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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祭祀大典一过，谏官姚仲孙、高若讷立刻上书弹劾阎文应：方命宿斋太庙，而文应叱医官，声闻行在；郭氏暴薨，中外莫不疑文应置毒者……
刚刚回到京城，担任天章阁待制的范仲淹更是出尽风头，为弹劾阎文应，甚至做好了决死的准备，把家中大小事情一一向儿子交待清楚，声称此次如果拿不掉阎文应，他就绝食而死，完全一幅有阎文应，就没有他范仲淹的架势。
面对朝官们强大的压力，仁宗皇帝终于不得不认真考虑再庇护这位内侍宦官的后果。无奈之下的宋仁宗只得下诏，将阎文应贬窜岭南，一朝权宦也由此死于流放途中。而范仲淹也总算在他沉浮一生的仕途斗争中没有受到挫折，取得了少有的一次胜利。
历史，总是留给人们太多的不如愿。
韩琦和范仲淹，这两位年龄相殊、声气相通，又同是北宋帝国最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同僚，似乎从韩琦踏入仕途、直到共同捍御西北边陲之前，两人还没有过同堂共事的机会。
韩琦比范仲淹小20岁。天圣五年，20岁的韩琦中举踏入仕途时，40岁的范仲淹正率领通、楚、泰、海四州几万民工修筑捍海堤；天圣六年，韩琦通判淄州时，范仲淹受晏殊举荐入京为秘阁校理；明道元年十二月，韩琦进京直集贤院；范仲淹正因反对冬至日天子率百官向刘太后上寿，并请太后还政仁宗而贬职河中府。此后直到章献太后殡天，范仲淹再入京为右司谏，韩琦监左藏库。似乎这段时间，韩、范两人同在京城，该是相识相知的起始，但不久，范仲淹又因反对废郭皇后而出任外职。
韩、范两人，相聚无多，但这却并不影响二人之间君子坦荡荡的相知相惜，甚至就连帝国首相吕夷简赏识韩琦、而范仲淹却将吕夷简视为奸侫这一点，都不曾在韩、范之间造成隔膜。
就在韩琦调任三司度支判官，范仲淹取得了弹劾阎文应胜利的时候，帝国西北边陲，割据夏州的元昊正率领千军万马，在凛凛大漠朔风中和亲宋的吐蕃大首领嘉勒斯赉喋血苦战，以期为他日后建立西夏帝国、将势不可免的对宋战争中解除后顾之忧。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给宋王朝维护帝国版图统一提供了机会：嘉勒斯赉在对元昊的战争中取得了暂时胜利，得意洋洋的嘉勒斯赉派使臣到京城开封献捷。如果宋仁宗是个英明君主，具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远见卓识，他就应当能够看到，西夏元昊这场对吐蕃的战争其根本目的，是意在夺取对宋王朝和西夏都极具战略意义的河西走廊。大宋王朝完全可以借此机会联合吐蕃，在元昊羽翼未丰之时予以沉重打击，即使不能将银、夏四州置于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至少也足可维持帝国版图的现状。
然而，无能的宋仁宗并没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反而在嘉勒斯赉取得军事上暂时优势时，摆出一幅公正仁慈、代天行道的嘴脸，以两位首领都是宋国藩臣，宋国既然没办法调解两藩间仇恨，同样也不应为某一家胜利而加赏的狗屁理由，对嘉勒斯赉的苦战不予支持，甚至，连原来准备道义上的声援——授予嘉勒斯赉节度使职位的拟议也取消了。
宋仁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心怀立国大志的元昊契而不舍，历经200多天浴血苦战，终于打败了嘉勒斯赉，彻底完成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大宋帝国日后一场旷日持久、一败再败的战争终于就此注定。但这时候，无论是担任帝国三司度支判官的韩琦，还是任天章阁待制的范仲淹都没有意识到，帝国这场未来的战争，会和他们两人产生不可分割的关系。
宋仁宗景祐三年，对大宋帝国来说，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年头，先是仁宗皇帝重新将已废的皇后郭氏追册为皇后，葬礼一如皇后规格；紧接着，御史中丞杜衍奉旨主持淘汰三司冗吏，闹出了一场大乱子。
宋帝国这次淘汰冗吏举措，现在已经是拉开的弓、放出去的箭，再也没有了回头之势。于是，三司各部门一干自知不免要被淘汰的官员们索性把水搅浑，到处散布谣言，说杜衍黑了心上奏朝廷，要将三司所有吏员一个不剩全部废黜。
从古到今，似乎这种空穴来风的无根言传最容易让人相信。有心人谣言惑众，于是三司近百名吏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群情汹汹，竟一齐跑到首相吕夷简府上，要求申诉。
很难说清，吕夷简这位帝国极富头脑的内阁首相，面对这件突如其来、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突发事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全方位考虑，反正，任凭一干三司吏员群情激愤，吕夷简竟然下令紧闭相府大门，就是不肯接见。悲愤不已的吏员们万般无奈，又跑到宰相王曾府上。这一次，吏员们总算没有白跑，王曾对一干人好言安慰，让他们各自写状，陈述理由。
事情到此，本来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一班吏员却仍是愤懑难消，竟然又相率跑到杜衍家围攻杜府，往院子里投砖丢瓦，恶言诟骂，闹的一个不亦乐乎。奉旨行事的杜衍当然咽不下这口恶气，第二天便一纸诉状告到了仁宗皇帝面前。宋仁宗龙颜大怒，立命将一干闹事之人抓捕，下有司追究，并查出领头闹事的首恶者二十余人，按律行事，该仗脊的仗脊，该发配的发配，至于其他相从之人，权且从轻发落，一律停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想到回京不久的范仲淹也来添乱，竟然在这时候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幅“百官图”，矛头直指帝国首相吕夷简，从而拉开了北宋王朝“党争”的帷幕。
自范仲淹调任京官之后，在帝国朝堂上，范仲淹、吕夷简两人似乎相互间总是难以理解对方立身处世的思维，总也尿不到一只壶里，范仲淹对吕夷简个人的品性，有着一种直接而固执的反感，尤其吕夷简做为帝国首相，在其用人之道上的许多做法，都让范仲淹深恶痛绝。
然而凭心而论，吕夷简为国家选拔官员，也决非如范仲淹所指责的那样毫无原则，任人唯亲，在韩琦看来，吕夷简看中的人也都是一时俊杰，只不过吕夷简在选贤任能的同时，多少有点借此假公济私，借机笼络人心而已。也恰恰就是吕夷简这种想让被任用者认为这都是自己提拔的作法，让高风亮节、刚正无私的范仲淹深为痛恨。在范仲淹看来，为国选贤是宰相的职责，岂能借机把这当成是私人恩惠的道理？要说私恩，那也该是皇帝给予的，所谓皇恩浩荡，宰相岂能恩归于己？
无法否认，范仲淹这个认知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却有些过于沦入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化，甚至是有些幼稚，范仲淹忽略了华夏几千年历史，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事实，这是华夏民族固有的人文传统，是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的。政治舞台上的确可以有另类的主张，但必须用一个声音唱一首歌，不能跑调。
做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尽管在宋王朝其拥有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但宰相毕竟为百官之首，是代表皇帝推行国政的最高长官，他当然需要一批言听计从的下级官员来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和比他小20岁的韩琦相比，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只能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人，这也同时决定了范仲淹在他几十年仕途上，注定会一次又一次遇到坎坷。
事实上，自景祐二年三月，当情种宋仁宗因为念郭皇后旧情，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把范仲淹重新召回京城，并任为天章阁待制，并在5个月后又召回孔道辅之后，帝国首相吕夷简就知道，自己的执政生涯从此又将进入多事之秋。果不其然，范仲淹甫归京师，就在弹劾阎文应一事上，以决死之心出尽了风头。
对于总是处处挑刺儿、多嘴多舌的范仲淹，首相吕夷简并非没有想过如何才能让他闭嘴的办法。吕夷简曾委托人私下找到范仲淹递话：待制之臣，非口舌之任。言外之意是说，你的职务是天章阁待制，只要陪着皇帝念念书、作作词就行了，至于对朝廷的事儿说三道四，这不是你的工作。但范仲淹却不尿吕夷简，真锋相对回答说，议论国家政事，恰恰是待臣应尽的职责。
范仲淹的倔犟、或者说死心眼儿，让吕夷简意识到，他跟这个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好说好商量是不行了。于是，政治手腕老练的吕夷简在行政安排上，采取了一个冠冕堂皇、让任何人都无法说三道四的措施——就在韩琦从开封府推官调任三司度支判官这个月，调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呵呵，你丫的不是不肯闭嘴吗？那我不让你在皇帝身边，你到外面说去吧。
范仲淹去知开封府，韩琦调任三司。
韩、范二人这次的擦肩而过，很难让人不去怀疑这是吕夷简的刻意安排。或许，吕夷简不希望给自己颇为欣赏的韩琦，提供可能让他受范仲淹影响的机会（当然，随着韩琦后来职务高升，吕夷简的想法也在改变，希望韩琦反过来能影响范仲淹），在吕夷简心目中，沉稳大气的韩琦，是大宋帝国未来的栋梁之材，你丫的刺儿头范仲淹可别把韩琦给我带坏了。
吕夷简，不想让政治上幼稚、迂腐、固执、倔犟的范仲淹对韩琦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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