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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仁宗皇帝内心深处非常明白，自宋、夏交战以来，历任边防将帅无论才智还是远见，都难以和韩、范二人匹敌。韩、范二人无论攻也好、守也罢，攻、守都有一个明确目的，或许正因为此，尽管宋仁宗对韩、范二人做了降职处罚，但他们改任的职务却都没有远离战区。
很难说仁宗皇帝当初在做出处罚韩、范二人决定的同时，没有同时为日后重新起用韩、范埋下伏笔。
但促使宋仁宗如此快重新起用韩、范的原因，却和陕西安抚使王尧臣的建议、以及西北局势的迅速恶化有着直接关系。
宋仁宗庆历元年八月，夏军攻克宋国河东路的丰州，继而兵临麟、府二州城下，河东路全线告急。麟、府二州宋军拚全力死守，城中水源告竭，以至到了一两黄金才换一杯水。虽然宋军在名将张亢率领下也小有胜果，但却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前线危急。宋仁宗不得不下诏从延州一线调兵，向麟、府二州增援。
战局不利，西北前线的指挥官们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知谏院张方平率先发难，上书仁宗，把矛头直指司令长官夏竦：
夏竦身为陕西招讨等使，四路军政统归其管辖，宋军不出则已，出则丧师必败。敌军不来则已，来则必胜得志，夏竦被元昊玩弄于股掌之间，蹙国损威，乞让夏竦回归本职，给他一座州郡，做为他保全自己之道吧。
而此时，担任陕西安抚使，当年和韩琦同科，天圣五年进士第一名的王尧臣，在视察过西北前线局势之后，也向仁宗皇帝建议：韩琦、范仲淹二人，都是忠义智勇兼备之士，不应让他们只担任无足轻重的职务。
也就是在王尧臣向仁宗皇帝提出这个建议后不久，仁宗皇帝接到了韩琦那份《鄜、庆、渭三州添兵将奏》。
此时，似乎各种因素，都在迫使宋仁宗对前线军事将领重新进行一次调整，夏竦一直向仁宗皇帝要求解除自己的兵权；而陈执中，因为和夏竦尿不到一个壶里，也在此时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同样要求。陈执中同时还向仁宗建议：军机大事，历来重视机密，现在前线有什么情况，都必须千里禀命，这对克敌制胜实在无益，最好是四路各保疆土。
陈执中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希望把西北前线分成4个战区，各保一路。这和知谏院张方平罢免夏竦的要求也不谋而合，这终于让宋仁宗下定了对前线将领和军事部署进行调整的决心。
宋仁宗庆历元年十月，仁宗皇帝下诏：夏竦判河中府；陈执中知陕州，并依照陈执中建议，划分陕西前线为泾原、环庆、鄜延、秦凤四路：
以知渭州王沿负责泾原路。
知庆州范仲淹负责环庆路。
知延州庞籍负责鄜延路。
知秦州韩琦负责秦凤路。
四人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
宋仁宗没有采纳韩琦在鄜、庆、渭三州增兵的建议，而是采用了陈执中分兵四路、各保疆域的意见。这种安排，实际上仍是各自为战，使宋军完全处于被动的防守态势，终于导致了宋军定川寨的又一次惨败。
朝廷诏命既下，韩琦只能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韩琦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奏请仁宗皇帝，调与自己志同道合，好水川一战因擅自发兵救援刘番堡而受处分，降为濠州通判的尹洙为秦州通判，再就是奏请撤换不懂军事的秦凤路马步军副都总管李昭亮：昭亮本贵家子，生平未识行阵，今备边方急，岂宜居是任？宋仁宗接受韩琦奏请，将李昭亮调为永兴军总管。
韩琦负责的秦凤一路，无论是现有兵力，还是战争物资储备，相比于其他三路都更为簿弱，做为战争的第一要素，韩琦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增加秦凤一路的兵力。但此时，宋军的战线自丰州至秦凤路绵延2000余里，军队使用已经捉襟见肘，很难抽调，宋仁宗不得不考虑韩琦提出的招募土兵的建议。宋仁宗下诏给韩琦，让他从现有弓手中选择强壮者刺手背充军，或命名为保毅弓箭手，或另设立名称，并将这样做的利害关系迅速奏报朝廷。按宋仁宗的设想，还是想将这些兵和中央正规禁军有所区分，这样一是可以减少国家供养军队的耗费，二是可以避免因为充军引起不必要的民怨。但韩琦认为，当此战争之际，组建一支军纪严明的正规军队，远比民兵的战斗力要强的多，因此韩琦上书仁宗，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有唐以前，兵出于民，之所以不用国家花钱供养，而战时还能冲锋陷阵者，是因为有着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一整套以民为兵的规章制度。自五代战乱迭起，法制规章颓丧废坏，不得不招募百姓黥面参军，由此产生了正式的军队。随着年代推移，这种充军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前代籍民为兵之事，都以为刺面充军之后能得一份俸禄，因此甘死战斗。我朝因循这一办法，更是广招正规军队，以安天下、以服四夷，随时应付突发事件，认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而没有去更改。自元昊寇掠西鄙，这才从陕西战民为弓手，帮助军队防守，有警时则集结助战，无事时则重归务农。但这样的结果，却是弓手武艺得不到训练，制定的规章制度随意违反，甚至有父子兄弟、亲属朋友相互顶替，更有甚者雇人冒充、相互替代。而这种情况官府很难识别，每遇上州防御，很多人结众逃跑。因此各州郡空有人数，但如想倚仗这样的人去和敌人战斗，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臣之所以屡次请拣刺土兵，这自然是有祖宗的旧法，今天只刺手背，或者给予‘保毅弓箭手’等名目，终究是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分别。请以秦、陇州、凤翔府弓手黥以为禁军，每人给付刺面钱两千，不用再给其通常给予的例物。
或许是韩琦觉得，当此战争之际，国家财政困难，非常时期除了刺面参军的两千钱之外，通常给予充军士兵的其他例物可以免掉，因此才向仁宗皇帝提出了这一点。然而韩琦这个决定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高估了老百姓们的爱国情怀，以为人人都可以象他这样不计得失，尽忠报国。
不知是仁宗皇帝没有看到韩琦奏折中这最后一句话？还是一时的忽略，宋仁宗批准了韩琦奏请，下诏从陕西弓手中拣刺充军，而一切招军例物，朝廷也如数照给。
朝廷依例配发了给充军士兵的例物，然而，当三司重新检视韩琦奏折时，发现韩琦只要求人给刺面钱两千，不用给其它例物，居然收回了配发例物的成命，一切如韩琦所请。
如果此前朝廷没有配发，那事情便也罢了，但是发了又收回，无疑将会使充军的士兵心怀不满，给扩军带来极大不稳定因素。韩琦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仁宗上书：
拣刺土兵，人人知道这是有利当今的事情，但之所以没有人敢向朝廷提出，都是担心万一生出是非，自己还要负责。臣不避数十万户之怨，提出这样的建言，幸而百姓群情贴然。但今数十万人所得之物又以臣的建议而取消，岂不取怨更深？指挥这样心怀怨愤的新兵去御寇建功将很困难。请按前次诏令，所有例物一律供给。
宋仁宗再次接受了韩琦的奏请。
韩琦陕西募兵之事进展顺利，在战事紧迫的形势下，扩充军队达185指挥。事实上，韩琦这次军队扩充，为日后帝国防御北部契丹挑衅，解决了西北军队不足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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