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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心而论，这次罢免杜衍并不是首相章得象的主谋，而是出自宋仁宗原本准备用来抗衡夏竦的枢密使陈执中。
事情的起因，源自于当初反对宋仁宗起用陈执中的谏官孙甫和蔡襄的辞职。
毫无疑问，蔡襄、孙甫同属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但如果和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相比，蔡、孙二人却缺少了一种无畏的抗争和凛然骨气。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更多的选择是挂冠而去的悲壮。因此，当他们在劝谏仁宗皇帝不要起用陈执中、并遭到仁宗皇帝的拒绝后，孙、蔡二人同时做出了辞去谏官和京朝官的选择。
孙甫出任谏官原本是杜衍推荐，不知仁宗皇帝是有意试探杜衍，还是出于某种别的考虑，宋仁宗将孙、蔡二人的辞呈批给了中书，让他们去处理。当时，朝廷谏院现任谏官几乎所剩无几，中书经过商议后，向仁宗皇帝上奏，以谏官现在人少为由，请求让孙、蔡二人留任，宋仁宗也同意了中书的奏请。
但是，已身为枢密使的陈执中，平日非常恼火杜衍在朝政上每每跟他意见不合，又衔恨于孙、蔡二人当初反对过自己，心里早就巴不得孙、蔡两个家伙快点滚蛋，且滚的越远越好，现在孙、蔡二人居然让杜衍给留了下来，陈执中心里一肚子的窝火。因此，当杜衍回到中书，让属吏起草好留任孙、蔡的札子，自己和章得象先签了字，继而让陈执中签字时，却遭到了陈执中的拒绝。非但如此，陈执中还睁着眼晴说瞎话，对让他签名的属吏说：皇上并没有让孙、蔡二人留下的明确旨意，这事还要再上奏皇上的，为什么如此急迫要降下留任二人的札子？
陈执中的无赖行径让杜衍非常恼火，杜衍愤然将写好的札子扔进炉火中烧了，却不想此举却为陈执中构陷他提供了依据。陈执中向仁宗皇帝密奏：杜衍和孙、蔡二人结党，想把二人留在谏职，臣发觉了他们的阴谋，杜衍竟把证据给烧掉灭迹。
陈执中的密奏，让仁宗皇帝下定了罢免杜衍的决心。
于是，就在范仲淹、富弼罢职诏书下达之后，仁宗皇帝紧接着又下诏：免去杜衍宰相之职，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而尤其让杜衍寒心的是，在他罢职的制词中居然有“自居鼎辅，靡协岩瞻，颇张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这样几句定语。
杜衍，何其可悲惨、何其无辜也！
杜衍罢相；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富弼罢枢密副使。
至此，力主新政的朝廷大员中，除了一个枢密副使韩琦还位居两府之外，其余的人全被清除出了中央内阁。
萧瑟秋风今尤烈，花自飘零水自流。
韩琦孤单单留在两府，尽管他有自己独特的处事原则，不象范、欧、富那样总把君子、小人弄的泾渭分明，并由此招来众多忌恨，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韩琦与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的同气连枝、本质上与范、欧、富的相同，及处事必分邪正的立场，注定他要被视作范仲淹一党的人。因而，当新政的反对者们取得绝对胜利后，御史中丞王拱辰得意洋洋跑到枢密院，在韩琦面前又演出了他当年和韩琦一同主持开封考试的一幕，奋手做了个跳掷之势，警告韩琦“须是跃出党中！”，意思是警告韩琦，现在必须脱离范仲淹的朋党，不要再跟他们走那么近。
不过这一次，王拱辰已经不是当年愤怒韩琦不帮自己的身份了，而是以一个踌躇满志的胜利者身份。然而，王拱辰还是小看了这位大宋王朝未来的一代名辅，韩琦面对王拱辰的得意和警告，仍然是不卑不亢，平静地对王拱辰说：“我韩琦从来只服从道义，不知道有什么朋党。”
宋仁宗一脚将新政大员踢开，实在难避“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嫌。
何况，西夏和契丹这两只狡兔还没有死。
但对于一心想早日清净的宋仁宗来说，这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概念了；早在去年十二月，随着夏、辽战争的结束，宋、夏议和也到了只差宋王朝对元昊进行册封这一步，既然元昊答应对宋称臣，不管这种称臣对宋仁宗和元昊来说，是怎样一种双方都心知肚明的把戏，但大宋王朝终于是保住了颜面，宋仁宗再也无心去跟元昊在别的条款上计较，于是在南郊大典结束之后，便派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再使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更名曩霄，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允许其自置官属。
宋仁宗不顾后果，接受元昊议和条件，只图眼前安逸。
但做为帝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韩琦却从夏军战胜契丹大军的事实中，既看到了宋国潜在的危机，也看到了大宋王朝的机遇。于是，韩琦在权衡了诸多利害得失之后，上书仁宗皇帝：
现在朝廷已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同时契丹也把辽国结束西征的情况通报了我国。但这个时候如果认为就太平无事了，那我国日后必然将会面临三个大的忧患；但如果能把国家这次历经的边患当作教训，以此作出长远考虑，那我国日后则必能从中得到一大利益，现在臣就对此作一下分析：
自西夏军队侵掠西北以来，至今已经七年，但不管是西夏军队是小部队进入、还是大规模的进攻，我国在军事上都没能给其以沉重打击。现在西夏乘连胜之势却来和我国讲和，无非是因为战争所需的物资全部都是从西夏百姓手中获取，而侵掠我国所得到的无法抵销西夏的付出，得不偿失，同时因为我国断绝了和西夏边界上的贸易来往，至使西夏经济困乏，受到重创，西夏暂时接受称臣的虚名，并为此每年从我国要走二十五万的巨资，以为这就是西夏元昊的最终目的吗？况且契丹的国势素来强大，而西夏元昊都敢和他们相抗衡，如果让西夏每年拿走我国的岁赠及从双边贸易中再获得利益，国内充实，一旦我国边备放松，则元昊必然会再次生出夺取关辅的野心，这是臣所说日后必有三大忧虑之一。
这次契丹因为西夏引诱他们边界上的百姓归附，愤而出兵讨伐西夏，结果却铩羽而归，没能达到战胜的目的，现在见朝廷封册曩霄，契丹人心中肯定不高兴。近来我国派在契丹的间谍传回情报，说契丹人都在议论：去河西跟西夏军队打仗，那里都是沙漠，得到的战利品除了牛羊还是牛羊，但如果南下，则美女和金银财宝到处都是，要多少有多少，臣恐怕契丹日后会向我国提出更多条件，或者要求我国不能接受元昊议和，否则就撕毁两国盟约，且我国屯驻河北的军队缺乏训练，一旦战事骤起，不胜溃退，必然会引起京师强烈震动，这是臣所说日后必有三大忧虑之二。
昔日后晋石敬塘借助契丹的帮助建国，每年给契丹财帛三十万，今天我国每年给契丹五十万，给西夏二十五万，使二虏借此富强，而我国向老百姓征收的税赋则日渐加重，万一遇到连年自然灾害，则我国就会面临来自内部的巨大威胁，而不仅仅只是外部，这是臣所说日后必有三大忧虑之三。
这次契丹自恃强盛，想靠着强大军事力量征服西夏，仓促出兵，结果反遭败绩，游牧民族性情骠悍，有仇必报，恐怕两边自此将要交战不休，而夷狄相争，却正是中国之利，也正是朝廷从容制定长远战略规划、以随时准备迎击敌人挑衅的大好时机，如果能内整纲纪，外练将卒，休息民力，蓄敛财用，等待二虏两败俱伤，则一举可收复幽蓟（幽蓟十六州）灵夏（西夏）之地，那时振耀威灵，弹压夷夏岂不一踟而蹴！这是臣所说日后必有一大利者也。臣愿陛下深思，去大忧而取大利，则为天下之福。
现在范仲淹、富弼往河东、河北经制边事，他们两人必然也会提出一些建议，然而臣久在陕西，现斗胆对陕西如何部署再提出自己的建议：
现在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虽然不再设招讨使，但边备不可因此松弛，请仍然选择有才望的近臣担任主帅，特降手诏，让其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经营一方，以备羌人翻覆之变。
又，四路所驻扎的部队，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兵力宜留在边陲；百分之二十的兵力下令调回；剩下百分之二十分别屯住在沿边附近的州军。鄜延路屯驻于河中府；环庆、泾原路屯驻于邠州和永兴军；秦凤路徒屯驻于凤翔府，每路设钤辖一员，驻泊都监二员，和各路知州负责共同训练，但仍负责其本路，如果没有意外事情发生，不得轻易从屯驻地抽调所属兵马，知州才能、名望不够者，请朝廷另行选人以备。
又，四路所抽调就粮的土兵，请委托给各路帅臣视具体情况分派，每年分为两批，一批驻守边防，一批放归本处，这样不仅能够减省边防上的粮草供应，并且士兵没有久驻边陲之劳。
又，陕西各州军经过南郊赏给之后，财政方面已经空虚，现在范仲淹若过去陕西宣抚，又要从军费里支取一笔钱，徒增浪费，
如果认为臣的意见可行，陕西又没有其他必需处理的事情，那就不必再让范仲淹去陕西。
还有，近期以来，各路招募了宣毅兵（地方卫戍部队）将近十一万人，可是朝廷财力物力不足，用什么来供养？况且平时老百姓间发生的鸡鸣狗盗案件，自有巡检、县尉可以捕击。如果这些兵是为了防备大规模的群盗，那只需要在一路首府驻地增加一些兵力就行，不必每个州都要防守。除河北、河东之外，请朝廷对京东、京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宣毅兵进行裁减，每个指挥以300人为限，以后有空缺，随时可以招补。今天的部队，兵多而不精，空费财用，现在陕西、河东、河北、京东州军已经派人去拣选，其余各路也请圣上派近侍内臣，分别前往拣选，这样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部队经费可以有所保障了。
韩琦，在帝国政坛一片萧杀中依然固守着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同时也默默等待着政局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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