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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伯格虽然拆掉了玻尔的电子酒店，但也设法给多情的电子设计游走巴黎巷子的公交车路线。马克思·波恩向海森伯格推荐了沾满尘灰的矩阵代数，勉勉强强总算让电子在原子里有规可循地行走。
但是，偶尔出轨的海森伯格无法与电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多情的物种还是得多情的人才能理解。只有足迹经过之处都留下孽债的情场老手薛定谔，才知道电子在哪里逗留、逗留时间的长短，全是随机的概率分布，影响概率的因素有很多——姑娘多不多，漂不漂亮，多不多情，缠不缠人……都可能影响电子逗留的地点与时长。
说实话，保罗·狄拉克是不喜欢薛定谔的为人处世的，也不喜欢薛定谔波动公式里的电子。可狄拉克是科学家，科学家不能感情用事，科学家必须用数据说话，薛定谔能够将所有的实验数据都轻轻松松地打包进他的波动公式里，他保罗·狄拉克就必须将个人的好恶放在一边。
狄拉克想到以毒攻毒的办法，把薛定谔的波动公式扔进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海洋里，公式各项都乘上一个E，再令左边的E等于mc2，等式两边再来个根号，引进泡利不相容原理的矩阵等式，向量微分去除根号。
花了一年的功夫，26岁的狄拉克在1928年推导出了轰动物理学江湖的狄拉克波动方程。
然而，方程引进相对论质能公式后平方化的结果，始终无法去除带负号的能量数值。
能量可以有负的吗？
和女朋友在泰晤士河边散步，本来是想伸出手抱住她的腰，却不料发出的是负能量，于是抱变成了推，女朋友掉进了泰晤士河，你向她伸手就把她推得更远，怎么救？
两年多来，负能量就像噩梦一样紧紧地勒住保罗·狄拉克的脑袋，越勒越紧，似乎要把这可怜的头颅勒到爆炸。
我必须，必须，必须要为这可恶的负能量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哪怕我的头颅也在负能量的作用下塌缩成一个水晶头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