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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随着宋、夏军事局势的变化，范仲淹和韩琦在对帝国西北未来战略的考虑上，两人已经是英雄所见略同，趋于一致。韩、范二人都把目光盯住了宋、夏实际的分界线——横山。因此，当范仲淹接到命他和文彦博对调的诏命后，立即向仁宗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泾原地理位署十分重要，臣恐怕无力独挡此一路，请与韩琦共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韩琦兼秦凤，臣兼环庆。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帅泾原之师为援。臣将与韩琦练兵选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出数年，便可平定有期。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三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主持，孙沔也可当此任。至于渭州，派一武臣足矣。
范仲淹这个建议，是在陕西四路基础上，再设一个总辖四路的经略司，以总理陕西前线军事。这个建议，也和当初陕西安抚使王尧臣主张重用韩琦、范仲淹不谋而合。因此，仁宗皇帝接受了范仲淹的意见，于庆历二年十一月下诏，调文彦博为秦凤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都部署、兼知庆州，知瀛州张亢为泾原都部署、兼知渭州。以上各人全部加经略安抚招讨使，重新设立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此职，韩琦、范仲淹开府泾州，同时免去其原来所任各路招讨使一职。
历史的使命，又一次把韩琦推到了保卫大宋王朝安危的前线指挥位置。
然而，宋仁宗在诏书中却没有具体说明对韩琦这个任命的原因，也没有把范仲淹的具体设想告诉韩琦。因此，正呕心沥血筹划安边大计的韩琦，在接到这个新的任命后深感不妥：重设四路都部署，实际上是又恢复到了夏竦时的格局，现在陕西四路刚刚渐有起色，一切都已理顺，却又要调整部署，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将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韩琦立刻向仁宗皇帝上书，提出了不同意见：
西贼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经画之任。夏竦居永兴，**泾原、秦凤路；范雍居延州，**鄜延、环庆路。朝廷后来以永兴距离前线太远，移夏竦居于泾州。及夏贼犯延安，范雍被责后，即以夏竦为陕西都部署，重居永兴军，派臣与范仲淹为副手。仲淹后来主动提出知延州，臣则常在泾原，其原因是这样可以深入边沿阵地，易于裁制。那时夏竦在永兴无所事事，只批阅书信、转送公文而已。去年内，臣和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陈执中同陕西都部署兼知永兴军。未几，移夏竦于鄜州、陈执中于泾州驻扎。然而朝廷终因为这样划分事不专一，遂分成四路，臣与王沿、仲淹、庞籍各当一道，至此庶务必亲，训兵屯、选将佐，堡寨之守御、山川之险易，耳目所经，巨细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后，与上下之情方已通达。
自古久于其任则政举，况临军易帅，兵家大忌。今专总四路，则缘寨千里之外，不可遥度。若朝廷以泾原屡经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职，便于调动他路军马，则环庆、秦凤两路，强敌久已窥伺，而兵员数额仅可自保，鄜延距离又远，不能为援，他日欲并力泾原，逐路以失备为辞，岂肯一一听命？臣端坐泾原，惟翻符牒，复类前日。又两位都总管同在一州，亦非军中之制，愿止令臣等各依旧职，兼管泾原兵马足矣。
宋仁宗接到韩琦这份奏章，心知韩琦对范仲淹的建议并没有完全明白，而范仲淹这个筹划，对韩琦那里也一定有自己种种的不便，但仁宗皇帝的确对范仲淹这个建议颇感兴趣，于是再次下御札给韩琦：卿所条陈的各种不便已经知悉，今备录仲淹所筹划各项事理，令卿知其原委，如果确有明显的妨碍，即别具利害奏闻。因朝廷已有成命，只可依前降指挥速赴泾州。
韩琦看了范仲淹的方案，这才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虽然出任四路都部署，但是仍兼原职。而且范仲淹这个安排，比只任四路都部署，在兵力协调调动上更加游刃有余，也更能发挥总四路兵马的优势，最终完成覆灭元昊的大计。
韩琦明白了朝廷意图，于是再上谢表，接受朝廷安排：
仲淹乞臣为泾原总管、知泾州，兼秦凤如旧；仲淹兼泾原经略，亦领环庆如故，乃与臣前次所奏无异。今诏旨趋行，更不敢以利害辞。只臣早已有巡边之言，不可失信诸蕃，候巡边还，即之任矣。
韩琦，第二次出任西北统帅。韩琦、范仲淹这两位大宋王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终于在战略思想上趋于一致。韩、范二人开府泾州，也第一次在波澜壮阔的仕途生涯中朝夕相处，齐心协力，练兵训将、整治战备、添购战马器械。一时间，大宋王朝西北军事实力大增。韩、范二人又以笼杆城位居六盘山下，是山外最具战略意义的四寨之首，因此宜在这里建军屯兵，以控扼萧关鸣沙之道，断夏军入寇之路，请建为德顺军。
至此，在韩、范二人共同努力下，西北前线宋军甲精械完，兵锐将勇，只等时机成熟便可马度横山，下视兴、灵，扫灭西夏。
韩、范二人在精心谋划着。
而西夏元昊，也以其杰出军事家的智慧，在韩、范二人精心构筑的军事防线面前小心谨慎，再不敢对宋军轻易挑衅。
韩、范二人久在兵间，韩琦以对国家的赤胆忠肝，赢得了朝野内外人士敬重，年仅30余岁便被士人尊称为“韩公”，并和范仲淹一起，在西北前线留下了传颂一时的美名：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西北局势趋于稳定，并且从军事上逐渐向有利于宋军的方向转变，一切迹象都表明，只需稍待时日，韩、范二人筹划的覆灭元昊大计便可实施。
然而，对打仗早已深恶痛绝的宋仁宗，却宁愿在这胜利曙光来临之前，尽早结束这场让他身心俱疲的战争。因此直到现在，仁宗皇帝内心深处，也仍然没有放弃招抚元昊的希望，甚至为此不惜再派人寻求主动，直至作出巨大让步。
但仁宗皇帝同时也明白，在前线三帅中，这个可以向元昊抛绣球的人不可能是韩琦，也不可能是范仲淹。韩、范二人正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准备一雪前耻，这个时候让他们去跟元昊议和不合适，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那么，惟一能寄托希望的，就只有另一位陕西都部署庞籍了。
数千年中国历史，一代又一代王朝，曾经上演过一次又一次前方将士浴血报国，天子权臣在后方釜底抽薪的悲剧，而两宋王朝尤为如此，真是让人观史拍案，扼腕之余顿生无限悲凉、感叹和深深的惋惜。
就在韩琦、范仲淹筹划马渡横山的宏大设想时，宋仁宗庆历二年十二月，仁宗皇帝向陕西都部署庞籍下达了一份招纳西夏元昊的密诏：元昊如果能向大宋帝国俯首称臣，虽仍使用僭号亦无妨，如能改称“单于”或“可汗”更好。
宋仁宗，这已经是不顾廉耻，**裸对元昊让步、甚至是乞求媾和了，宋、夏之间这场战争走到这一步，已经完全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让无数魂断大漠的大宋将士孤魂寒心、死的不值。
宋仁宗，可以不顾皇帝尊严和大宋的国威。
但庞籍要完成宋仁宗交给他的这项使命，却不能不有着自己许多的顾虑：宋军屡战屡败，定川砦一役后，元昊更是趾高气扬，正处在兴头上，如果宋国开出这样的条件，又派人去当说客，不仅助长元昊气焰，而且招抚的愿望很可能也会落空——人家是胜利者，凭什么再向你一个屡战屡败的国家称臣？
庞籍顾虑重重，但皇帝的诏命又不能不执行。庞籍想起了当初前来诈降、此时还被扣押在青涧城的西夏使臣李文贵。
庞籍召来李文贵，先对他猛来一通威胁、讹诈：你家先王和今王，早年皆不失臣节，却忽然无故妄称僭号，至使彼此黎民百姓肝脑涂地，生灵遭殃，这都是你们这些大臣怂恿的缘故。我大宋帝国富有天下，虽偏师小衄，却没有受大损失，而你们一旦战败，则社稷可忧矣。回去告诉你家大王，若能悔过称臣，那么朝廷给他的好处一定胜过从前。
其实，宋仁宗这道密诏，真是给了元昊一个恰到好处、又求之不得的机会。元昊比谁都清楚，尽管夏军几战皆胜，但宋军损失的这些军队，于近百万禁军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而新生的西夏帝国经过几年的战争，国力已近枯竭，想消灭大宋帝国，那是痴人说梦，能打到今天这个程度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更不妙的是，夏、辽边境的羌族部落一而再地归顺西夏，已经惹的辽兴宗大光其火，根据事态发展来看，虽然近期内不大会跟契丹兵戎相见，但这场战争最终不可避免已成定局，西夏无论如何是经不起跟宋、辽两面作战的。何况西夏立国已成不争的事实，既然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再跟宋国打下去实在没什么意义。因此，当元昊听了李文贵从庞籍处带回的消息后，大喜过望：现在跟宋国议和，不但能得到西夏国内急需的茶叶、布帛、财赋，而且在今后的对辽战争中，西夏将不再有后顾之忧，实在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过，既然是他宋国暗示想议和，那却不妨把弓拉的硬一些，尽可能多的要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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