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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司谏，按《宋史职官志》，其职责是掌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百官所用非人；三省、百司有违失皆得谏正……
宋代司谏分为左司谏、左正言，右司谏、右正言，职责相同，左属门下省，右属中书省，通称两省官员，也称为“谏院”。严格说来，谏院职责跟另一个机构“御史台”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当韩琦接到改任右司谏的诏命时，心中是否有过某种犹豫？毕竟，现在朝中范、吕之争正处在一个极为敏感的十字路口，这个时候让他出任谏官……
然而，不管韩琦是否有过犹豫，朝廷诏命既下，他已没有别的选择。依照惯例，韩琦两次上书推辞任命：
臣奉敕差知舒州军州事，寻已朝辞，今准阁门告报，蒙恩授臣右司谏，令受告敕者。臣度才难处，引让非伪。尚稽俞音，增惕孱躯。窃念臣近以住京历年，居职无效，族属所累，俸禀不支。恳上奏函，冀从州任……不谓恩出非常，任逾其量。骤升谏列，实骇人闻……伏望皇帝陛下开照微之明，谨失德之举，追还渥命，简用真贤，令臣祗守旧官，发赴舒州本任……
韩琦的推辞自然不可能被批准。
宋仁宗景祐三年，刚刚担任度支判官几个月的韩琦，在朝廷政坛一片萧瑟的时刻，奉命担任了右司谏一职。
如果从韩琦此后弹劾泗州通判陈恢，及几年后国家边陲危急时刻，韩琦不避“朋党”之嫌，以全族性命担保范仲淹出使西北来看，韩琦这次对朝廷以“朋党”罪名再次贬逐范仲淹，应当是持一种不赞同态度的。甚而，韩琦对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此次的遭遇，还抱有极大的同情之心。
韩琦深知，范仲淹不是龌龊小人，更不会在朝中结党营私，只不过书生意气，嫉恶如仇，做事有些娇枉过正而已。而欧阳修、尹洙、余靖之辈也都是心怀坦荡的君子。但现在仁宗皇帝已经做出决定，并且范、欧等人被逐已成事实，韩琦虽身列谏职，即使他再为此去犯颜直谏，恐怕也于事无补，对大宋王朝来说，不过再多了一个“范党”而已。因此，韩琦没有再为此事多说什么，而这也正是韩琦在政治上比范仲淹相对更为成熟的地方，做为负有讽喻朝廷过失的谏官，韩琦知道怎样做才能达到既纠正皇帝过失，又能让天子采纳自己建议的目的。这一点，韩琦在庆历二年知秦州时整理他留下的谏章，并为之所作的《谏垣存稿序》中写的非常明白，其大意是说：规谏皇帝的最好办法，不能靠温言软语的劝阻，也不能靠激烈言词攻讦，而在于讲明道理。温言软语劝阻的人，必然会广引比喻，唠唠叨叨找出历史上各种例证，希望自己的规谏皇帝能够听从，但却不知道你没有把其中的道理给皇帝讲明白，皇帝可能并不会接受。而靠激烈言词攻讦的人，必然是慷慨激昂，言语尖锐，动不动上升的国家危亡、江山易主的地步，认为这样一来必然能够打动皇帝，却不知道这种夸大其词、过于激烈的话只会激怒皇帝，反而让皇帝不信，因此，想让皇帝接受自己的规谏，如果不以理取胜，则很难收到效果。这就是韩琦为谏官的心得，而韩琦更是告诫自己：“言责之重，非面折廷争之难，盖知体得宜为难……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若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汝罪不容诛矣！”做为一个封建王朝负有规谏之责的官吏，韩琦能从理性角度认识自己肩负的使命，实可谓难能可贵，这也就是韩琦：“在职越三载，凡明得失、正纲纪、辩忠良、击权幸，时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论列之，上宽而可其奏者十**……”的根本原因。
韩琦身处谏列，没有为范、欧等人申诉，但这并不等于韩琦在这件事情上默然处之。范、吕党争的风波，实际上在范、欧、尹等一班馆阁清流贬逐出京后仍在延续，其影响甚至已经从政府内部蔓延到了京城内外。
就在韩琦担任右司谏不久，时任西京留守推官，也是后来为韩琦“昼锦堂记碑”书丹的宋代书法大家蔡襄，以范、欧等人此次遭贬为题，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对此事大加讥讽。
所谓四贤，当然是指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而一不肖，自然就是倒霉透顶的高若讷了。这首诗在东京城内被士人争相传写，一时间为之洛阳纸贵，就连街头卖字卖书者，也以写此诗大赚其钱（诗太长，不录）。
《四贤一不肖》诗传颂一时，京城那么多王公大臣，没有谁为此多说什么，偏偏一个时为通判泗州名叫陈恢的人，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竟然上书朝廷，请治作诗者之罪。
世上就是有如此好事者，按陈恢的职务和职责，无论哪方面，他上书言此事都属多此一举，而且陈恢如此做法，无疑是对范、欧等人的落井下石，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说韩琦对范、欧等人蒙此不白之冤心有不平，但还碍于种种原因不好多说什么的话，那么此刻，八杆子打不着的陈恢来煽阴风、点鬼火，身处谏列的韩琦岂能容忍？于是韩琦抓住朝廷“诏命所限”这一理由，立刻上书弹劾陈恢“越职言事，是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朝廷既诏命在前，对陈恢理应予以重贬！”
然而，不知是仁宗皇帝又犯了他盛怒过后，对先前所做之事后悔的毛病？还是吕夷简不想让韩琦更深地卷进这场争斗？反正，无论是仁宗皇帝还是首相吕夷简，都没有追究蔡襄写诗为范、欧鸣不平的责任，也没有采纳韩琦的奏章，去追究陈恢越职言事的责任。
这场后续的“党争”风波，就此划上了一个并不完整的句号。
帝国朝堂的“党争”风波暂时平息了，但仁宗皇帝热衷的礼乐，却是到现在也还没有弄出个所以然来。
礼乐，这种人性最高智慧和人生最高境界的具象结晶，自其诞生以来，就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人类内心外在的抽象表露。而对于历朝历代的帝王来说，礼乐浓缩着的则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追求；居高临下的尊严；唯我独尊的展示；和纵揽天下苍生的满足。从某种概念上说，礼乐还是国家繁荣昌盛、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云王者功成作乐、定制礼，因而，雅乐又被认为是和天子的品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和王朝兴衰相关。宋仁宗亲政后对礼乐如此热衷，同样不外乎于此。
其实，自北宋王朝建立之后，赵家皇帝对礼乐方面一直都很重视，但在宋王朝立国之初，皇家宫廷演奏的雅乐一直是沿用后周的乐调，太祖皇帝曾经组织人修改过一次，然而修改后的乐调并没能推行开来，因而直到现在，皇家宫廷演奏的乐调依然还是沿用后周。
景祐二年，仁宗皇帝命天章阁待制燕肃等人考定钟律，并把懂音乐的集贤校理李照召来一块儿参谋。燕肃率一批乐工在延福宫为仁宗演奏了一批祭祀天地祖先用的曲子，却被李照指天划地、引古论今一番议论，指谪种种不足，软耳朵的宋仁宗听着有理，于是让李照重铸一套编钟，结果没想到改制大乐时，李照所造编钟定音偏高，不得已，李照于是又自己制造律管定音。
李照改完了金石乐器又改丝竹乐器，忙得是脚不沾地，不亦乐乎，却没想到被左司谏姚仲孙当头给了一棒，指责李照改的乐调诡怪奇异，要求罢除改乐之事，仁宗不听。
李照请求从编钟里去掉四清罄钟，只留十二中声，又遭到也对音乐有研究的侍读学士冯元反对，冯元引经据典，指出编钟只留十二，是李照个人的偏见，要求还是用原来的旧制。
两个自认懂乐的内行争执不下，外行的仁宗皇帝只好下诏：暂时用十二格为一排，等更懂音乐的人来了再决定究竟如何。
朝廷终于等来了更懂音乐的人，一个是范仲淹推荐的布衣胡瑷，一个是镇江节度推官阮逸。
宋仁宗景祐三年正月，仁宗皇帝诏命翰林学士冯元和胡、阮一起校定旧律，半年后，仁宗皇帝终于等来了冯元等人新修的《景广乐记》。
很难说当时的仁宗皇帝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居然将详细审定钟律的任务交给了右司谏韩琦、丁度和高若讷。也就是在此事上，韩琦再次显示出他一代政治家的成熟和军事家的敏锐洞察力，韩琦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奏书，不仅对仁宗皇帝旷日持久热衷造乐委婉提出了批评，更流露出了韩琦对国家边备松弛的忧虑，韩琦在奏书中说：
臣伏闻音乐之起，生于人心……窃以祖宗旧乐，遵用斯久……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者，不惟有伤国体，实则虚费邦用……臣切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至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乐……国家方夏宁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弛边备，犬戎之情，岂能常保……必思密备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与左右弼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诚，移访安边之议，急其所急，在理为长……
韩琦在奏书中指出；音乐在于人心，并引用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指出今乐和古乐都一样，都是要和天下苍生同乐，朝廷旧乐沿用已久，现在只按某些人的偏见，就要改变旧乐，而且改过之后，一旦有人提出另一种意见，便又重新再改，如此恐怕还会有人再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样改来改去不但有伤国体，而且还耗费国家财力物力。朝廷应当探究作乐的根源，做为修明政治的根本，而国家要得到根本治理，就要注意当今最急迫的问题，那就是帝国西部和北部边陲，边防武备已松弛很久，陛下和左右大臣，应当最先考虑边防安全，访求安边良策，然后再考定音乐。
必须承认，韩琦这份奏折，是在大宋王朝一派歌舞升平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了国家面临的外部隐患，以韩琦不到而立之年的年龄，能高瞻远瞩，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向仁宗皇帝提出建议，无疑已经显露出他做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及未来一代国家栋梁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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