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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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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范仲淹稍加细心,他就会从高延德既没带来西夏乞和条件,也没带来元昊片言只语上,看出元昊的乞和并非有诚意。

    如果范仲淹从宋、夏战争全局着眼,他也应该想到,自宋、夏战争爆发以来,夏军从未受到重大损失,夏军在完全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之时,元昊又有什么不得已苦衷,会来主动乞和?

    然而,或许是范仲淹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要么是急于想用安抚手段结束这场战争?又或许,范仲淹是认为元昊这次只派高延德来,是想探听一下朝廷会不会允许他乞和?更或许,就是元昊对和与战尚处在犹豫不定之中?

    反正,范仲淹对元昊乞和的要求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惟有一点,西夏乞和没有任何证据,这让范仲淹深感无法向朝廷秉报。因此,范仲淹在没有请示朝廷之下,不惜甘冒罪责,亲笔给元昊写了一封信,极尽诚恳,动之以情、晓之以义:

    昔(真宗)景德初年(1004年),两河休兵,当时内外大臣纷纷上书,以灵、夏数州本为国家内地,请调河朔雄兵、集关中之力以图收复。我真宗皇帝以文德仁慈安抚远方,而先大王(赵德明)情向朝廷,心如金石,因此,真宗皇帝对那些收复西陲的建议一概都没有听从,以至亲骨肉之情对待先大王,命为同姓,将西夏之地全部委托于他,旌旗车服,贵极王公,这是我真宗皇帝对你们有天地造化之德啊。自此朝贡之臣不绝于道,边塞之地逾三十年只见春播秋种,不见战火烽烟。这是我真宗皇帝恩德,也是先大王忠顺朝廷之功啊。

    自先大王去世,今皇帝派使臣携厚礼去祭吊,让大王继嗣王位,安守国土,封爵任命异常隆重,一如对待先大王一样。然而大王以年纪轻轻,继嗣爵位之后,却违背先大王对朝廷效忠的誓书,送来僭越帝号、派人归还朝廷赐予的旌节,终至引起中外之人震惊和愤怒,纷纷要求拘留来使,斩于都市。但皇帝念先朝真宗皇帝怀柔远方本意和已故夏王忠顺之功,不忍立时绝交,宽容忍让,不予杀戮,如此思前想后,天子有什么对不起大王的呢?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帽语言却随本国习俗,为什么惟独名号上要和天子相同呢?大王当初有这个设想时,必然是认为我宋朝边城没有任何防备,军心不齐,只要驱马提兵而来,兵锋所指,必随之而下。但现在夏军在边地冲杀来去经年,宋之军民有血战而死者,却没有一城一池、一个将领愿意归顺大王的,这和你当初的期望不是大相径庭吗?大王如果真有爱民之意,那就不妨声称:大王当时称帝建国,是由于众人的请求,用这个理由谢罪,则天子一定会恢复你西平王爵位,使你继承先大王保国卫民的志愿。如此,天下谁不称赞大王贤德英明?此其一。

    如果众人坚持请称尊号,最终无法推辞的话,那么前朝汉、唐时的‘单于’、‘可汗’之称,对本国来说非常方便,亦不失尊贵,此其二。

    只要向大宋称臣纳贡,保存中外礼制规矩,亦可不用召来天下怨恨、不用聚集天下之兵,使黎民百姓恢复富足太平,此其三。

    大王的国家财政可能时有紧缺,而朝廷每年都有丰厚的恩赐做为对大王的援助,此其四……

    范仲淹这封书信,洋洋洒洒数千言,从政治、军事、经济、面子等各方面替元昊分析利害,对元昊又是劝诱、又是威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谓是掏心掏肝。然后,范仲淹派延州兵马监押韩周,和高延德一起把信带给了元昊。

    范仲淹做完这一切,然后稳坐延州城,只等元昊派人来痛哭流涕地乞和、请降。然而,范仲淹却没有想到,此时,一场比三川口之战更为惨烈的悲剧,正悄悄降临到当初以全族性命保举他的韩琦身上。

    在泾原的韩琦,得知元昊派人到延州议和,一眼就看穿了元昊的把戏:无约请和,这是个阴谋!元昊要么是探知我军将大举进攻,在玩弄缓兵之计,要么就是想以此松懈我军警惕,掩盖他军事上的什么阴谋。韩琦于是立刻下令:诸路城寨,各自加强戒备,不可松懈!

    这个命令下达后,韩琦依然不放心,于是亲自出巡边寨。

    做为西夏杰出的军事家,元昊当然懂得“用兵贵在不复”的道理,即:决不重复使用同样一种战术手段。但元昊同样堪称西夏军事上的“诡才”,他在稳住了延州一线范仲淹的宋军、解除了夏军西进的后顾之忧后,决心再一次使用三川口围歼宋军的口袋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六盘山下给泾原一路宋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

    公元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二月,元昊亲率10万夏军主力自天都山出发,深入宋境,兵锋直指渭州。

    当夏军前锋部队逼近怀远城的时候,宋军泾原主帅韩琦,正巡边到达高平。

    怀远城一线,对宋、夏两军来说都不陌生。尽管几场飞扬的大雪掩盖了大地,但5个月前三川寨一战的遗迹还是依稀可寻。

    如果按直线区划,韩琦此时所在的高平,自东向西,中间隔着一个三川寨,呈一扇小小的弧形。

    韩琦得到夏军进攻渭州的情报,立刻赶到镇戎军(约今陕西固原),一面调集军队,一面和诸将商讨作战方案。然而,韩琦得到的这个情报却是错误的。元昊摆出的只是一个进攻渭州的阵势,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攻宋军之必救,调出宋军主力,予以围歼,即围点打援战术。

    做为同样杰出的军事家,韩琦尽管不知道元昊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的,但他已经预感到,夏军这次行动绝不仅仅是攻打渭州这么简单,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阴谋。因此,韩琦没有派兵直接向渭州增援,而是制定了一个断敌后路的作战方案。此时,韩琦手边可动用的宋军主力,加上招募的兵勇,共计约18000余人。

    韩琦命环庆副部署任福为大将,耿傅为参军,泾原路兵马都监桑怿为先锋。其余泾原路兵马钤辖、忠州刺史朱观、泾原路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圭等,各率所部随行。

    大军将行,韩琦召任福等众将在阵图前面授方略,一再告诫任福:集中兵力,并兵合势,大军直趋怀远城,然后向西到德胜砦(今宁夏西吉东南)再向南到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西北),绕道敌后。因这一路上都有宋军据守的寨砦,其间相距各不过40里,无论粮草供应还是呼应增援,都十分方便,然后视夏军具体形势,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待敌退军时予以截击。

    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稳妥、即使不胜、但也绝不会失败的作战方案。但韩琦冥冥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任福大军已经出发,韩琦又快马追到城外,将亲笔写好的作战方案交给任福,并再三叮嘱,严厉告诫诸将:“苟违节制,有功亦斩!”

    泾原宋军大举出动,元昊围歼宋军主力的第一步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在怀远城的元昊得到宋军北上消息,立刻下令大军,趁夜幕向西南方羊牧隆城转移,并在这里张开了围歼宋军的大网。

    宋、夏两军,不约而同都把羊牧隆城做为了自己作战的既定地域。

    韩琦要在这里据守,断敌退路。

    元昊要在这里摆开口袋,围歼宋军。

    此刻,如果宋军大将任福谨记韩琦“并兵合势”的嘱咐;或者任福遵守既定行军路线,自怀远趋德胜砦、再到羊牧隆城,那么夏军的包围圈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部署形成,宋军这场浩烈的惨败也根本不可能发生,充其量形成一场胜负未知的遭遇战。

    然而任福不是韩琦。

    任福具备一员大将的勇猛,却缺乏一员大将也应具有的谋略,如此,从韩琦将大军交给任福那一刻起,宋军这场惨烈的失败就已经基本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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