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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仁宗在任命诏书下达时，又告诉欧阳修“不要做长久离开京城的打算，有什么事情该说还是要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仁宗皇帝对这位大嘴谏官言不由衷的安慰罢了。
宋仁宗，先前对欧阳修倚之何重？此时又弃之何轻？聪明如欧阳修者又岂能看不出来？这位忠正梗直、一心为国之士，在听了宋仁宗这道心口不一的口谕后，不无悲愤、伤感地回答说：“谏官是能风闻言事，但今日欧阳修远离京城，又身负具体职责，再去说三道四，那就是越职言事，是有罪的。”
宋仁宗自然能听出欧阳修这话中之意，但却仍假惺惺作态：“如果事情应当奏闻，那还是要奏闻的，不可用在内、在外的借口推辞。”
宋仁宗这话，听起来又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欧阳修的离京，对新政大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谏官蔡襄、孙甫还想改变宋仁宗的决定，上书朝廷请留欧阳修，但遭到仁宗皇帝的拒绝。
庆历新政的最高指挥者，正在一点点转变意向。
而此时的范仲淹和富弼，还在以天下为己任，为答报仁宗皇帝的知遇之恩，日夜谋虑，渴望革除朝廷由来已久的弊端。
不能否认，革新派们这种急功近利、恨不能一趨而蹴的改革思路，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就规模阔大，阻碍重重。
新政中最先实施的吏治改革，是革除大宋王朝固疾的关键一环。当初派下去按察地方官吏的“八府巡按”们，也陆续将考核的各地官吏政绩汇总到了中书，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地方官员考核不合格的举劾。范仲淹按名索骥，把那些被举劾官员一笔勾销。
范仲淹一笔下去，就等于断送一名官吏的政治生命，任你当初十年寒窗苦读，费尽心血挣来这身官服，到这时候也只能哀怨兴叹，捶胸顿足，那淋漓墨汁下面掩盖着的，是被勾者痛断肝肠的绝望，果然是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啊。
范仲淹如此决绝断然、毫不留情，让一直力主革新的富弼都看的是心中大为不忍，富弼不无慈悲地对范仲淹说：“范公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难道比得上一路百姓哭吗？”
伟哉！范仲淹！
如果说新政“择官长”的实施，针对的是地方官吏，那些被开销的庸官污吏，在政治上对新政大员构不成什么直接威胁的话，那么“明黜陟”和“仰侥幸”的实施，所触动的则是京朝官员中绝大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明黜陟”，是对朝廷实施已久的“磨勘”迁官办法进行改革和限制。过去的磨勘法，官员们是循序迁转，很容易按年资升到一个高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你当了组长，等年限够了就升到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以此类推。而官职升到了一定的位置，官员也就有了恩荫子孙作官的资格，这就导致了帝国大批官吏的诞生。
而新法却规定：凡待制以上，自迁官后6年，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才能再迁，有过失的，则延长年限，迁至谏议大夫这一级为止。京朝官四年磨勘，迁至前行郎中为止。少卿、监官员限定人数为70人，有了出缺才能补。而少卿以上职务的迁官，必须要听皇帝的旨意。这条新法等于阻断了京朝大部分官员论资排辈、最终都能熬到高位的路。
“抑侥幸”，是对官员恩荫任子制度进行限制。
当初太祖皇帝建立大宋王朝，规定的任子办法本来是台省官员到了6品，诸司官员到了5品，登朝历经两任之后，才有恩荫子侄的资格。但到太宗皇帝时，这个限制放宽了，至七品就可以享受恩荫资格。而且又规定：凡皇帝的生日、三年一度的南郊大典，都可以让官员恩荫子孙一人。换句话说，就算是一个混蛋，只要丫的命好，生在了官员之家，那从丫的出生那一刻起，注定他长大了就是官。这还是没有把皇帝的特别恩荫计算在内，结果导致了朝廷恩荫泛滥。
其实，早在宋仁宗庆历元年的时候，就有人上书仁宗，指出朝廷无节制恩荫子孙，势必将导致子弟不修艺业，纨绔子弟只要生于官宦之家，亦能进入仕途，使之从政，只能害民的弊端。
现在新政规定：朝廷大员子侄今后不经考试，不得进入馆阁任职。凡选人年龄在25岁以上，遇郊祭，限半年赴铨试，即使铨试合格了，还要有三名京朝官员保任，才能派往各地任职，并对恩荫子侄的人数、年龄、官员品级做了相应的限制。
新政的实施，无疑使朝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受到了巨大损失，也为新政大员们树立了太多的对立者。只不过，新政是在天子支持下实施的，反对的人一时间不敢提出什么意见，正犹如一座火山积蓄着暴发的能量，等待着喷发的时机罢了。
现在，宋仁宗对新政的期望正在渐渐消退，得意一时的新政大员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已经是不言而喻，不是不报，是时候还没到而已。
也就是在欧阳修被派出京城不久，宋仁宗再次下手诏给两府大臣，向他们提出了五点责问：
一：该用何人镇守西北？
二：民力困弊，财赋未强。
三：军马尚多，何得精当？
四：将臣不和，如何制置？
五：躁进之徒，宜塞奔竞。
天子的五条责问，极为明显地透出了对新政实施半年，并没有取得相应效应的不满。
新政大员们诚惶诚恐，韩琦、范仲淹就有关陕西、河北边防事宜回答了宋仁宗的提问，其中陕西方面8条，河北方面5条。
就在新政大员们明显感到来自最高统帅的不信任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夏竦张开的那张阴毒大网，也在此时不失时机地向新政大员们笼罩过来——
大内皇宫里流传着一条惊人而又可怕的消息：直集贤院的石介，已经为富弼写好了废立诏书，新政大员们正酝酿一场政变，废掉仁宗皇帝另立新君。
阴谋的扣子果然扣在了范仲淹早就预言“此鬼怪之辈，早晚要坏事”的石介身上。
就在几个月前，韩琦宣抚陕西回京后，向仁宗皇帝推荐了石介和孙复，当时，宋仁宗正致力革新，于是接受韩琦的推荐，以石介直集贤院，仍兼国子监直讲。
或许这位迂腐而正直的名士，对天子的英明真的是铭感五内，于是屁股眼儿一热，立刻给枢密副使富弼写了一封信，希望新政大员们效法古人，行伊、周之事。
“伊”，是指辅佐商汤建立商王朝的伊尹。
“周”，是指为周王朝殚精竭虑的周公。这二人都堪称古代有名的圣贤。
石介一腔爱国热血奔涌，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鼓励新政大员们不要辜负皇上的知遇之恩，要尽心竭力地辅佐皇帝，开创大宋帝国一代辉煌伟业。
然而，石介这封信被夏竦知道了，极工心计的夏竦便让家中那名侍女天天模仿石介的笔迹，终于是模仿到了维妙维俏、几可乱真的地步。
夏竦，终于要使出他的致命撒手锏了：夏竦让侍女以石介的笔迹，把信里面的伊、周改成了伊、霍。
霍者，是指汉代的霍光，在汉王朝以废立皇帝著称。而也就是这一字之差，石介这封信里的内容便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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