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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鸣前期发行的带标点符号的《诗经》，也引起了反响，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就是一些老古董。儒家崇尚的大同世界在三皇五帝时代，复古、崇古甚少疑古、辩古。
这是理学还没发轫，儒学从唐朝传承而来，还杂乱无章。唯一都被认可的是仁、孝、忠、信，并没有统一的流派。理学还没冒头，周敦颐还没出生呢。
孟鸣近期被人攻讦了，说孟鸣以祥瑞进幸，亵渎经义，其罪可诛。显然对他的标点符号的应用进行攻讦。
其实那个时代都有一群人，曲解经义，以为己用，以为自己是儒家正宗，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就视为离经叛道。
其中以国子监的教授魏留行，对孟鸣攻讦最甚。
孟鸣也决定出书驳斥，并在东京早报发表署名文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文章，指出不可厚古薄今，儒家学说诸多被曲解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伪作。
指出现行的《古文尚书》有一部分可能系伪作，《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托古作品。清初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惠栋著《古文尚书考》，辨析详明、证据周密，让伪书无处可躲。
孟鸣引用了其中的最有利的证据，论证是伪作。他提出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理论，提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孟鸣是来自千年之后的现代发达社会，儒学已经不是主流了，伟人都走下神坛的时代，所以孟鸣在大宋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是不被接受的，甚至会被视为异端。
孟鸣就借助王阳明的心学，给自己贴金、撑起保护之伞。心学有三大核心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首先心即理的理论是：“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这句话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大脑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除此之外，对你来说，不存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对你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
心学并没有否认“物”的客观存在，只是针对于一个特定的人来讲的。比如一本书，我看到它了，那么它就存在我的心里，你没有看到它，那么它在你的心里就不存在。但客观上讲，这本书仍然是存在的。
其次是知行合一，是心学核心中的核心，有道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意思是：以知为行，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是认知，行是行动。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所以知行其实是一回事，即知行合一。简单地讲就是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身实践而空谈学问，因为知与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只有去实践了，你才拥有这个知识，不去做，即使你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理论，也无法真正获得这个知识，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空洞无比。后世伟人提出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也契合“知行合一”的理论。
最后就致良知了，“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圣人教人第一义。”意思是：天下间没有比良知更好的东西了。圣人要教导好别人，自己首先必须要做到致良知。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一个人只要心有善念，心存良知，即使是身份卑微的凡夫俗子，也可以成为圣贤。这与佛家中“万物皆有佛性”是一理。
每个人都有良知，这源自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要人跟随自己的良知，如果你想“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就必须跟随自己的良知，而不能以利益为第一出发点。
孟鸣就剽窃了王阳明的新学，创立出自己的新学主张，被时下的人们称为“孟氏新学”。其实孟鸣认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孟鸣的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许多儒学大家加入了争辩，《古文尚书》几乎被认定为伪作。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视为圭臬的圣典就失去了光环，儒生的信仰受到巨大的冲击，处于迷茫中。
孟鸣接着又发表了一篇《儒学之使命》：其中写出来儒学的发展历程，从孔孟到董仲舒，从百家争鸣到焚书坑儒再到独尊儒术。指出来儒学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现在儒学的局限。
孟鸣又提出儒学的新使命：“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行合一，努力达到圣贤境界。”总结为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忠君爱国是前提。
此文一出自孟氏的北海学派产生了，竟引起了众多读书人的共鸣，奄然给众人迷惘的眼前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做为今后的行动准则。
一时间众儒生使命感满满、豪情无限，竟在内心里引之为圭臬了，魏留行之辈鸦雀无声了。
孟鸣的世界一时清净了许多。唯一的好处是《东京早报》发行量大增，这两期都增发了十万份，被带往了全国各处。
现在朝堂也不平静，出奇地一致关注着这场儒学之争，孟鸣写的两篇文章很快摆在了官家和朝中大佬的书案前，最后官家把朝中重臣、国子监名师、经学大家召集一堂，讨论这场学术论战。
最后孟鸣的两篇文章辨析详明、证据周密，符合经义，所以可引为经典，可为圭臬。
“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理论，最后被孔衍公下令引入孔府的典籍中，刻于孔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