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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书网上都找不到TXT【噗】今天还是《看见》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丫,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二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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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
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接受治疗。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
“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
“你好了。”
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儿,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她说:“我觉得他挺怪的。”
浓重的黑暗里,他满脸是泪水。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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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AMWHATI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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