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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三年八月,就在韩琦离京宣抚陕西之前,仁宗皇帝对中央内阁进行了第三次改组。
在谏官欧阳修的参劾下,老宰相吕夷简完成了他在大宋王朝最后的历史使命,以太尉致仕,彻底离开政坛;章得象升任首相。枢密副使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另一位枢密副使,老臣任中师被免去中央内阁职务,以礼部侍郎知永兴军。
大宋王朝风云一时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了序幕。
现在,改组后的中央内阁成员是:
宰相:章得象、晏殊。
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
枢密使:杜衍。
枢密副使:韩琦、富弼。
权三司使:王尧臣。
台谏官员是:
御史中丞:王拱辰。
知谏院:蔡襄。
改组后的中央内阁,尽管军、政两府主要职务仍由两位老臣担任,但明显可以看出,仁宗皇帝的这种安排,是想更多借助范仲淹等年富力强、富有改革精神的少壮派,以期给帝国日益腐朽的朝政带来焕然一新的局面。
宋仁宗庆历三年九月,决心改革朝政的宋仁宗向朝臣们发出了第一个信号:这天,仁宗皇帝召集辅臣,及知御史以上官员来到天章阁,在朝拜了太祖、太宗皇帝御容后,仁宗皇帝开始向众大臣询问安边治国方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章阁问策”。
但此时的众大臣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再一个,天子突然询问治国方略,兹事体大,岂能不三思而言、胡乱开口?因此,宋仁宗的天章阁问策,一时间竟让群臣缄默无言。
仁宗皇帝这次把大臣们召到天章阁,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座供奉着帝国最英明两位皇帝御容的殿阁,不仅是大宋王朝从建国走向鼎盛的象征,同时也是赵氏子孙缅怀先祖,朝夕惕励自己勤政治国的地方。
当然,仁宗皇帝让大臣们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暗示,那就是他要让这些臣子们知道:他这个天子,准备象先太祖、太宗皇帝那样,做一个国富兵强、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皇帝,而你们这些大臣也应象太祖、太宗朝的臣子们一样,忠心尽力,辅佐于朕。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次帝国对西夏战争的一再失利,及契丹所给予帝国的压力,让仁宗皇帝清楚地看到,大宋王朝只有自己强大才是根本,祖先挣下的这份基业才能国祚永存。
宋仁宗改革朝政的决心是坚定的,甚至是急迫的。
继这次天章阁问策之后,仁宗皇帝在朝会上又屡次诫谕范仲淹、富弼等人:务必要以国家为重,不负朝廷重托。
对于仁宗皇帝急于想改变帝国现状的心情,范仲淹是十分理解的。然而,范仲淹自有他的顾虑:改变王朝现有弊政,并不是一件说句话、吹口气儿那么容易的事。范仲淹这个担心不无道理,大宋王朝立国至今迄80年,朝政上很多弊端一言难尽,更造就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积重难返,尾大不掉,想溶化这层坚冰,岂能是朝夕之间便可做到的?范仲淹为此曾不无忧虑地对富弼说:“圣上对我的倚重可谓是到了极至,然而做任何事情都有先后,何况国家承平久安,大家都习惯了这些情况,这时候要改革掉这些弊端,不是朝夕能办到的事。
然而,急于见到成效的宋仁宗却不这样考虑,他觉得只要他这个天子同意,天下还能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因此,在天章阁问策后,迟迟没有得到范仲淹等人回复的宋仁宗,急不可耐地下了一道手诏:今来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府),所宜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得象等同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例闻奏,副朕拔擢之意。
按理说,仁宗皇帝既然倚重范、富实施改革,这封手诏应当下给范仲淹或者富弼,再或者下给中书首相章得象或副相晏殊,毕竟,改革朝政是政府的事情。但出乎意料的是,仁宗皇帝这封手诏却是下给了枢密使杜衍。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做为一代帝王的宋仁宗,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心思的缜密。在中央内阁要员中,65岁的首相章得象,和52岁的副相晏殊,或许因为年龄关系,要么就是出于老道的政治经验,他们两人对仁宗皇帝将要进行的改革,所持是一种观望的态度。尤其首相章得象,这是一个循规蹈矩、一切都依旧章办事的长者。从某些方面说,章得象的为人,有王曾和吕夷简的影子,但却缺乏王曾的刚正和吕夷简的老成谋国。
副相晏殊,是宋仁宗倚重的改革先锋富弼岳父,无论从朝政和私情两方面来说,晏殊都不可能就改革一事,公开反对或支持自己的女婿。而65岁的枢密使杜衍,从观念上倾向于范仲淹、富弼等人,应当说是改革的支持者。
宋仁宗将手诏下给杜衍,实际上是一举数得:
第一,告诉杜衍,应当给即将开始的改革以明确支持。
第二,手诏明确肯定“章得象等同心忧国,足得商量”,是让章得象在即将开始的改革中,既使不支持,但也不要反对,保持沉默,这样就让章得象置身事外,保存了他自己,以备在必要的时候,出面挽救未可知的局面。
章得象果然对仁宗皇帝意图领会颇深,对这一点,韩琦后来曾跟人谈到过章得象当时在中书的情况:
章得象在中书,那时候国家在政治体制、规法制度等方面有很多的弊端,而且还面临着西夏之患,当是时,每每我和范希文、富彦国带着改革方案到相府讨论,章宰相便闭上眼睛数数,不和任何人说话。富彦国对此很是生气,几次要指责章宰相,范希文为顾全大局,不让彦国这么做。
第三,明确要求范仲淹、富弼放开手脚,表明我这个皇帝是支持你们的。
第四,宋仁宗,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似乎仁宗皇帝担心他这道手诏,仍然不能让范仲淹、富弼尽快拿出施政方案,于是,继这道手诏之后,宋仁宗再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二人赐座,并准备好毛笔和纸扎,命他们就当着自己的面,写出国家应当尽快实施的改革方略。
面对仁宗皇帝如此诚恳的倚重,范、富二人惶恐汗怵,答应回去后一定会尽快的写出施政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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