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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教会珍宝运动,是苏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这次运动最终从没收教会珍宝文物，逐渐演变为到对教会人员和反抗没收珍宝的信徒的镇压与审判。
从结果上讲，苏俄这一次反宗教运动在指导理论上和运动实践上出现严重失误,反映出他们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执政路线,这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不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我们有资料可以查询，苏联一共策动了三次大的反宗教运动:1922到1923年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和对教会人员的大规模审判、30年代中期大清洗顺带给宗教一击、1958到1964年的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
先来讲第一次运动，这次运动的真正原因,是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爆发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当时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大战中俄国的通货膨胀已高达600%，1917年秋的生产水平只有1913年的30% ~40%。1918年苏俄内战爆发,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22年，国内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全国都处于空前的饥馑之中。在饥饿和内战这两场战争中，苏维埃政府实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
战时共产主义措施首先是强制征粮。根据1919年1月颁布的国家法令,有粮不交的农民,不仅要没收全部财产,还要被逮捕判刑。城市建立由官员、士兵、工人组成的征粮队。据统计,在内战期间,全国有2700个征粮队。连列宁都说“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
同时，对工人也实行一种战时制度。列宁指出,必须把国内的全部劳动力,包括男人、妇女甚至未成年人,投入劳动战线。1920年,在被调查的2776个企业中,女工占40%,有些工厂超过60%,16岁以下未成年人占10%。1919 年10月曾公布在军工企业实行12小时工作制,并有严厉的劳动纪律。消极怠工、破坏生产、旷工者等都要被审判。工人如擅离职守或逃离工厂,与临阵逃脱的士兵同罪。1919年年末，在工厂、企业、机关中,普遍设立“同志审判会”,处理违反劳动纪律事件国。城市居民只有参加工作或劳动的人才发给食品供应卡。
1917年12月7日,俄共决定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这个机构可以不经审判对“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以及怠工者和其他寄生虫行使就地枪决权。（熟悉吧？之后大清洗还会沿用的方法）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说:“没有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种政策无疑直接损害了农民、工人、市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与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是“执政为民”,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但俄共在执政之初，实际上是沿着与共产党根本目标相悖的方向行进的。
在革命前只是一个小党的布尔什维克此时显得更加孤立无援。卢那察尔斯基曾这样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坚决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敌视。市民、知识分子、以至所有人,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许还有些农民外，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和疯狂的仇视。”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加剧了俄国经济的总崩溃。征粮制使农民没有积极性种地。工人也忍受不了饥饿和超强劳动,大批逃亡农村。1920年8月,莫斯科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彼得格勒（即对应这本书平行时空中的圣皮特斯堡）则减少了2/3,大批工厂因缺乏原料不能开工,有些工厂则完全关闭。到1920年年底,整个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13年的1/7左右。
……
由此导致了工人罢工、农民暴动频频发生。1921年2月,仅彼得格勒就有46家大型工厂发生罢工事件。农民骚乱到处发生。在这种可怕的危机面前，苏俄领导人束手无策,国库的存款已见底。据俄罗斯学者揭示,苏维埃政权接管旧国库时,当时共有资金106 430万金卢布（金卢布，即可兑换黄金的纸币，同时还铸造了相应的金币，其成色为90%。这个货币政策直到1947年斯大林实行战后货币改革，苏联政府才停止发行以黄金为准备金的金卢布纸币，并宣布金卢布停止兑换黄金。根据所查资料，苏俄政权一开始拥有大概是850吨黄金，即平行时空的8500K金，8.5M金）其中1918年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付给德国的赔款总数为万金卢布,在国内战争中消灭国内外敌人共耗资万金卢布。到了最后，1925年，苏俄黄金储备更是下降到可怜的141吨。在这种情况下，俄共领导人便把解困的目标盯到教会身上。没办法，教会这种有房有钱有地不生产还享有不交税福利的势力自然而然成为了钱袋子。
这就是根本原因。目的已经有了，这一切的一切，只差一个借口来做导火索。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首先，说说事件之前苏联对所有宗教的态度。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对待宗教和教会问题上,形成了党管宗教体制:重大的宗教问题由党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由一些新建立的宗教监管部门去执行。
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政治局内分两派: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主张对宗教毫不留情,要严厉打击和剥夺。列宁更多地支持激进派,其他人的态度则不十分明朗。这说明,托洛茨基反宗教激进的极“左”路线往往成为政治局的路线。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通过各种法令法规，开始对宗教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其中主要是实行政教分离和教会财产的国有化,同时也实行了修道院的国有化和革命改造。在财产上，很多修道院被改造成国营农场或副业农场。在政治上，主要是实行政教分离：把东正教会和其他教会从政权中分离出去、取消原来享有的特权,包括教育婚丧嫁娶的管辖权、取消教会的法人地位等等。
在内战中，苏俄政权对教会和修道院又进行了规模大，频率高，数量多的非法掠夺。在内战中，各级政权用武力非法抢夺寺院和修道院的生活资料和其他财产,包括粮食、布匹、鞋、毛皮、酒、面粉和蜂蜜等,这些完全是一种非法掠夺。
1921年大饥荒发生,俄共领导人与教会尤其是东正教教会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先是因教会抢先开始赈济灾民，而国家却无计可施而引起的冲突,其后便发展为国家没收教会珍宝,因教会方面反对而引起的冲突。（为什么教会救济灾民会被苏俄记恨，原因参照沈万三）
1922年2月苏维埃政权正式公布关于没收教会珍宝文物的法令,但遭到教会方面强烈的抵制。由于大饥荒和苏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俄共中央把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这一重大决定看成是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1922年3月11日，托洛茨基给列宁和政治局写信,建议成立一个突击工作委员会负责没收珍宝工作。这是第一个针对宗教的秘密委员会。虽然国家对没收工作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但是在试点市县进行没收工作时，普遍遭到当地教徒和群众的顽强抵制,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小镇舒亚。
舒亚事件是苏俄在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中发生的最大的流血事件。也是苏俄决心下大力气“整理”宗教的导火索，舒亚小镇变为“试点区”，开始向外推广。
1922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没收部分教徒使用教会贵重物品的程序》的法令公布。
从1922年3月开始,苏俄全国性的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开始。
现已解密的原苏联档案资料披露，1922年3月12日,舒亚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始实施没收教会贵重物品工作,并建立了没收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在没收三个小教堂的珍宝文物之后,于3月13日来到大教堂,按计划开始没收工作。但是在这里遭到了群情激愤的教徒和世俗群众的阻拦。3月15日,当没收工作委员会来到大教堂时,大教堂门前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试图阻止这次行动。没收委员会也是有备而来,随同委员会一同来的武装人员中有6名骑警和稍后开来的第146步兵团的半连人及两辆架着机枪的汽车。双方发生冲突，连队向人群开枪，结果4人被打死，10人受轻伤。傍晚,逮捕了在广场上已受到注意的商人、教师等。这天晚上,本县教徒代表把从大教堂的珍品中取出的31.2普特（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31.2普特即为511千克）的银子交给县执行委员会。3月23日，县工作委员会、教徒代表在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赴舒亚工作委员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着手没收大教堂珍宝文物。将近10普特（163千克）的金器交给县财政局,宝石、珍珠法衣和其他珍宝则交给国家珍品库收藏。所有没收的东西都交给中央照济饥民委员会,专门登记造册。
最后，有人把舒亚事件定性为是“阶级敌人”挑动的暴力事件。于是，没收运动开始演变成政治运动，并且继而开展对教会人员的镇压和审判。
审判结果很快就出炉。舒亚事件被定性为“黑帮僧侣反苏维埃政权事件”,并很快实行了对“舒亚事件策划者”的审判。
3月20日，俄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在政治局获得通过。
3月23日,在中央代表团监督下，县执行委员会和教会代表开始没收大教堂贵重物品。3月23日结束工作。3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而在舒亚县发生的事件》的通告,通告对事件的发生和过程进行了评论,并把该文件下发全国。
至此,舒亚事件的发生和处理告一段落。舒亚的教会其实并不是大头，真正的战斗是后面的大教会。
舒亚事件正是苏俄当局选择边远市县进行没收工作整个计划中的试点。目的是看看没收工作的阻力有多大,用什么手段解决才适合等。同时也是给真正要下手没收的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各种阻碍势力以下马威,从而达到杀一儆百目的。
俄罗斯学者最新发表的资料透露,苏俄当局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赈济饥民（只是顺便）,而且是为了充实已经空虚的国库（主要目的）。列宁在1922年3月19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指示,第一,“对于我们来说,有99%的完全成功的机会击溃敌人并保住我们在几十年所必要的阵地。当饥饿的地方在人吃人，路上躺着如果不是数千具也有数百具尸体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最猛烈最无情的毅力、不惜镇压任何反抗来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我们一定要抓住农民饥饿时机,他们才会拥护苏维埃政权没收教会珍宝”。
第二,指出没收工作的真实目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以最果断、最迅速的方式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这样我们就会保障数亿金卢布的基金(应记住一些修道院和大修道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项基金,整个国家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尤其是扞卫在热那亚的立场,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除了绝望的饥饿时期,没有任何时机能够使我们看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这样情绪....”
随后而来的就是大审判，根据资料显示这次运动期间大约有2.5W人被合法处决，而私下处决和流放人数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这次运动的总结，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教会确实起着扞卫剥削制度和麻醉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必然是要反对宗教，信仰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宪法和宗教法颁布后,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已得到确认,它可以合法存在。如果再以各种理由对教会现存财物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是不符合国家法律和宗教政策的。而且反对宗教不等于打砸抢，以激进的方式反对宗教非但不能争的群众支持，反而会丧失民心。这也为苏俄在内战后来只得到了军事胜利而非全面胜利的结果埋下了祸根。
第二,关于教会现存的珍宝文物,其中一部分重要文物根据国家法令已被国有化,没收后存放在博物馆中;还有一部分虽然存放在教会中,但已登记造册成为国家财产。而存放在教会中的珍宝还是国宝，所有权属国家,教会只有使用权。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数千年或数百年积累下来的文物珍品,都属于这个国家或民族，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权动用它。这场运动中导致的文化损失是巨大而难以估计的。（可以参考会昌法难，其中也有很多书籍被毁。历史上任何一次运动对于文化来说都是一次浩劫）
第三，在宗教理论上,俄共执政前,以马克思的“鸦片论”，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准则。而列宁对马克思的“鸦片论”则有进一步发展,列宁一方面反对宗教，批判宗教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马克思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扞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宗教不应该暴力推翻，而应当以思想变革为基础来缓慢改变：“宗教的社会作用历来具有两面性。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发动劳动群众(他们几乎都信仰宗教)投人‘打碎旧世界'的革命需要出发,强调了宗教在阶级社会中起的消极的社会作用,一是宗教从各方面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辩护;二是宗教对劳动群众所起的麻醉作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过:‘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
……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明确宗教问题在国家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的正确位置。列宁正确地指出:“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但这绝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1922 ~ 1923年苏俄的反宗教斗争,就是把同宗教的斗争当成国家头等阶级斗争大事，这无疑是错误的。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正确的宗教界永远都要实行以团结为主的政策。这是社会主义长期性决定的。国家可以限制某些宗教势力,可以进行世界观的宣传,但在政治上要学会团结宗教界人士和教徒,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打击对象，必然不是宗教而是邪教等等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破坏势力。
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明确，“宗教信仰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石。虽然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是反对和批判宗教的，但是，就像列宁也曾多次提出：“宗教是个人的事情。让每个人愿意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或者什么也不信仰。”“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宗教信仰自由,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完全自由地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权利....每个人不仅应该有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播任何一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因此,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记列宁的教导，宗教信仰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
……
到了30年代后，在这一时期，苏联通过立法等手段，对苏联的宗教组织及其活动作出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苏联政府对宗教（尤其是对东正教）的管理。但是，苏俄开展无神论教育和反宗教宣传活动中，没能把握好度，又一次伤害了苏联信教群众的感情。在随后开展的肃反运动（1934到1938年，有记录的死亡人数为68.2万人）中，大批的教徒和神职人员遭到了打压和迫害。这些都对苏联的政教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为苏联解体前夕的宗教矛盾埋下了伏笔。
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苏联收回了苏波战争中签订的《里加条约》失去的国土。但是对于波兰地区的统治，苏联政府却选择运用宗教的方式来“安抚“被占领区人民的不满情绪。（这给人感觉就是有事你上，没事给钱。宗教势力也是脸上笑嘻嘻，心里妈卖批）
到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鉴于东正教教会在战争中的积极性，苏联政府认识到了教会的战时动员能力，从而让苏联的政教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其积极的一面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充分利用。
二战之后，总体来说，苏联政府同东正教教会的关系保持了比较和睦的关系。
说完这些，作者也来浅显的表达一下自己对宗教发展的看法：
首先，必须指出宗教的两面性。宗教有可恶的方面，像麻痹群众，影响政治等等，这很正常。但是宗教就没有好的方面了吗？对具体的一个真正虔诚信教的人来说，宗教是有精神安抚力的，这是不得不承认的。同时，宗教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统治工具，不论是和平时期减少社会犯罪还是战争时期鼓励战争动员，宗教都有着不小的贡献。
其次，共产主义实现后，宗教必然是会衰弱甚至于灭亡的（按照马克思的宗教发展观：“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这种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56页”宗教在共产主义社会确实有极大的可能灭亡）但是，现在有些人居心难测，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及党员信教的诸多“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在这我先说明一下，我的政治面貌是群众，而且我的母亲那边还是信着基督教的。我还记得我妈她们那边小时候给我买儿童圣经，长大了还给我了一本小册子写着天主教的一些话录。虽然没有什么用，我小时候只把这些当故事听，基本就没记过）
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某些“开禁者”的言论在我看来其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宗教是唯心主义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如果入党又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以至于丧失，最后造成造成党的分裂。
而且政教分离是马列主义的要求，如果党员可以信教，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列宁主义宗教工作方针里的“政教分离”原则。如果信教，那这样的党员到底是听党的指挥还是服教会的命令？恰恰是未知的危险就是最大的危险，这有很大的隐患导致共产党被分裂分化以至于灭亡。
综上所述，在现今社会，宗教势力中依旧有人贼心不死，妄图以宗教的名义干涉中国政权。在这，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人民群众我们都应当坚决抵制，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扞卫意识形态的阵地，是不容置疑和放弃的。苏工就是放弃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导致了分裂。
第三，说到宗教的灭亡，我们也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揭示了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只有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后，宗教才有可能消亡。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宁所言，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的企图，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反而会妨碍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这么说，即便到了共产主义，宗教可能都还能垂死挣扎一会儿，甚至持续很长的时间。由此我们可见，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我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而必须根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通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这样，既可以与宗教人员站在一起，形成统一战线，紧紧联系群众（信教者也是群众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应当歧视）在周围为社会建设做贡献，又可以起到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为宗教最后的消失做准备。
最后，说到宗教的消失，我认为宗教消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时间会很长。原因如下：
1，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思想的改变，人人都能接触到科学，人人都能自主思考。就像我母族他们信教（这个我也不太确定，但是确实是看到了基督教的圣经啥的）但是我不信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科学素养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会变成唯物主义者。
2，同时，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步入文明社会后，宗教的信徒也会变得更为平静和安详。我曾问过一个信基督教的人，问他真的相信上帝存在吗？我朋友他其实在心里也是不太信的，更多的是被父母影响，把“基督”变成了一种习惯使然的事。不过他每天都会祷告真的让我佩服。要是让我每次吃饭前都祷告，每次睡觉前都祈祷，简直是要我命，烦得很。也就是说，后期的宗教很可能变成一种习惯，以至于消失。
3，世界上，对“人”的重视必然会超过“神”。就像文艺复兴等等，历史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让民众把目光从“神”转向“人”。神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文化形象，宗教说到底就是一个受众广泛的“宗教迷”。信教徒的心理其实和喜欢动漫，爱好追星的粉丝们一样，只不过他的规模之大，受众之广，程度之深以至于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等等都被影响。也就是说，你把“耶稣”当成明星，“宗教圣战”变成网络骂战等等，对应起来就能看透宗教的深层：其实就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现象”。只不过宗教的惨烈程度更大，对人心的控制更深。
而现代社会的动漫，明星呀什么的，其实就像是一个个的“小宗教”，是资本家们以工业的手段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奴隶制时期或者封建时期的奴隶主和地主们不能工业批量生产“宗教”，既然数量不够，那就上质量。于是他们就以一两个故事为重点，用于深度开发，产生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宗教。之后作为统治者的奴隶主或者地主阶级一部分人独立出来，就变成了教会。（实际上，政教分离是有好有坏的，只是按照需求不同选择而已。比如古埃及一直都是政教合一，没有专门的教会，法老王即是国王也是“神”，这也是可以的，不一定会分离产生教会。而西欧则是产生了教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与文人集团勾结，资本家出钱，文人集团出力，构建大量的故事构架，以模板的形式工业化出产文化产品，批量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这种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是数量之多，无孔不入，影响也大和广。说难听点，资本家干的这个其实就是文化入侵，是为了价值观倾销和市场扩展而发动的入侵。既可以影响别的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等等，又可以衍生出周边开阔市场。
相对来说，封建主义社会产生的宗教范围广而影响深。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文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但数量极多。影响程度和范围丝毫不亚于宗教。所以其实“脑残粉”和宗教狂热分子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做出很多让人无语，愤怒的事也正常。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自然是会产生文化产品的，但是由于人们持无神论的观点，是绝对不会变成宗教了的。相反，共产主义社会更应该警惕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实则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看不到当代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只会盲从“权威”，变成盲目跟风之人。而这一旦演变成社会风气，更是会导致社会歧化。
4.如果只说我的祖国，那么我的祖国还有一个优点：中国有着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影响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不论是中国神话还是中国儒学传统精神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大多数不信教或不持某种固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始终不能成为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流，同时中国宗教（道教）自身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这样的国情背景是为日后宗教在中国消亡奠定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我的观点可能有些疏漏之处，就当做一个月薪低的很的人在你面前扯了个淡吧。
（本文资料来自于①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文献②2011年12月版《求是》③部分网络文献，比如百度百科④西藏大学农牧大学党校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