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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怀着满腔悲愤，从镇戎军返回泾原，迎接他的，是数千名阵亡将士家属白幡飘飘，举着战死士兵生前穿过的衣物，一路抛撒招魂纸钱遮道马前，父哭子、子哭父、母哭儿、妻哭夫：“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从招讨以归乎？”
朔风悲鸣，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进。
有关宋军好水川之败，一些史书曾有这样的记载：“延州范仲淹闻之，叹息曰：‘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说范仲淹还记着尹洙当初以韩琦“大凡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来劝他出兵，现在面对战死者家属的悲嚎，恐怕再不能置生死于度外了。
姑且不论这些史书所记是否有谬误，或者后世史家出于自已的好恶，随意的去猜测、意会，但以范仲淹为人之凛然梗直，黑白分明，及韩、范二人惺惺相惜的交情，范仲淹决不会有这样的幸灾乐祸之举。
宋军好水川惨败，帝国朝野震动，一时间，韩琦承受着来自朝廷内外的巨大压力。但韩琦心里非常清楚，单从此次军事战术上说，自己并没有太多过错：
如果任福按照当初制定的路线行军；
如果任福按照他“并兵合势”的要求；
如果任福切实执行“断敌退路”；
如果鄜延、泾原两路同时出兵；
如果……
那这场惨败将根本无从发生。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一万多将士魂归大漠，做为前线指挥官，他，又能说什么呢？
韩琦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事实求是，简单明了地上章自劾：
臣命所部将士倾巢而出御敌，独居孤垒之中，每天盼望着胜利的捷报，而任福等将领，没有按照当初臣和他们制定的断夏军归路计划，以致兵败阵亡，上挫国威，愿正显戮。
对于帝国仁宗皇帝来说，这几年似乎就一直流年不利，不顺心的事情总是结伴而至。庆历元年二月，就在陕西前线攻、守不定、仁宗皇帝为之烦心不已的时候，时年才一岁多的皇子赵昕死了。仁宗皇帝还没来得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宋军好水川惨败的消息又传到京城。尽管此时内宫才人朱氏又为仁宗皇帝生下了皇三子，但现在的宋仁宗，已经没有多少心情去顾及这事了。
宋仁宗听到了好水川兵败的消息，但是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愤怒，剩下的只有震惊、迷茫、痛心，甚至还有点不相信：范仲淹不是说元昊要乞和吗？怎么会有好水川如此巨大的惨败？韩琦不是很有才干的栋梁之材吗？怎么也不是元昊对手？元昊这小子，果然是个不世出之才，难道，上天注定他是个真命天子吗？难道大宋帝国近百年基业，要毁在这小子手里吗？
直到仁宗皇帝接到了韩琦自劾的奏折，他这才相信，宋军好水川惨败，真的是千真万确、万确千真。
但是，这个责任应当由韩琦来负吗？
宋仁宗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不会想不到，如果当初听从韩琦的建议采用攻策，两路出兵，占据主动，那此时夏军恐怕早已灰飞烟灭，元昊这个跳梁小丑也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最不济，至少也能保西北边境数年的平安，但是现在……但是现在……
宋仁宗不会、也不可能承认，导致宋军屡次惨败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他的优柔寡断、坐失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良机。
最好的防守不就是进攻吗？
但宋仁宗却知道，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稳定大败之后的前线军心，让宋军士兵能化怯战为力量。于是，在确知了这次阵亡将领人数的同时，仁宗皇帝下诏：
赠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
王圭、赵津、武英、桑怿等将领一并赠官，追封其母亲、妻子，并录用其子孙。然而，对于知谏院孙沔等人处罚韩琦的要求，仁宗皇帝却有点犯难。
韩琦忠诚为国，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就是好水川之败，兵事诡异，瞬息万变，难道全都是韩琦的过错吗？坐在和平环境里瞎**谁都会，去前线真刀真枪试试，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绝对不会犯错，会犯错的都是干实事儿的人，在帝国边陲正当危急之际，处罚这样一个精诚为国、在军事上可堪倚重的大臣，让他流汗又流泪，实在不合适宜吧？可是，如果对韩琦不做任何处罚，又实在难以服众，毕竟，韩琦是泾原一路的军事长官，好水川之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仁宗皇帝为怎样处罚韩琦踌躇不定的时候，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送来了好水川兵败为韩琦申辩的奏章。夏竦派人收敛好水川阵亡将士，在任福身上发现了韩琦戒谕任福不可贪功的亲笔信，这才知道原来韩琦早已制定了作战方案，好水川兵败，是宋军违背了原定的作战计划。
夏竦的奏章，让仁宗皇帝大为欣慰，这让他在处罚韩琦一事上有了极大回旋余地，宋仁宗降御札给韩琦：
李广数奇，非由失计。孟明三败，终能赎过……卿训励边师，皆合事机，但诸将偶失持重，轻敌寡谋，然其尽节死战，足谓忠勇，亦卿奖励所至。勉更悉心极虑，以图来效，倚任之切，鉴寐不忘。
仁宗皇帝这封手札，对韩琦没有丝毫责备，反而更多的是安慰、鼓励和嘱托。宋仁宗用汉李广命运不济，春秋战国名将孟明视三败三战，最终取得胜利来安慰韩琦，并勉励他继续悉心国事，以图来效。至于对韩琦行政上的处罚，则是免去陕西经略副使、枢密直学士、起居舍人，调离泾原，以右司谏知秦州，这等于仁宗皇帝依然没有把韩琦调离西北前线。
事情到此本该告一段落。
但知谏院孙沔却不依不饶，上书仁宗：
……去岁刘平、石元孙之没，夺范雍节铖。今春任福之败，罢韩琦经略，中外皆谓朝廷威罚不举，责效太轻……安有权握大众，坐玩寇敌于覆军杀将，蹙国损威，而曰‘我不预知’，是安用名为统帅也？
孙沔翻出三川口之战，连同这次好水川兵败，指责朝廷对范雍、韩琦的处罚太轻。但仁宗皇帝自己心知肚明，不管朝议如何，依然下诏调韩琦知秦州，丫的你是皇帝？还我是皇帝？
好水川兵败，关右大震。仁宗皇帝采纳富弼的建议，下诏从京东、西等九路增募乡兵设宣毅军（军区），大州设两指挥，小州设一指挥，共合十万人，为就粮禁军。
好水川之败，对仁宗皇帝的打击是巨大的，但也激起了仁宗皇帝最后残存的一点报复之心。泾原一路现在元气大伤，但鄜延一路却一直在养精畜锐。范仲淹不是一直在对元昊招抚吗？那就将计就计，罢去各路宋军行营番号，向元昊公开进行招抚，使夏军产生骄怠之心，背地里却做好出兵准备，择机进攻，一雪前耻。于是，仁宗皇帝下诏给延州的范仲淹，让他检视士兵勇怯情况，如果士兵不至畏懦，则可出兵攻击，乘机建功立业。
然而宋军好水川兵败，又给了范仲淹坚持防守的新理由。范仲淹上书给仁宗说：任福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布署，招致惨败。任福等人都是边上名将，尚且无法和元昊抗衡，现在其余诸将都不如任福，如果让他们深入敌界，实在无法想象会遭到什么样的悲惨结局。以臣所见，延州一路还是依前所奏，暂时修复南安等三、两处废寨，安屯当地居民和弓箭手，做为稳固的屏障。贼军来的人多则守，来的人少则击，有机可乘则攻，这样才能依托有利地势，扰乱敌人，出奇兵进讨敌人。
犹如一只涨满的气球被范仲淹一针见孔，宋仁宗最后一点残存的出兵勇气，被范仲淹这封奏折给彻底荡涤了。宋仁宗放弃了取消各路行营番号计划，宋军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主动出击的设想。但无可否认，范仲淹这次的意见却是正确的：泾原一路宋军元气大伤，鄜延如果出兵，势孤力单，很可能重蹈好水川覆辄。
范仲淹可以说服宋仁宗不主动出兵。但眼下让范仲淹感到棘手的，却是他在对元昊的招抚上，陷入到了一个极为被动局面。
当初范仲淹力主防守招抚，元昊投其所好派人议和，西夏军队从而得以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倾全力对付泾原的韩琦。
但现在，元昊在解决了泾原宋军之后，却立刻撕下了议和嘴脸。范仲淹派去见元昊的使臣韩周，刚开始还受到夏人礼遇，但当泾原宋军被歼之后，韩周的境遇立刻大变，在西夏受了40多天冷落，最后换来的却是元昊让其手下大臣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而更关键的是，元昊在这封长达26页的信里，其中20页都是在大放蕨词，极尽污谩之能，这样的一封信件，怎么能让仁宗皇帝的龙目观看？
现在，范仲淹想战，已经丧失有利战机，想招抚，更是没有半点儿可能。此刻的范仲淹，就算再为当初自己力主防守感到后悔，也不得不接受眼前元昊的羞辱。但做为帝国大员，范仲淹在夏使面前必须维护国家尊严：范仲淹悄悄录下书信副本，然后当着西夏使臣的面焚毁信件，算是对西夏决绝的回答。
然而人臣无外交。
当范仲淹派韩周将自己删改过的这封信送到朝廷后，立刻在朝中引起激烈反响：
首相吕夷简诘责韩周：不经朝廷同意，竟敢擅自出使西夏？！
参知政事宋庠更是言辞激烈，请斩仲淹，以正国法。
很难说帝国首相吕夷简，在处理范仲淹这件事情上，没有再一次使用他高超的政治手腕——
目前帝国中央内阁中，仁宗皇帝最倚重的股肱大臣是两个：
一个是首相吕夷简。
一个就是参知政事宋庠。
现在，吕夷简的权威几乎是无人可挑战的，但惟独参知政事宋庠，仗着仁宗皇帝对他也颇为信任，在许多事情上和吕夷简大唱反调，吕夷简虽然对宋庠很恼火，但碍于宋仁宗对宋庠的信任，一时间也无可奈何。
凭心而论，有宋一代政治家中，论政治斗争手段，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权谋机变的吕夷简更高明、更善于把握机会，现在，吕夷简的机会就又一次来了：范仲淹擅自通书元昊，违背朝廷规制，又没能收到任何效果，吕夷简愤然对宋庠说：“自古人臣无外交，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何敢如此？！”
吕夷简和范仲淹之间的恩恩怨怨，宋庠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
范仲淹擅自通书元昊，又的确违背了国家法度，现在吕夷简对范仲淹如此的不满，看来于公于私，吕夷简都要治范仲淹的大罪了。
不能说此时的宋庠就没有什么私心杂念，至少，维护国家法制这个显示忠诚的机会，不能让他吕夷简一个人给占了。因此，当仁宗皇帝和内阁大臣讨论对范仲淹的处罚时，宋庠便抢先提议，应当斩范仲淹以正国法。
宋庠的建议，遭到枢密副使杜衍强烈反对。杜衍认为：范仲淹本意在于招纳西夏叛酋，其愿望是好的，怎么能够治罪呢？而宋庠以为这次吕夷简一定会帮着自己说话，但却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吕夷简居然支持杜衍的意见，让宋庠一下子陷于孤立。
宋庠被吕夷简给卖了，还窃喜着为吕夷简数票子，现在宋庠被孤立，一时间仓惶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宋庠的提议受到了朝中士大夫的批评，知谏院孙沔更是上书仁宗替范仲淹辩解。仁宗皇帝权衡再三，做出了和韩琦同样的处罚：免去范仲淹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以户部员外郎知庆州。同时，以资政殿学士陈执中为“同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知永兴军，而仍诏夏竦判永兴军如故。
至此，韩琦、范仲淹主持西北军事一事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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