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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宋仁宗如此急功近利、渴望一夕之间便能让国家有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的心情，毫无疑问注定了大宋王朝这场即将到来的改革将同样也是短命的，它的出现犹如在历史长河中投下的一块儿石头，只能激起短暂一圈涟猗，涟猗过后，仍将是波澜不惊，死水一潭。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宋仁宗这位大宋王朝改革始作俑者，还是范仲淹、韩琦、富弼这些改革的先锋，他们不仅缺乏承受改革将带来必然阻力的准备，也缺乏一整套深思熟虑的应对方案。须知，自北宋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代王朝，只靠着热情、理想、和一时冲动，最后变革成功的先例。而同时，中国士大夫们最讲究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哲理，及他们所追求的“视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也注定了庆历新政这场变革终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改革热情和行动，都只能建立在皇帝的支持上，而一旦失去皇帝这台发动机的支持，所有的功能也都将全部失去，而恰恰，软耳朵的仁宗皇帝还是一台最容易出毛病、撂挑子不干的发动机。
然而，为了国家繁荣昌盛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君子的正直与高尚，无论他们的改革最后成功还是失败，后世的人们不应、也更没有资格以成败论英雄，对他们复兴中华的伟大壮举有丝毫的指谪。
宋仁宗对范仲淹、富弼超乎寻常的倚重，使这两位新政府要员十分感动，现在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于是，就在这次开天章阁不久，范仲淹向仁宗皇帝呈上了他拟定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
范仲淹在这份方案中，根据帝国朝政目前的现状，列举了应当首先采取的十项措施：
一；明黜陟。改变宋王朝实行的文官任职三年、武官任职五年，经考课院勘察，如没有犯大过失便可依例升迁的磨勘制度。
宋王朝实行这种官员转迁制度，其原本目的是鼓励官员勤于政事，但到后来，考察这一项便成了虚设，而资历却成了升迁的惟一标准。这就造成了官员不思进取、但求无过的状况，“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与不肖共进”，“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历历皆是。”范仲淹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此下去，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范仲淹建议：应通过公平竞争，赏罚分明，以达到“人人自劝，天下兴治。”
二；抑侥幸。改变官员靠资历恩荫子孙制度。
宋王朝这项恩荫制度，是每逢国家南郊大典和天子生辰，从内阁大员至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申请恩荫子侄作官，这就使得朝廷的冗官多如过河之鲫。范仲淹建议：此后两府、两省官员，遇大礼只能奏一子充京官，至于兄弟侄子，还需要经考试后才能录用。
三；精贡举。对朝廷取士和学校教育进行改革。
四；择官长。地方官员任命由上级推荐。
五；均公田。取消官员职田。
六；厚农桑。加强水利建设。
七；修武备。恢复唐初的府兵制。
八；减徭役。合并县镇，减少州县官员。
九；覃恩信。朝廷诏敕要坚守信用。
十；重命令。朝廷必须令出则行。
范仲淹条陈的十事，其中很多内容和韩琦当初所上《救弊八条》内容都很相近，尤其是“明黜陟、抑侥幸”两条，两人实在都是击中了宋王朝当时弊政的要害。
继范仲淹条陈十事之后，富弼也向仁宗皇帝上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
庆历三年十月，新政中的“择官长”一项首先实施。
范、富二人意见一致，主张选派得力官员按察地方官吏：
今内外官员虽多，但和陛下共同治理国家的重要官员，却是各个州县的主官，以往这些州县官员的任用都是不经任何选择，那些没有真材实学的人；贪婪昏庸的人；年老糊涂的人，全都按照朝廷惯例迁转，这其中，能真正为国为民的官员百无一二，国家任用这样的官员，造成赋税不均，狱讼不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老百姓控告无门，这样的情况，老百姓要是不想造反那才是怪事。而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为国为民的州县官员，而要想选出这样的官员，就下诏命给二府，全部重新选拔各路的转运使（统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荐贤能职责，后转运使职责扩大，已成一路最高行政长官），转运使选出后，即命他们各自选派知州，知州选出后，即命各州自己委派各个知县，这样，凡不称职的人就奏请罢免。各地官员选出后，不要调来调去，就让他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有做出成绩的官员可以升擢提拔，这样则官修政举，朝廷只需制定治国方针，负起领导责任，予这些官员以鼓励，则国家兴旺指日可待。
此后，根据范仲淹所陈十事，仁宗皇帝下诏，除了恢复府兵制这一条外，其余的各条都陆续颁布实施，并很快按照富弼的举荐，向数路军、州委派了考察官吏的转运按察使，亦今天戏剧舞台上总是代表正义的所谓“八府巡按”。
世界上任何事物，从它开始诞生的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是它死亡的开始。北宋王朝的庆历新政，同样也逃脱不了这个铁一般的规律。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导致新政走向失败的第一个信号，却是来自陕西。
宋仁宗庆历三年四月，当韩琦、范仲淹奉命从陕西调任中央内阁的时候，接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的人，是素以为人峻刻而著称的郑戬。
郑戬和范仲淹是连襟，其性格也和范仲淹有些相似，嫉恶如仇、刚正梗直，不畏权贵，但是却少了几分范仲淹“士”的风度。
当年郑戬权知开封府，发生了一件属下私藏**的案子，事情牵连到了宰相吕夷简、知枢密院盛度和参知政事程琳等一批政府大员。如果是一般官员处理这个案子，既然牵扯到了这么多的权贵大臣，很可能便会把事情压下来，或悄悄处理了事，但郑戬却居然下令拘捕了吕夷简的两个儿子吕公绰和吕公弼，并穷治其事。最后，御史中丞孔道辅、天章阁待制庞籍等十多人，也因为受到这一案件的牵连受到了处罚。可以说，郑戬谌称北宋王朝最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之人，甚或说是一代正直的“酷吏”，是千真万确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真正的“郑青天”，而绝非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包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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