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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王朝历史上，仁宗皇帝任命的这新一届政府，大概是最无能、最草包的一届政府了。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届养尊处优、在帝国最高权力殿堂来颐养天年的“老人政府”。
首相王随是真宗时的老人，已经65岁，喜佛，用今天的话说王随还是个“居士”。如果单从外表来看，王随此人长相极为威严，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性格素来汗漫，与貌不符的人。明确一点说，王随是一个外表威严的老好人，这一点我们从王随毫无原则、不记前仇的做法上就可见一斑（呵呵，这也可以说算是美德呢，以德报怨嘛）。
王随家中贫寒，当年应进士考试，在翼城时曾因为吃人家的饭付不出饭钱被抓到县里。当时有一个叫石务均的人，父亲在县里做县吏，看王随很可怜，于是替他付了饭钱，并且让他饱吃了一顿，又留他在家里住下，石务均的母亲对王随更是礼敬有加。一天，石务均喝的大醉，命王随跳舞，王随不从，石务均于是将王随痛打一顿，王随便离开了石家。第二年，王随进士登第，后来为河东转运使，而翼城恰为河东辖下，石务均害怕王随会报复他，于是便逃之夭夭，其实，王随根本没有报复石务均之心。但石务均这一逃，当年之事也就传开了，当时文彦博为知县，于是下令捉拿石务均。石务均被官府追急，无奈之下只得主动去找王随。当时王随已除御史中丞，王随于是封一封银子，命人送到县里安葬务均之母，这件事情才算稍有缓解。后来王随参知政事，又奏请给了石务均一个教练使的职务。王随的为人就是如此。
王随虽然是甲科进士出身，担任一系列地方官职时也薄有声名，三迁至知制诰（为皇帝起草大臣任命、罢黜诏书等），但王随堂堂进士，却因为写不好制词，最终不得不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时为北宋南京）。
所谓兵熊一个，将熊一窝，应天府有王随这样散漫的知府大人，其环境治理又能好到哪去？真宗皇帝以南京（应天府）都会之地，治理不可太宽，又调王随改知扬州。王随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他能走到今天，可以说是论资排辈，一步步升上来的结果。
副相陈尧佐，75岁，比王随整整大10岁，是太宗朝的进士。如果论资格，就是李迪、王曾辈，在他面前也只能算是后生小子。当初章献刘太后死，仁宗亲政，以陈尧佐是太后信用的人，将其逐出政府，现在又被召了回来。
事实上，王随、陈尧佐这两个风烛之年的人之所以能入主政府，应当和被罢职的吕夷简，及宋仁宗对罢黜吕夷简心存愧意有着莫大的关系。王随、陈尧佐都是吕夷简推荐给仁宗皇帝的。
吕夷简深得宋仁宗器重，尽管在和王曾的争执中被一同解职，但王曾指责吕夷简的罪名毕竟不实，只不过宋仁宗一念之间，担心吕夷简有结党之嫌才如此处置吕夷简。因此，当吕夷简向宋仁宗密荐王随、陈尧佐可用时，宋仁宗立刻接受了吕夷简的建议，他是把吕夷简的推荐，当做临别进言来接受的。当然，也有人说吕夷简明知这两个人是无能之辈，却还推荐给仁宗，是想让王、陈二人跟自己主政时的精明强干有一个鲜明比较，以期有朝一日自己能再回中央政府。
参知政事韩亿，66岁，在这一届政府组成人员中，大概只有他还算是一位佼佼者了。当年就是这个韩亿，将真宗朝权倾一时的宰相王钦若整的灰头土脸。或许是他这种不畏权贵的性格和范仲淹很相似，因此，在范仲淹心目中，韩亿还算是一个人物。
另一位参知政事石中立和韩亿同岁，但用今天的话说，石中立此人就是活宝一个。石中立喜欢搞点恶作剧、讲讲笑话，素以恢谐著称。石氏的幽默，从他随机而发中可略见一斑：有一次石中立和一班同僚路过皇家禁苑，看见苑中养的狮子正在享用鲜食美味，有人于是大发感慨，说自己的生活还不如这些猛兽，石中立马上接过话头，说我们当然不能跟狮子相比，谁让它是苑中狮，而我们却是苑外狼（员外郎）呢。
就是这样一届难膺大任的政府，居然会在组成后不久让上天降下祥瑞，在化成殿柱上生出一株灵芝，这怎能不让自亲政以来就饱受天灾之苦的宋仁宗喜出望外？于是，仁宗皇帝又是带领近臣宗室到化成殿参观，又是写瑞芝诗赐王随以下百官。
天子意气风发，群臣当然是符合不迭，于是纷纷写词赋诗、颂扬祝献，一时间，帝国朝堂上马屁之声不绝于耳。
朝中百官是一片恭贺颂扬之声，而唯有右司谏韩琦却保持着清醒，且很不合时宜地居然对化成殿灵芝出现，上书提出异议：
……今又闻金芝产于化成殿柱，率诏近列，咸睹嘉事。臣窃以《春秋》之法，但记灾异，至于祥瑞，略而不书。岂不以君人者阅瑞牒则意安，睹灾符则心惧？意之安则其政怠，心之惧则其德修，圣人垂诫之深，其旨斯在。臣愚伏望陛下开发圣虑，特以天戒为重，于政教之间，思所未至，随其变以应之，亦犹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理是也。至如珍祥奇瑞，虽陛下仁圣所感，亦望日谨一日，以虽休勿休为念……
韩琦说的非常明白：古人写《春秋》，只记灾异之事，对各种祥瑞则略而不书，这是先贤考虑到为君者一旦看到祥瑞的记载，就会心意安然，而看到灾异的记载则会心生惧意，意安然，就会使君王怠于政事，而心生惧意，就会使君王注意修德，圣人只记灾异、不记祥瑞的深刻警示就在于此。因此，臣希望陛下能认识到圣人写《春秋》不记祥瑞的深意，以国家出现的灾异为念，审视一下朝廷在政教方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地方，随时加以更改应对，至于现在出现的祥瑞，固然是因为陛下的仁爱而生，但臣还是希望陛下能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以即使在可以原谅自已的地方也不原谅自己的要求来治理国家。
咄！这个韩琦想干什么？天降祥瑞，天子都御制了祥瑞诗，百官都在附合，你一个小小的右司谏却在这个时候泼冷水，大唱反调，弹奏出一组逆耳的不合谐音？但韩琦，做为帝国未来栋梁辅弼，身居庙堂，以他年仅30岁的而立之年，硬是展现出了垂绅正笏的一代杰出政治家风采。
依照常理，帝国中央内阁如此大幅度的人事任免，身为谏官的韩琦应当有所表示，但在现有史料中（或许掌握的资料有限），我们却没有发现韩琦有关于此事的言论，只是从这份《金芝产于化成殿奏》中，隐约看出了韩琦对这届政府人选的忧虑，以及韩琦后来的奏章中所表现出的对内阁大臣从忧虑到不满，直至后来不畏权势、义正辞严上章弹劾内阁四位宰臣。
当然，从个人感情上说，韩琦对王曾、吕夷简的去职也实在不好多说什么，王曾是他尊敬的宰相，吕夷简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王、吕之争很难说谁有什么错。再着，任命内阁大臣，这本就是皇帝的权力，尽管台谏官的职责是规谏讽喻、察百官所任非人，但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毕竟无法证明就是所任非人，如此，韩琦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就不难以理解了。
韩琦这份《金芝产于化成殿奏》本章上呈后，或许是仁宗皇帝不想让这位很有才华的谏官在这类事情上过多纠缠，因此，仁宗皇帝委给韩琦一件差事——让他和侍御史肖定基，直集贤院吴育、王拱辰一起，去主持开封府的科举应试。
对于这项为国选贤的重任，韩琦从一开始就抱着十分认真的态度，并为此上书仁宗皇帝，请求在开封府、国子监，还有因回避亲缘关系而另设考场的“别头试”考试中，一律采用和礼部考试同样的办法——使用密封试卷或由他人誊录过的卷子，以防止考场上的舞弊行为。
韩琦上这份奏章并非没有根由。科举考试本是为国选拔品学兼优的治国人才，但千军万马挤仕途，落马者毕竟会占到多数，尽管大宋帝国到了仁宗皇帝这一朝，经科举踏上仕途的人已经呈现出泛滥之势。当年太宗皇帝曾定下进士录取基数是“十取其一”，真宗时，一代贵臣曹利用在授给他仆射一职时，也是先赐给其进士出身，而后才除仆射之实，可见当时进士之贵到了何等的程度。但到了仁宗景祐元年时，这位宅心仁厚的天子心疼学子们十年寒窗苦读，于是将“十取其一”的规定改为“十取其二”，且又大发慈悲，诏令凡年过50岁、参加进士考试5次以上、诸科考试参加6次以上；年过60岁、曾经殿试进士3次、诸科5次，以及曾经在先朝经过御试、但试文不合格者都登记造册，以特奏的形式授给官职，但这样下来，能录取的也毕竟还是少数。
凭心而论，“特奏”也并不是仁宗皇帝的发明。
早在宋太祖开宝三年，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曾下诏给礼部，让他们查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结果查出了100多人，太祖皇帝特为此下诏：“贡士司马浦等106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宋王朝的特奏便由此开始。这实际上是为天下学子打开了一扇最终进入仕途的大门——就算考不合格，只要次数、年龄够了，一样有官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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