警戒线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朱元璋那种酷刑加上各种密探机构都搞不定的事情,什么样的警戒线才有用?

    一般来说,谈到这个问题,就会拿雍正来和朱元璋做对比。

    雍正皇帝,未登上皇位之前就被人称作是冷面王,登基之后更是大刀阔斧改革,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将官员的薪酬俸禄一减再减,虽然引来了无数的骂名,但是却充实了国库,将大清王朝从败亡线上拉了回来。

    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在追查贪官时,就是死也不放过他,让他的子孙做穷人。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万万不行。

    雍正的招数相比朱元璋印痕的多了,相比朱元璋狠辣的诛杀,雍正的招数更是诛心之举,雍正打击贪官的办法分三步:

    1、首先罢官,然后再索赔,这样就堵死了贪官继续鱼肉百姓的可能。

    2、索赔,所贪欠金额一经查实,无论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必须全额如数赔偿。如果部门亏空,所在部门主管官员要负相应的经济责任。

    3、抄家,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一方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就是赃官死了,也要向他们的子孙们追赔。

    而且后来还发明了让官员围观行刑的观斩,血淋淋的场面对在场官员起到的震慑作用不言而喻,所以雍正一朝,在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后来从雍正反腐倡廉开始后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真要说起来,孟海公攻破城池之后实行的做法也是如此,当然孟海公针对全体官僚审核的不仅仅是贪污问题,在其位不谋其政,损公肥私之类的也在其中。

    而且还有充丁入伍作为赔偿的手段,杀伐起来没有那么凶,说起来这两位比孟海公是狠多了。

    但是,反过来说,自上而下从来不是从本质上解决吏治问题的办法。

    孟海公多少有点觉得,这个事情还需要自下而上的贯穿配合。

    比如开民智,开言路,提高生产效益等等各种手段直接提高农民的地位,进而倒逼官僚群体奉公执守。

    古代虽然也有所谓告御状,景阳钟之类的东西,但是说白了都是装饰意义大过实际意义。真当京兆府是包大人的开封府啊?还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看多了?哪有那种事情?

    相对来说,现代舆论倒逼政治的案例倒是可以作为参考。就孟海公来说,就看到过一些小说里面安排各种清谈之士到处探访民情的说法。但是这还不够,百姓自身也需要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能力,才能起到制衡官僚的作用。

    当然,这就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甚至连曾国藩都不能保证能做到孟海公所想的情况,只能先走上层吏治的路线。

    不管怎么说,这方面还是先让曾国藩配合着上官婉儿去做,等这次出征以后看看能不能召唤更多人一起1共同推进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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