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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孙传庭自威逼西安官员士绅捐饷十七万两后，便募得榆林青壮5000人，令部下骁将加以训练，其则率抚台行辕往各府县视察。
行至华县城东一驿站，孙传庭便传下令来叫在这驿站住了。这驿站说是驿站，但却早已荒废多时，站内条件极差，随行官员急忙派人收拾。又派人去找本地的里正前来。
刚收拾好驿站，传庭正欲入住，却有一将官自华县赶来，却是副将罗学启。
“末将罗学启见过抚台大人！”
“不必多礼！”
孙传庭虚应一下，径直进了驿站。罗学启看出苗头不对，忙跟进去，道：“大人鞍马劳顿了，先歇着，末将这就去张罗酒饭。”
“你先慢张罗，”孙传庭道，“本抚有话问你。”
“大人请讲。”
“本抚一路走来，看到华县境内田地大多抛荒，我问你，境内倒底有多少田地抛了荒？”
“这个...末将答不出，抚台却是要问知情的人了。”罗学启向外喊道，“本地里正可在？”
门外那侯着的里正忙打帘进来，“请大人吩咐。”
“大人问你们，境内撂荒的田地有多少？”罗学启问。
“远的不知，只知本乡附近差的十有八九，好些的也十之四五。”
“难道没有差粮吗？”孙传庭问。
“本来都是膏腴之地，怎么会没有差粮？”
“那为啥不耕作？”
“没有牛呀。”
“没牛？怎的没牛？”
“有的被盗咧，盗了的牛不是卖咧就是宰咧吃咧。没被盗的也圪利麻擦卖咧。”
“怕被盗就卖牛？不种地了？”
“种啥地呀，马户差役苛急，苦咧！庄户人不堪苦役，就卖牛弃地，跑咧。但人跑咧，税粮可还在，本户其他没跑的就要坐赔，户不堪赔，又跑，于是亲戚坐赔，亲戚也跑，便本里坐赔，于是一个村都弃户而逃。”
“有田而弃逃之家，为啥不把田卖掉再逃，宁愿抛荒呢？”
“正是因为有了田地，才为差役所苦，买了田赋役也就来了，就是把一年收成都交了，也不够赋税，何况还有差役，再遭灾年，咋活？所以都逃了，没逃的哪个有钱买呀，就是有钱的大户也不敢买呀！”
孙传庭转向罗学启，“这种情况州县府道不知吗？”
罗学启摇摇头，“当官的多是贡举出身，这里的日子难过，此地为官难有晋升之机，因此或是贪，或是鞭扑催逼完粮。而且衙门弊多，大小官员自知无力去其积弊，只求自保，哪有工夫去顾及人户之逃、田亩之荒呢？所以虽知百姓怨声载道，也都装聋作哑。”
“此处为通衢，应是常有抚道经过，难道就没人问起，都是瞎子吗？”
“大人啊，皇上即位之初就说过，‘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皇上心里清楚着呐！每到征期，那些不能按期交纳的百姓，被杻系枷锁，不绝于道，鞭笞拶打，叫彻公堂。皇上要银子，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谁还敢在皇上面前饶舌？”
“加派不断，自是大批逃亡，而负担又被转嫁给未逃之人，于是越逃越多，结果便是朝廷最终失去税收，多了造反大军！”孙传庭深吸一口气，“罗将军，不算洪大人军，西安府原屯军有多少？”
罗学启一声苦笑，“名册上是二万四千，实则不及半数，其他都是虚设，冒领饷银而已。”
闻言，孙传庭沉默了，半响方道：“这灾、税之烈还是出我所料啊！我现在明白了象升受命五省总理为何三辞不准。看来，只能以秦兵卫秦地，以秦地养秦兵，剿贼与整饬须得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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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闹得很。
周延儒复相以后，排斥异己、重用东林党人，罢除非东林官员，一时间朝中出现南北之争。南，便是东林党人，北，则是非东林官员。其后又爆出“二十四气”案，所谓“二十四气”，其实是对二十四名官员的嘲讽，用“杀气”、“棍气”、“戾气”、“阴气”、“妖气”之类的定语加到那些名列其中的东林官员名字前面，后面还加上诸如“两头蛇”、“灰地蛇”之类的绰号。名单的炮制者煞费苦心，故意把水搅浑，既攻击了“北党”人物，也攻击了“南党”人物，挑动他们之间互相猜疑。崇祯一向反对大臣结党，互相倾轧，为此在二十四气案发后，特地下诏严厉谴责言官，不得助长这种风气。
礼科给事中姜埰是言官，以为皇帝对他们的谴责，是受到了“二十四气”的影响，于是乎慷慨激昂地上疏批评皇帝。他说：皇上近来正在修身罪己，告诫言官，不至于有厌薄之心吧？因为对言官特别看重，所以要求也特别高。言官中也有汉朝的贾宜一类忠谠人物，或许是发表言论过于急躁，没有领会皇上的心意，这当然是言官的过失。至于皇上所说，言官“代人出脱”，臣不敢说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但大多数言官并非如此。皇上是听到了什么才这样说？也许是从奏疏中看到了什么，抑或是偶尔揣测，才这样说？最近“二十四气”流言蜚语，甚嚣尘上，一定是掌握权力的奸臣痛恨言官对他们不利，故意造谣中伤，企图用夸大其词的说法，激发皇上的怒气，并且利用皇上的怒气来钳制言官之口。皇上如果不能识破他们的阴谋，那么今后言官都不敢讲话，谁来为陛下议论天下大事？
崇祯还在为凤阳祖陵被焚反躬自责，他下“罪己诏”的目的是盼大臣与他分担责任，同心同德，共渡时艰，让周延儒复相也是想朝政有所起色，绝不是希望朝堂还跟以前一样党争不断，你攻我，我攻你，到了最后毁的是大明，是他这个天子!
姜埰捕风捉影的无端揣测和妄加批评自然让心情本就不好的崇祯火冒三丈，不由分说下达圣旨，谴责姜埰居然敢于责问皇帝的诏书，藐视朝廷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应该立即逮捕，且不是交由刑部来办，而是让沉寂了五六年的锦衣卫审讯。
为了打击这种结党营私，捕风捉影相互攻击的风气，崇祯明确指示锦衣卫：姜埰罪行特别严重，见到“二十四气”之类匿名文书，应该立即销毁，为什么在奏疏里面一再传播？必须要他老实交代是何动机。
这时在行人司担任副司正的东林党人熊开元也向皇帝呈上一份奏疏，与姜埰相呼应，妄加指责天子打击他们言官。
崇祯见到熊开元的奏疏后二话没说就下令把他关进锦衣卫镇抚司监狱，并且要锦衣卫指挥骆养性悄悄把姜、熊二人在狱中击毙了事。年轻的天子已经被这些言官的鼓噪搞得心烦意乱，也是搞得头大，自登基以来，但凡上朝，总有那么帮言官无事找事，不是党同伐异就是胡乱批评他这天子，为的就是搏取清名，叫他们办个正事却是一件都办不出来，活脱脱就是一群乌鸦般的存在。崇祯有些忍够了，他决定借这回好好下重手整治整治言官。
皇上下了密旨，骆养性自然不敢草率从事，他与锦衣卫的一帮同僚商议对策，同僚却提醒他，锦衣卫的前任指挥使田尔耕、许显纯就是因为杀害东林党人落了个身死下场，这前车之鉴可不能不吸取。万一东林党人反攻倒算，以现在的锦衣卫底子，可不是他们的对手，况首辅周延儒可是东林党的元魁，真要是奉旨杀掉这两个东林言官，周延儒能放过锦衣卫？
骆养性害怕了，可笑，他不怕皇帝却怕起东林党来了。他没有执行天子的秘密旨意，而是把这一密旨透露给言官廖国麟，廖国麟又透露给同僚曹良直。这二人都是东林党人。
曹良直不相信皇帝会下达这样的密旨，公开弹劾骆养性，这是“归过于君”的行为，陛下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密旨，显然是诬陷诽谤；退一步讲，即使有这样的事，也不应该泄漏。他请求皇帝立即处死骆养性、熊开元。崇祯怕把事情闹大，扣下这份奏疏，不置可否，也不下发内阁，不了了之。
其实熊开元虽然是东林党人，但他的获罪与周延儒有很大关系。熊开元在担任吴江知县时，仰慕张溥的学问名声，大力支持复社在吴江县召开大会，颇受江南名士爱戴，称赞他“以文章经术为治”，“知人下士”。周延儒复出后，他由地方官升任京官。
行人司毕竟是一个清闲的差使，他盼望升迁。正巧光禄寺缺员，他就向周延儒“通路子”，希望获得这个肥缺。不知道什么原因，周延儒没有帮他办成这件事，引起他老大不高兴。
恰好崇祯希望大臣针对中原流寇如何围剿建言献策，熊开元便想借此机会获得天子青睐，踊跃报名，很快被召入宫中向皇帝发表高见。熊开元本来想弹劾周延儒执政无方，见到周延儒站在皇帝身边，不好意思当面讲他的坏话，敷衍了事地谈了一些军事方面的意见。
过了两天，熊开元再次请求皇帝召见。崇祯在御德殿召见他和内阁辅臣，熊开元一看周延儒在场，毫不客气地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请辅臣暂退。”
周延儒等辅臣再三表示要回避，崇祯不同意，要求熊开元当着辅臣的面直言。
熊开元无奈，只能硬着头皮说道：“陛下八年来企求天下大治，天下却愈发混乱了，一定有缘故。”
崇祯问：“缘故在哪里？”
熊开元道：“今日出谋划策的焦点，就是解决军饷，平定外患内乱。如果本末倒置，即使夜以继日不吃不睡，也不可能求得天下大治。陛下登极以来，内阁辅臣多至数十人，不过是陛下说他们贤能，左右说他们贤能，封疆大吏和百姓未必说他们贤能。皇帝把他们当作心腹股肱而任用，那些庸人身在高位，相继为奸，造成的天灾人祸，迄今都没有停止的迹象。待到言官揭发他们的罪状，皇帝再对他们进行处分，政治已经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崇祯品味出熊开元这话什么意思了，明白他在含沙射影指向周延儒，但却故意装糊涂，问道：“你心目中有人要推荐吗？”
“臣没有！”
熊开元立即否认，但掩饰不住内心的秘密，一面说话，一面睥睨周延儒。
周延儒何等机灵之人，早已看出苗头，立即向皇帝请罪要求辞去首辅之职。
这周延儒才复相几日，崇祯能让他走吗？便道：“天下不治都是朕的过失，与卿等无关。”
熊开元听了，却是扬声道：“陛下要大臣实话实说，但是内阁辅臣站在旁边，谁敢发表不同意见而遭殃！况且以前的辅臣横征暴敛，打击忠良，现在的辅臣奉行德政，释放囚犯，减免赋税，引用正人君子，只不过偶有不平的慨叹而已。”
这话显然并非真心话，只不过当着周延儒的面不敢说而已，崇祯知道熊开元还有话要讲，微一思虑，便叫他先退下，回去写成奏疏递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