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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部防线出现难得宁静的时候，而苏区北部防线上依然是炮火纷飞。三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坚守广昌北面甘竹一带最后一道防线。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北路敌人以4个师攻占凤翔岭后，很快在东华山一带建立了大量碉堡工事，并以此作下一次进攻的基地。中央红军主力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便主动出击，三军团冲击东华山前沿阵地五都寨，一军团则迂回敌后，一度形成对国民党军4个师的包围。这一仗红军若能取胜，至少将使国民党北路军崩溃。但由于一、三军团火力不强，包围了两天没能消灭敌人，而陈诚援兵已至，一、三军团只能撤退。这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20个团以上，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战斗，红军主力一、三军团遭受较大损失。
五都寨战斗后，陈诚按预定计划，继续采取稳扎稳打，缓慢向前推进，逐渐逼近广昌。这时，以bo古为首的z共z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在广昌组织一个指挥部，以bo古为政委，李德担任事实上的总司令，调集一、三、九军团主力共九个师，准备同敌人决战。他们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要象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大肆筑堡挖壕，修建所谓的“永久工事”。实际上这些泥木砖石修成的土堡垒，根本承受不起飞机和重炮的轰击。
四月十日，北路敌人以11个师的重兵，在飞机、重炮、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分两路进攻广昌。bo古、李德亲临前线指挥，对全军下了死命令：“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在敌机和重炮的猛烈轰击下，红军的堡垒几乎都被夷平，而守卫堡垒的红军指战员常常整营整营地被消灭。很多红军高级将领如三军团长pon德怀、一军团长lin彪、政治委员lie荣臻等，纷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应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然而，李德仍顽固地坚持已见，胡乱指挥，从而红军失败成为定局。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战斗从4月10日打到4月28日，十八天在敌人炮火下的死守，造成了红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一一4000人阵亡，20000人受伤。单是三军团伤亡就超过三分之一。面对如此的惨重损失，彭老总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着李德的面怒斥道：都是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瞎指挥，“根据地和红军将会被你送掉！你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在进行着保卫建宁的战斗。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尽管红军浴血奋战，作了最坚决的抵抗，但仍未能守住。5月16日，红军被迫放弃了建宁。
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之后，气焰更盛。自七月上旬起，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分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然而，bo古、李德仍未能汲取广昌失败的教训，依然采取“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等地区，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拚消耗，红军逐渐陷入绝境。
南线自红军与粤军开始进入秘密谈判后，我就知道苏区南部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安宁。如何利用这段时间求得红34师的发展及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引起我深深地思考。我不断与几个师领导进行探讨，交换着意见，又开了几次会，逐渐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结合后世的一些先进的军事理念及军事思想，我决定将34师的人员编制暂定为15000人左右，分为5个战斗团与师直属部队，每个战斗团约为2500人，可作为一个独立作战单位，并结合武器配备及军事训练，战斗力应达到或超过敌主力师的一个旅。这样一个师的战斗力就可达到或超过敌两个主力师。因此，还须扩建一个团，其兵源来源是粤赣军区为我师补充的1000新兵，我们自己扩红500人（自我师取得武平大捷后，自愿到我师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再加上伤好归队的老战士1100余人；这样，我师编制就可达到满员要求。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还需提高全师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和技战水平。首先是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才是我军战胜强敌的重要法宝之一；使每个干部战士真正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懂得只有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冶，天下穷苦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进一步增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自觉牲，步调一致，上下同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做到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拖不垮打不烂，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为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活动的开展，如个别谈心、诉苦会、演戏、讲故事比赛、革命歌曲比赛、体育竞赛等，将政治思想教育融入其中，就会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第二是加强全体指战员的身体素质、军事素质及技战水平的训练，并不断提高。由于南线秘密协议的签订，我师已无大的战事，只需少部分部队修筑工事和战斗值班，因而全师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进行高强度训练。笫三是继续加强教导大队的培训，进一步提高班、排、连基层指挥员的军事水平与指挥能力。同时，开展营、团干部的军事培训。笫四是在全师兴起一个学文化的热潮。主席后来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要求全师指战员至少学会300至500个字。总之，希望通过这几个月的训练，使全师成为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铁的组织纪律，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和技战水平及一定文化素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我将自己的这些设想与建议，在师党委扩大会上提了出来，获得一致赞同。师党委作出决定：责成各单位、各部门立即制订具体方案计划，迅速实施。于是，一个轰轰烈烈地大练兵、学文化活动在34师蓬勃地开展起来。
我在这个时期除了担任营、团干部培训班的部分讲课外，主要精力都放在分析研究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上。进入五月份，局势更加明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了；剩下的只能是突围、长征。我也得考虑为红34师长征作物资上的准备了。这时，苏区南部与粤军的秘密通商的渠道已经开通，我将需要的物品开列了一张清单：油布15000张（缝制雨衣），煤气灯五盏、防风马灯500盏，煤油4000斤；手电300个，电池2000对（包括发报机用的电池）；钢盔6000个（武平缴获有9000个）；盐巴3000斤，各种医药药品50箱……。责令后勤部务必在七月底前全部弄到。
六月中旬，随着国民党北路军的节节推进，而陈济棠的南路军自3月以来进攻苏区却毫无进展，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在其威逼下，陈济棠不得不集中兵力，准备进攻筠门岭。此时守卫筠门岭的红军主要是我红34师和红二十二师（原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已调走）。陈济棠怕强攻遭受重大伤亡，再加之有红34师在，不太好对付；于是便派出代表与我部商谈，我请示上级得到同意后，可以让出筠门岭防线。但我和政委商量趁此机会狠敲陈济棠一把，于是便提出了交换的条件。若粤军无偿给我军提供如下物资：75mm山炮炮弹800发，*1500发，98k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30挺，各种子弹50万发，*300公斤，望远镜60个，药品50箱，全国地图及南方诸省地图；则我军同意让出筠门岭。陈济棠拿着我的清单，掂量了又掂量，考虑了再考虑，最后还是心疼了一下，答应了我军的条件。六月底，双方在筠门岭防线胡乱放了一阵空枪空炮；我军便带着“南天王”送来的“礼品”，高高兴兴地撤出了筠门岭。陈济棠也欢天喜地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去了。蒋介石一高兴便赏了他十万块大洋。
七月上旬，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界挺进。但此举亦未能调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和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已退至白水以南的高连山区。而高虎垴、驿前是中央苏区最后一道险要屏障，再退下去，就无险可守了。为确保最后一道屏障，中革军委决定将我师调往驿前。这时，我师近4个月的训练已结束，人员编制、武器调整也已完成，全师达到满员编制，共15126人。师炮兵营得到了加强，两个山炮连，两个迫击炮，一个野炮连。新组建了一个师骑兵连，全连120人，配备50支*，50支自动步枪，6挺轻机枪及全部马刀，虽然组建时间只有几个月，但指战员训练十分刻苦，连吃饭睡觉也在讨论骑兵战术，目前已基本掌握骑战技术。另外，还成立了一个情报处，利用缴获的敌军大功率电台，专门从事对敌军电台的监听，分析破绎敌军电台密码，以截获敌军的各种情报。同时，利用缴获的收音机收听敌广播电台，利用缴莸的各种书刊报纸搜集了解敌人的各种信息动态及国际国内的形势。这一切，对我军日后行动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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