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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赐恩学子的政策，也并非没有更深一层的考虑，那就是维护自身统治的安定，以求国祚永存。历史上因文人落第造反，导致朝代更迭之事还少吗？远的不说，近如唐末王仙芝、黄巢辈，不都是因应试不得志，心灰意冷，最终走上了推翻朝廷的造反之路。以天下之大、四海学子之多，每年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不过一、二十人，这犹如在险峻的峭壁上，万众争相挤攀、登顶高峰，如果不是学识超伦者，必然会知难而退，绝意功名，而这些人又自恃学问，自命不凡，老天爷老大，他就是老二，学问在身，岂会安分守己不生事端？那还不无异于纵百万饥渴虎狼于山林，让他们伺机吃人吗？因此，大宋王朝的天子实在是找到了一个安定天下学子的办法，让人人都对仕途有觊觎之心，人人都有做官的希望，而不忍自弃于贼盗之列，于是，天下多少英雄豪杰，就为了这一身官服，万丈豪情终至消磨于书卷经史之下。
朝廷录取政策放宽，其结果就是被录取的人数大增，太宗皇帝时，每年录取的进士不过30人，诸科也不过50人，而仁宗当年一次录取进士就达501人，诸科282人，特奏名（年龄、次数够者）857人。这种泛滥的录取就是泥沙俱下，鸡猪与龙凤并存，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亵渎了科举的神圣，但即便是到了这种泛滥录取的地步，也仍然难以满足学子们及早进入仕途的渴望，于是科场舞敝便成了学子们获取功名的最简便途径。
宋王朝在建国之初，进士考试时，考场要求还不太严格，礼部试和各郡试采用的办法基本一样。景德二年七月（1005年），为防止科场出现舞敝行为，礼部提出：举人考试，除了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物带进考场，不得挟带书册，违反者扶出。但上有政策，下面就会有对策，当时京城就有人在茶肆酒楼卖写好的文章，他们用薄纸写好文章，揉成团，名为“纸球”，公然向应试者售卖。究竟有多少人是通过这种方法换取了功名不得而知，但考场作敝却是不争的事实。
似乎天下学子们已经预感到，朝廷将会改变现有的录取规定，因而，参加宋仁宗景祐四年开封锁厅试的人特别多，乱哄哄如过江之鲫，谁都想赶快搭上仕途这最后一班车。
韩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开封府锁厅试的。
韩琦的请求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批准，仁宗下诏：上述考场自今而后，一律以韩琦所请的办法为准。
考试，在朝廷派来的御史们监视下平静地进行着，又在平静中结束，但是却将要在不平静中迎来开榜，韩琦、包括和他一直主持考试的其他考官们，没有人意识到，此刻一股汹涌暗流，正在京城开封表面的平静之下汇聚。
严格说，主持这场考试的考官们并没有半点营私舞弊。侍御史肖定基和王拱辰两人，甚而因为对某张考卷意见不合，时不时发生激烈争吵。而韩琦却于此时表现出一代政治家的沉稳，任凭肖、王二人争吵不休，韩琦只是静坐房中，充耳不闻，专心致志批阅试卷，以至王拱辰对韩琦在他跟肖定基争吵中不来帮自己非常生气，愤然跑到韩琦面前，不无讥讽地指责韩琦：你如此做派，是在练习当宰相的气度吗？而对王拱辰的恼怒韩琦并不介意，只是向他逊谢而已。
终于到了发榜的日子。
古往今来，“朝里有人好做官”，已经成了这个黄皮肤民族不争的事实，也成了人们固有的认知。虽然时有清正廉洁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极尽警惕，但也仍然难免受那些贪官污吏的挂落，从而蒙受不白之冤，这次开封府的锁厅试便是如此。
这次在开封府投牒报名应试的学子，不算国子监及诸科的参试者在内，就已经达到了数百人，及至张榜，宰相陈尧佐之子陈博古赫然高中第一名，而参知政事韩亿子孙四人也都榜上有名。这个结果一下子引起了那些落榜学子们的不满，怎么官家子弟居然全都榜上有名？是他们预先拿到了考试题目？还是阅卷官为他们大开了绿灯？落榜士子们怀疑这一定是有人暗中做了弊，于是人情汹汹，群起发难，连名告状，指责这次考试录取不公，并有人写了一首诗，对考官萧定基进行讥讽，一时间京城谣传四起。
此时，不知时任同知枢密院事的章得象（后也任过宰相），是想借这个机会显示自己？还是脑袋里哪根筋出了毛病？这丫的居然给落榜举子们来了个火上浇油，向仁宗皇帝上言，说自己乡里的考生章仲昌实在没有什么艺业，现在听说举子们联名告状，指责这次录取不公，请将章仲昌所投之牒还给他，让他尽早回建州老家吧。真是本无庸人事，庸人自扰之，可怜的章仲昌稀里糊涂就当了牺牲品。
庄严的国家进士考试闹出如此一场风波，仁宗皇帝不得不考虑举子们的情绪了，于是在殿试前下了一道密旨，将陈博古及韩家四个子孙，还有这两家门客的卷子都给剔了出来，实际上是取消了他们已被录取的资格。然而，宋仁宗如此这般处置，实际上却等于认同了考官们主持考试时有舞弊之事，考官们自然不能接受，于是便据理力争，最后还是仁宗皇帝将他们录取的名次往后调了事。
文人学子争名夺利，加上朝中某些大臣为利禄所表现出的丑陋嘴脸，实在是有辱斯文。于是有人将唐人一首二十字诗增加成二十八个字，对此事大加嘲讽：“仲昌故国三千里，宗道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
仲昌者，就是章得象那个稀里糊涂被遣回建州的侄子。
宗道者，是指皇家各宫教授王宗道。王宗道曾向仁宗要官，说自己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到现在还是教书，求仁宗皇帝能加以进用。仁宗对他深为同情，于是升王宗道为龙图阁学士。
殿院者指的是萧定基，因为士子们作了《河满子》诗嘲讽他，一日入对，仁宗问起这件事，萧定基不敢隐瞒，如实相告。
龙图者，是说权三司使王博文。王博文历任过许多大藩镇，却从来没有在两府担任过官职，现在也只是一个权三司使。王博文曾在仁宗面前痛心落泪，说臣老且死，不复得望两府之门。仁宗也是于心不忍，擢王博文同知枢密院事，总算让他进了二府。
这首《河满子》诗虽然借用于古人，但却极为形象地讥讽了当时之事，一时间传为笑谈。
一场贡举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但这却并没有让仁宗皇帝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化成殿灵芝昙花一现带来的祥瑞，也没能抵消帝国连续不断发生的天灾。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只要不是昏庸至极，哪怕再平庸的皇帝也会盼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宋仁宗不是英明绝伦的皇帝，但却不失为一个平庸的皇帝，他自然也希望自已统治下的帝国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与仁宗皇帝的愿望恰恰相反，此时的大宋帝国，从明道二年至景祐四年，不仅政治舞台上风波连连，而且天灾异象也是接二连三。先是铺天盖地的蝗灾导致京东出现大饥荒；后又是富庶的江淮一带歉收，成千上万的百姓困于凶年；接着，景祐元年6月出现了一次日蚀；后是泗州淮、汴河决堤；再是常州、无锡一场怪风摧屋拔树。
7月又是蝗灾。
8月，天象出现星变，月犯南斗。
景祐三年6月，虔州、吉州大水，毁坏城廓民舍。
7月大雨雷电，京城太平兴国寺大火，焚毁开先殿和数百间寺舍。
8月，月犯南斗。
景祐四年5月，好不容易得了儿子的仁宗皇帝，刚刚为龙子诞生高兴了一天，龙子却一命归西。
7月，流星雨，接着是京师发生地震。
12月，河东又发生地震。
按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皇帝都是命系于天，人间的天子是受上天委派来管理天下万民的，也正因为皇帝是“天之子”，那么，当他在人间的作为出现某种失误时，上天就会降下各种灾难来警示他，反之，上天亦会降下某种祥瑞来褒奖他。
但如今的大宋帝国，虽然有化成殿的灵芝一现，算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之象，但却四方灾异不断，这自然是上天在向仁宗皇帝一次又一次提出警示，警示他在施政上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
面对持续不断的天灾异象，平庸的仁宗皇帝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赦天下、修茸寺庙、大建道场、举行斋醮禳谢仪式，分遣内侍中使到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福地焚香祈祷。乱了方寸的仁宗皇帝甚至不顾国体，居然在帝国只有正旦日举行大朝会才使用的大庆殿设立了一座道场，弄来一班道士大呼小叫，装神弄鬼，向上天祈福禳灾。
没有人能指责仁宗皇帝在天灾异变面前做出的这些荒唐事。毕竟，有宋以前的历代王朝，无论哪个朝代的皇帝或先贤圣哲，在面对无可抗拒的天灾之时，都是如此这般的作为。
然而，此时的帝国右司谏韩琦，却以频发的天灾异象、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思维，对在自然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内阁政府，一次又一次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国家政务上的真知灼见：
……臣闻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发于上……朝廷自去年秋荧惑失度，及太平兴国寺灾，乃命疏理系囚，自大庆殿到诸诗观，并集僧道，以为禳谢之法。继之以地震北郡，遣使兴建道场，近者又闻太阴失行，复诏三京减降罪人，于金明池等处亦设斋醮。臣屡上封奏，极言无益……臣不敢妄究星纬，但取前史所载，开陈其端，夫月为太阴之精，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象也……今天之所戒者，恐宰辅之任未副圣心……今闻政府议事未甚和谐，互执所见……方今之宜，莫若注意贤宰，协辅朝政，使其同心一意……
奏折大意是：臣听说下方人事失和，则上天就会降下变故，
现在朝廷为应对天灾异象，大肆设道场斋醮祈福，对此臣曾屡次上书，直言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根据前人史书上种种记载，月为太阴之精，从星象理论再具体到朝廷，月则代表着诸侯大臣。现在臣听说内阁大臣们在商讨国事的时候，往往各执己见，争执不休，而帝国发生的种种天灾异象，恐怕就是上天在警告朝廷在用人上有失误，陛下应当注意选拔有贤能的人来担任宰辅，使众人同心一意，共辅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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