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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故事继续推进之前，我们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将此信列为第三封，是根据落款所注月日排列的，并无年份。这是两页竖排长格纸，左侧下方印有“开明800”字样，显见为开明书店信笺。信纸质地良好，全信几无破损缺字处。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头又一次省略了称谓，他直接开笔写道：
应该是我来请您原谅，我接到您两封信，到现在才来回信，您不怪我办事迟慢吗？
你又寄了钱来，我得拿它来买书寄你。您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我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十年》一册，那是书店送我的，我有两三册，故转送你一册。
学校开学了，您想必会忙起来吧。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走走，多看看社会，多体验生活。
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译本。他的书我看得很多，但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觉得怎样？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寄你一本《灭亡》，因为这是最近改订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爱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总序；寄你一本《忆》，那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祝好。
分析下来，此信应该仍成于196年。因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于198年春，4月出书。由此可知此信不会产生于198年8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写于两年之间的197年8月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从后边几封信中涉及的史实加以推断，二是上海局势在197年发生了急剧动荡，巴金信中却丝毫未见反映。具体情况是：197年8月1日，日寇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一场上海人民保家卫国的救亡运动终于爆发。8月16日，巴金写出了热烈的《一点感想》，继而接连发表《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给死者》、《上海进行曲》等壮烈诗篇，讴歌上海军民同敌寇殊死战斗的精神，声讨侵略者血腥暴行，呼唤民众奋起抗日，“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他坚信祖国不会灭亡，他挺身而出，“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8月日，巴金和靳以将自己主办的《文季》社，与王统照主编的《文学》社、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社和黄源主编的《译文》社联合起来，四位一体，创办了《呐喊》文艺周刊，出刊两期，从第三期起，改名《烽火》，于9月5日出刊，诸同仁以此作戟，投身抗战。如此说来，197年8月1日，巴金先生正在激愤地写作和紧张编撰全国第一册抗战期刊。
巴金针对《烽火》有言，“那些文字，是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几乎与此同时，巴金还出任了《救亡时报》编委，该报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主笔，阿英为主编。因此说，巴金不可能在这个炮火连天的“八月卅一日”，给黛莉写出这样一封气定神闲之信，不可能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抗战之城，写出“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之类闲话，亦不会有“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之雅兴。日寇的轰炸机正在上海的天空中俯冲！
此信只能产生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196年，即196年8月1日。稍作考察即知，196年8月间，巴金先生正在经受着上海文艺界“一个阵线，两个口号”斗争的折磨。左翼作家联盟于春天解散之后，那年6月复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巴金等人没有加入，却在同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赞同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团队，另起炉灶，裂痕加深，斗争公开化。8月，左翼作家中先是徐懋庸写信撰文，指责鲁迅，攻击巴金、胡风、黄源、郑振铎等一批作家，继而有戴敦复、灵犀、曹聚仁、白雪等多人，对巴金展开辱骂和围攻。鲁迅于8月5日，扶病写出那封著名长信《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反击对手，为巴金等人辩护。那年**月间，正是双方论战的高潮期，巴金也提笔加盟了反击与论争。面对重重责难，巴金心情沉郁，他描述自己看过徐懋庸文章之后的情景：“傍晚回到家中，心中很不好受。我没有扭开电灯，亭子间沉落在阴暗里。我坐在书桌前面，痴呆地望着那蓝色的墙壁。”
巴金致黛莉此信，却是在这样一个沉郁的日子里写成。这对于巴金研究来说，或许多了一种别样的佐证。纯情少女远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语调平静沉稳，没有流露出半点焦躁：“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他没有对生活发牢*，只有对他人更关切：“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八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在这里，我们无法绕过一个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即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是哪一年与巴金开始交往的？事实告诉我们，萧珊以上海中学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见，与山西女生赵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们相见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个月里。萧珊女士原名陈蕴珍，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回到浙江宁波老家住了一段后，重返上海，进入爱国女校续读。陈丹晨先生在《巴金全传》一书中写道：“有一位叫陈蕴珍的女学生，从196年起与巴金有了通信联系。那年，她十九岁，是一位热爱巴金作品的读者。”而巴金少年时虽然生长于四川成都等地，祖籍却是浙江嘉兴，与同乡萧珊沟通起来想必容易许多。萧珊小姐热情而又真诚，比赵黛莉年长两岁。她于196年8月，又一次致信巴金，同信寄上一帧照片，以利相认，相邀巴金前往南京东路七一九号新雅粤菜馆约会，从此开始了他们时日绵长的真情交往。陈丹晨先生认为，巴金先生从这时起“将早年献身革命、置个人爱情婚姻于事业以外的独身主义倾向渐渐淡却，让位于纯洁而又炽烈的爱情了”。
这第三封书信，正是写成于196年8月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
如此假设当然没有实际意义。那一时期，热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读者，本来就非常多，她们同样都很年轻。据记载，巴金那时很少涉足北方，只到过北平，却从未去过闭塞古老的山西。
然而我们从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这位北国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着与她深入交流，继续交往下去。
巴金给黛莉寄了一本新书一《忆》，说此书“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熟悉巴金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忆》确是一部收取了巴金回忆性散文的集子，19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书。
信中提到改订过的《灭亡》一书，那是巴金早年完成于法国巴黎东部小城的成名作，那个地方被研究者们称作“沙城”。《灭亡》完成的时间早在198年秋。当时，巴金将书稿寄回国内上海，本想拜托友人索非，在开明书店自费印刷出书，却被索非推荐给主编《小说月报》的大编辑叶圣陶。叶圣陶欣赏和推举这部作品，《灭亡》遂于次年元月，奇迹般地在《小说月报》连载，一时间轰动文坛。当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全书弥漫着一个革命者勇于牺牲却最终失败的悲剧气氛。信中提到“这是最近改订本”，显见是出了新版《灭亡》。
对于信中提到的“书店送我的”《十年》一书，似为开明书店出版，我茫然无所知哓。周边诸友均未闻此著，我亦不知该向何方智者请教。网上查找一番，更是混沌而未果。及至数月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老友黄宾堂小饮，又无意间言及此惑。宾堂兄当即举杯与我一碰，竟说：这本书我是知道的。宾堂兄平日言笃，酒后话语却十分绵密流畅。想不到，经他如数家珍往下一说，众人止了喧哗，又引出出版界一段佳话来：开明书店，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早在196年，先贤叶圣陶在上海创办了开明书店。几度风雨奋斗，到196年，开明书店声誉日隆，为助推上海文化中心大势，苦心经营。周边团结了大批优秀作家。十载春秋，成果斐然，书店决定以一种特殊方式做出纪念。于是，由夏丐尊先生担纲主编，诚请最出色的当代作家，各献一篇精美小说，结集出版，答谢读者，是为《十年》。一时间，应邀作家纷纷奋笔，为开明建社十年奉上佳作。个个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鲁彦、老舍、张天翼、靳以、王统照、吴祖缃、施蛰存、李健吾、丁玲、凌叔华、萧乾、萧军、蹇先艾、郑伯奇、艾芜、沙汀、芦焚、沈从文、周文、茅盾、端木蕻良、蒋牧良等。巴金则以一篇名为《星》的短篇小说加盟。就是这样一部纪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坛实力派强势阵容。尚有好几位当红作家，交稿迟了，据说曾被列为《十年续集》。总之，《十年》一书，非同小可，而我竟这样孤陋寡闻。1949年以后，开明书店搬迁北京。
大江东去，疾风骤雨，革命成功。到195年，全国城乡强力推行公私合营制度，是红色国家推行公有制理想的重要步骤，大势所趋，不可抗拒。爆竹声声里，开明不复明，历史最无情。195年4月1日，开明书店与共青团中央所属青年出版社合二为一，增加了“中国”二字，定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成立首届董事会。这位让文化界、出版界十分瞩目的首任董事长，就是后来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一公私合营者，称同志未必合适吧。
宾堂兄喝了酒，不能不语惊四座。
中青社成立后，连续推出《红岩》、《红日》、《红旗谱》，以及《创业史》等多部红色经典，概称“三红一创”，唱响中国。未料，1966年大革命狂飙横扫，当下把个中青社掀翻砸烂，往昔出版物俱成“毒草”，无论是开明社老编辑，抑或是十七年间新编辑，谁都干不下去了。整个出版社被迫停业，大伙儿都去“五七”干校，荷锄劳作罢。及至“文革”中期，由于毛泽东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中青社算是沾了点光，这才逐步恢复业务。苦难的人们，尝尽了又一个十年之苦。故事还没有完。先贤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先生，熬过劫难，仍在中青社做编审工作。当时中国出版界，苜要一桩急事，就是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名著正名，重新出版这些著作。古今中外文化结晶，不可能被一场狂暴革命所摧毁。精神焦渴啊！读者们蜂拥而上抢购“新书”，一时间人人读书，手不释卷，如同沙漠行者扑向绿洲甘泉。在这种情势下，一枇现代作家也需要重振其名他们不是牛鬼蛇神。于是，叶至善先生主张重印开明版《十年》一书，并于1984年11月为这部优秀现代作家作品集写了《重印后记》。此著遂于次年重见天日，成为一个出版社沉甸甸的历史见证。如今，在宾堂兄的书架上，仍然保留着中青社重印的《十年》一书，巴金先生寄给黛莉小姐的《十年》，应是开明书店赠给作者两三本样书中的一本。196年，时间也是对的。光阴流逝，又是二十多年过去，此著还在人间。
叶至善先生后来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可能是当代作家叶兆言先生的伯父吧？
宾堂一席话，知晓《十年》书，得来全不费功夫。历史文化传承有绪，焉能与之“决裂”？要大革文化之命，只有疯子才那么疯。
印象中，宾堂兄还说了这样的话：当年在社里，时常见到民国年间的出版家和编辑家们，他们讲究真才实学，工作极端严谨，都是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顶级宝贝。可叹身处逆境，人人受罪半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由此我想到，今日宝贝犹存，得到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了吗？
对了，巴金先生这封信，使用的正是开明书店稿纸，竖排小格子，透着一种斯文。
从信中可见，黛莉“又寄了钱来”，并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而巴金先生也“常常把钱来送人”，这说明，理想主义者都将个人钱财看得很轻，深知“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从另一个角度看，黛莉之家应该相当富有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便是这个样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