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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心里有数，现在议和达成，这可是仁宗皇帝最希望的事情，他之所以力主接受西夏议和条件，那也是把准了仁宗皇帝的脉。而且，现在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在内阁大员中可谓无出其右，已经到了忘记当初因他不写宸妃“诞育圣躬”而被赶出中央的不愉快。
不是吗？自大宋王朝立国，凡亲属同朝居官一定要避嫌，而现在，他的女婿富弼竟和他同登二府，他是首相兼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翁、婿同掌军政朝柄，这在大宋朝开国以来绝无仅有。晏殊曾为避嫌向仁宗上书，请求辞去所兼枢密使一职，仁宗竟还特别为此下诏不许，其对他的委信一至如厮，何况自己这次主张接受西夏的议和条件，对大宋帝国实在有利：元昊的皇帝本来早就当上了，国家还争这个虚名、空耗钱财干什么？！
然而，晏殊虽然摸准了仁宗皇帝想结束战争这根脉，却没有摸准仁宗皇帝缺乏主见、遇事善变的另一根脉，更没有摸准宋仁宗做为“天子”，还是要顾着一点“面子”的脉。
从内心深处来说，堂堂大宋天子主动向西夏示和，已经给足了元昊面子，然而元昊如此桀傲不逊，竟然不给他一点面子，不仅坚持向宋称男不称臣原议，还人心不足蛇吞象，变本加厉，提出这么多无理要求，这不能不让宋仁宗大为恼火。
但是，如果拒绝元昊，两边重新开战，帝国能一反过去总是兵败的结果、打赢西夏吗？韩琦奏呈的策略，听起来到是很有把握，可是兵家胜败自古无常，自古无常啊。何况，按韩琦的设想，这场仗还得再打上几年，这又得多花多少钱？然而就这样懦懦弱弱、一声不吭接受西夏无理条件，实在是心有不甘，不甘哪！
“和”是心中想，接受又不甘心，宋仁宗思来想去，取舍不定，犹如咀嚼着一颗硕大的苦果，吐又吐不出，咽又不想咽。
素无主见的宋仁宗，最后还是选择听听两府大臣的意见。
然而这一次，两府大臣还是没能给仁宗皇帝一个最后结论，众人都同意了，惟独韩琦固执己见，拒不同意。当宋仁宗询问众人商议结果时，晏殊不无愤慨：“众议已同，惟韩琦独异！”
按照晏殊的推断，中央内阁绝大多数人意见已经一致，仁宗皇帝肯定要采纳众议，接下来就是下诏接受议和条款。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仁宗皇皇帝在听了韩琦历数接受元昊议和条款的诸多弊端之后，竟然让他们回去再进一步商量。一肚子怒火的晏殊回到政事堂，众人再议，韩琦仍然是坚持己见，晏殊再也忍不住愤怒，拍案而起，议事不欢而散。
很难说韩琦在朝堂上阐述的反对意见，不是恰恰触动了宋仁宗内心深处的隐痛。做为有宋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韩琦对议和所思虑的问题，要远比他在朝堂上所陈述的更深、更远。
事实上，从那天他和范仲淹在崇政殿对仁宗皇帝细述应对西夏方略，而仁宗皇帝却不置可否的态度上，韩琦就知道宋、夏议和已成定局。然而，两府大臣只图眼前的清静，不顾后果，这让朴直忠诚、视国家利益为至高无上的韩琦，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
韩琦，不想把后患留给子孙。
政事堂不欢而散之后，韩琦又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疑虑，及他反对接受议和条款的意见：
今西夏遣人议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通过辽国向元昊施压，让元昊臣服我国，辽国主回话说，已派左金吾卫上将军耶律祥、彰武军节度使王惟吉给元昊送去辽国诏书，命元昊停止战争。元昊先人曾臣事辽国，辽国封其为夏国王，允许其自置官署，到元昊这一代，也允许他世袭官爵，每次元昊派人到辽国朝见，享受并坐矮殿的礼遇，现在要让元昊象对待辽国一样对待宋国，如果元昊向宋国请罪，那宋国给元昊的封册礼待最好和辽国一样。
臣看过邵良佐出使西夏期间写的日记，其中记载了西夏对两国议和一事，对邵良佐说的话，西夏人说，朝廷议和就议和，何必把契丹给牵扯进来？而前几天元昊派人去保安军，声称是为了朝廷派人去辽国，请辽国命令西夏议和，辽国也派人去了西夏，因此才派使臣带着议和条款来宋国签定议和盟约，这和邵良佐日记里记载的情况是相互违背的，而且元昊条约中要求的称号，也和辽国答复我国的称号不一样，这事非常可疑。如果朝廷务必要结束这场战争，从而答应元昊称男不称臣的条件，那么契丹知道后，必然也会向我国提出非分要求，我国如不接受，契丹恐怕会以此为由，撕毁两国间的誓约，此一患也。
如果只同意元昊册为夏国主，并在原来答应给西夏的岁币数额上再略为增加，朝廷也不再派人去西夏宣诏，而只让西夏使臣把诏书带回，则恐怕元昊觉得没有达到他提出的要求，认为朝廷已拒绝议和，羞恼之下，必然会再次兴兵，而辽国也认为我国不接受元昊议和，由此更生事端，此二患也。
如果朝廷派人去西夏宣诏，告知元昊封册之礼不能有别于辽国，并再增加给元昊的岁币数额，元昊接受，那么契丹就会认为这是他们出面的功劳，派人来向我国祝贺，或倨功自傲，或向我国提出更多要求，一次两次我国答应了，长此以往则我国必然很难接受，此三患也。朝廷本是想借助契丹之力以制元昊，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而我国这三患却已先形成。就目前形势看来，如果实在不得已，不如选择对我损害最轻的行之。元昊想自称“吴祖”及自立年号，我国派使臣去西夏见元昊的时候，又和西夏的大臣们站一块儿，这样终是不伦不类，希望陛下责令中书、枢密两院再三讨论，拿出一个既能维护我国尊严，又使契丹无法提出异议的方案，这样议和才是最合适的。
韩琦这三个担忧，其实也正是大宋帝国一旦接受元昊议和条件之后，马上就要面对的问题。宋仁宗本想借辽国之力压元昊屈服，而元昊事实上对辽国并不买帐，但表面上却给足了辽国面子，对宋声称是接受了辽国要求才议和的，但元昊开出的议和条件，却和辽国答应宋国的不一致。辽国要求宋国：元昊一旦休兵议和，宋国给予元昊的封册礼应和辽国给元昊的一样，但现在元昊对宋的称号却与此相违，如此一来，朝廷如果答应了元昊的条件，辽国势必会居调和之功，向宋提出别的过份要求，而事实上宋在元昊那里并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到那时，如果朝廷拒绝辽国，恐怕辽国将因此再生事端。
其次，如果宋只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增加岁赐，不派使臣，只令夏使带着册封诏书回去，那元昊见自己的要求没有达到，必然会忿而再度兴兵，辽国也会认为宋驳了自己的面子而寻衅。
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因素韩琦没有提到，那就是在这场宋、夏战争中，做为第三者的辽国，只是把宋、夏当做手中的两张牌，先是让宋、夏讲和，后又因为牵扯到自己的利益，再让宋不可接受议和，反反复复，只把个大宋帝国呼来喝去，如同玩偶一般。但这话毕竟关碍着仁宗皇帝的天子尊严，韩琦无法明说。
宋仁宗并不昏庸，韩琦这三个担忧无一不和辽国有关，大宋帝国被夹在了中间，左不是右也不是。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仁宗不想落个鸡飞蛋打的下场，思索再三，还是接受了韩琦意见，没有批准议和条款，而是派出大理寺丞张子奭再出使西夏，继续谈判。宋仁宗让张子奭带去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向宋称臣，二是归还西夏侵占的延州一带土地。
很难说，此时的大宋帝国，如果没有韩琦中流砥柱般站在那里，力排众议，那这场宋、夏和谈将会以什么样的结局告终。
韩琦的坚持，终于换来了西夏的让步。
张子奭带回了元昊准备对宋称臣的意向，但同时也带来了元昊拒绝归还宋之失地，及以此作为交换，增加西夏青盐在内地销售量和增加岁赐的要求。
元昊这个要求，实际上给宋仁宗又出了个难题：大宋王朝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从太宗皇帝时起就禁止青盐内输，既使在元昊父亲赵德明归附宋王朝时，因为德明拒绝向宋国送纳人质，宋帝国便仍然对西夏实行禁盐令。但宋王朝这一举措，实际上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青盐的价格便宜，味道也好，而解州盐不仅价贵，还不好吃。但宋王朝的禁盐令，却的确对西夏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成为宋国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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