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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七日,这一天,对大宋王朝新政大员们来说绝对是个不祥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被“朋党”流言搅的心烦意乱的宋仁宗,召集两府大臣,于众目睽睽之下质问辅臣:“自古都是小人结朋党,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
几乎任何人都能听出来,天子这话是有感而发,意有所指。
沉默良久,范仲淹回答说:“臣昔日在边疆的时候,发现作战勇敢的人自为一党,怯懦的人自为一党,那么在朝中,邪、正之党也是如此,关键在于陛下心中是怎样想,如果结为朋党而所做的都是好事,那对国家又有什么坏处呢?”
范仲淹的回答,无疑是承认朝中有朋党的存在。
但范仲淹为朋党辩护的理由,在仁宗皇帝听来却是那么的苍白:自古以来,凡是结党的人,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小人,他们打出的旗号也都是为江山社稷之福,但历朝历代被党争包围的皇帝,哪一个最终不是大权旁落,于史册上留下千古笑柄?
宋仁宗不要做这样的皇帝,绝对不要。
很难说,此时的仁宗皇帝在心里没有权衡过再一次惩戒“朋党”的利害得失。
范仲淹所承认的“朋党”,难道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所作所为都是好事吗?新政实施可是正当紧要的关头,要是再掀起惩戒“朋党”的事,那新政几个月的努力势必功亏一篑。再一点,范仲淹公开承认“朋党”,但似乎不象流言所传的那样有多严重,是不是自己对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了?还是有人暗中放冷箭?
宋仁宗,最终没有下决心追究“朋党”一事。
然而,宋仁宗没有追究朋党,大嘴的欧阳修却愤于小人们“朋党”的诬陷,再次挥动他的如椽大笔,石破天惊推出了他名传千古的杰作——《朋党论》,公开为“朋党”翻案:
臣听说朋党这个问题自古就有,但关键在于人君(皇帝)怎么辩别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而已。大凡君子和君子,以志同道合为朋;小人和小人,以相同利益为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臣却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小人喜好的是功名利禄,贪婪的是金银财货。当他们有共同利益的时候,就会暂时结为同党,争先抢夺利益,等利益抢完了,又会变得疏远,甚至相互贱害。而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此修身,因为有共同道义而相宜,以此效力国家,则是一片丹心、同舟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为人君者,应当退小人们的假朋党,用君子们的真朋党,这样则天下大治矣。
欧阳修语不惊人死不休,居然视先圣“君子不党”的至理箴言于不顾,公然鼓吹君子结党,于国有利,且不无为范仲淹当年因“朋党”遭贬翻案之嫌,亦不无对宋仁宗十年前深戒“朋党”批评之嫌,一时间引起朝野大哗。如果再更加引深一些,某种意义上说,欧阳修《朋党论》所涵盖的,更是可以认为凡对新政大员们有异议的,一概都不属于君子之列。
世界上任何坚固的堡垒,几乎都是先从内部开始颓坏,直至最后倾覆,何况,咱们的仁宗皇帝匆忙支起的“庆历新政”这座堡垒,根本就缺乏坚实的基础,更谈不上坚固。如果说宋仁宗是支起这座堡垒最关键的一根支柱,那么现在,这根支柱在“朋党”流言蜚语的剥蚀下,正在开始一点点摇晃、破碎。
欧阳修石破天惊的《朋党论》,并没能坚固宋仁宗对“君子结党”的认知;也更无法变成一道厚实的屏障,隔断宋仁宗的耳朵;同样,更不能让夏竦等人对新政大员的构陷就此罢手,相反,却换来了夏竦更加阴狠的反击。
做为前朝老臣,夏竦对宫内之事决不陌生,他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动摇宋仁宗对“君子党”们的信任。
夏竦选择了仁宗皇帝身边的内侍太监蓝元震。
夏竦和内臣结交由来已久,只此一点,足证夏竦颇工“谋臣”之道。皇宫大内有自己的亲信,那天子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做外臣的便都能随时了如指掌,如此,无论做任何事情、讲任何话,便都能把握的恰到好处,迎合圣上的欢心,这实在是“谋臣”惯用的手段。但是现在,夏竦所需要的不是想知道仁宗皇帝有什么动静,而是让蓝元震在仁宗面前给君子党们垫砖,狠命地垫砖,你丫的仁宗皇帝不是还不大相信朋党吗?那就把这根针给你插到心里。退一步,就算此计不成,咱还有更阴狠的一招:咱培养的那个能写出和富弼一样字体的侍女还没用呢。
蓝元震没有让夏竦失望,这位仁宗身边的亲近内侍告诉仁宗: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这四个人,曾经被蔡襄称之为“四贤”,陛下当初曾经将这些人斥去,但没多久又把他们给召回了京城,这四个人一时得势,立刻就把蔡襄给引进谏院,这是把国家的爵禄做为私人恩惠啊,是巩固他们朋党的关系,这些人互相提挈、相互帮衬,如果一人结党十几个人,那五、六个人的党羽加在一起,就是五、六十人,这五、六十人再相互提挈,这样用不了两、三年,他们的党羽便会布满朝廷各个紧要部门,那时候,这些人误国肥私,惑乱朝纲,还有谁敢站出来说话呢?
蓝元震此话危言耸听,但他用了一个数理倍增的可能性,却让仁宗皇帝砰然心动。尽管宋仁宗不相信范仲淹等人真敢如此结党,但蓝元震的话却不能不使宋仁宗对朋党的疑虑近一步加深。
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仁宗皇帝意在防戒朋党的第一个信号出现了。是时,河东路屡次上奏,因为粮草供给困难,要求朝廷废弃远在河外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县)。
在这里,我们不想去花费更多笔墨,论述当时请求放弃麟州的那些官员是怎么想的,这群没脑子货简直是在自毁大宋长城。
麟州,是杨家将的故乡,位于宋国河东路西北,靠近西夏,距北部契丹边境也不算远,地形易守难攻,从军事战略上说,如果夏军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向东进攻,麟州则首当其冲,宋国扼有麟州,则能西抗西夏、北拒契丹、南保河东路,而且,如果西夏军大举南下,宋国则可由麟州出兵直逼西夏后方。也正是因为麟州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北宋一代,麟州也就成了宋、辽、西夏三国必争之地。
河东路请求放弃麟州,按说这样的事情应当由枢密院或者中书来管,朝廷大臣中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处理,但出人意料,仁宗皇帝却将这个专使差事派给了欧阳修,命欧阳修前往河东,就麟州之事和转运使去具体商量(欧阳修实地考察麟州后,在他的《论麟州事宜疏》和《请不弃麟州疏》中指出:麟州城堡坚固,地形高峻,乃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麟州天险,不可废!)。
不久之后,宋仁宗更以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仁宗皇帝这个任命,明摆着是把欧阳修放出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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