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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张国焘在同一天，又以总政委的名义给一、三军团发来一则命令南下的电文：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在俄界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上述两则电报，故与会者发言除去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严厉谴责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对此，彭德怀回忆说：“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由此可知，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运用政策与策略的政治家。诚如彭德怀所评述的那样：“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笔者认为，彭德怀的评价是公允的。
继毛泽东发言之后，彭德怀受命做改变军事编制的报告。他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建议改变军队的编制：团不设营。每个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政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做出如下三项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司令员彭德怀林彪（副）
政治委员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杨尚昆（副）
二、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
三、成立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的编制委员会。
从此，毛泽东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名副其实的陕甘支队的统帅。而彭德怀与林彪也是首次进入军事领导核心，在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陕甘支队与敌作战。
与会者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界，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在分析、批判了“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后，严肃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最后，毛泽东做了结论。他指出：
一、对四方面军的总结，这是今天做出来的。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在通南巴时的错误，是萌芽，是部分的严重错误。退出通南巴以后，便形成了另外一种错误路线，将来可发展为军阀主义，苏维埃运动中的陈独秀主义。
二、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我们并不是定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过不在江西，而是陕甘。
……
俄界会议结束了，中央统一了认识，军队进行了改编，力量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二
党中央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于九月十日凌晨离去之后，总前委就乱了套。
当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获悉“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的消息后，都大吃一惊。后来，徐向前曾回忆道：“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木得很。”接着，前敌总指挥部各直属机关，以及三十军、四军的指挥员相继赶来报告情况或询问有关情况，因此，九月十日“那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徐向前的“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很快，奉命追赶中央，“劝说”中央及红三军团返回的李特气冲冲地回到了前指，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把《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交到陈昌浩、徐向前的手里。
徐向前是一位充满着情感的指挥员，他一边看着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一边又禁不住地想起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欢腾情景，想起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他，以及为他授勋时的激动场面……这就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晚年，他秉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接着，徐向前与陈昌浩于九月十日收到了《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徐向前是军人，当然清楚“指令”二字的分量，加之这电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来的，并明确指出：“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徐向前也自然清楚自己是党员，如违背中央政治局之指令，执行张国焘南下的方针，并被历史一旦证明是错了，其政治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这又进一步地加剧了徐向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与此同时，陈昌浩坚定地站在张国焘的一边，他不仅派李特追赶北上的党中央，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而且在收到中央政治局发给徐向前和他的指令后，竟然“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更不能容忍的是，“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自然，不明真相的四方面军指战员歧视、围攻，甚至辱骂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之事就屡见不鲜了！
徐向前历来视红军为一家，是亲兄弟。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说出那句功不可没的名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时下，他不仅亲眼看到了亲如兄弟的红军“分了家”，而且在他的眼皮底下还发生了红军兄弟反目为仇的辱骂和歧视，这怎么能使他不痛心呢！这时，他又接到张国焘命他和陈昌浩率部南下的电令，走还是不走？又使他陷入矛盾的痛苦中。对此，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和陈昌浩率右路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他望着“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令他触景生情的是：“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然而，当他再看见“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时候，他于悲痛之余，不能不“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当他再“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因此，他一路上，连话都懒得说。
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徐向前又于九月十四日收到了《中央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催其北上》的命令：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
徐向前看过上述这份措辞极其强硬，且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电令，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了解张国焘的为人，也知道陈昌浩的个性，他完全猜到了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但是，他出于良好的个人愿望，总是希望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更不要与中央彻底决裂。
但是，张国焘早就想取中央而代之了，只是没有找到所谓正当的借口而已。时下，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在他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是背着他这位红军总政委干的，不仅是逃跑主义，而且还是在明目张胆地分裂红军，必须声讨所谓机会主义的党中央。换言之，他终于找到了与党中央决裂的“正当”借口，从此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干了。所以，他率左路军一回到阿坝，就召开了名叫“四川省委扩大会议”的所谓“高干会议”，公开打出了批判党中央的旗号！
张国焘为了开好所谓阿坝会议，事前就精心起草了一份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阿坝会议决议》。该决议中公然说：“目前的国内形势是革命正处于两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组织好革命有秩序的总退却。可是，现在还有人要同国民党搞什么统一战线，北上抗日，那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当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利用川康边少数民族和有利地形条件，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甫）、博（古）、周（恩来）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更为嚣张的是，该决议声称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坚决给以“纪律制裁”。真可谓是得意忘形、杀气腾腾啊！
在张国焘看来，时下能阻碍他篡夺中央大权的主要是朱德总司令，其次是参谋长刘伯承。尤其是朱德拒绝在他亲笔起草给中央的电文上签字，使他感到了朱德、刘伯承以及原一方面军指战员的威胁。为此，他就开始了对朱德、刘伯承的迫害。
事前，朱德与刘伯承并不知道召开阿坝会议，更不知所谓阿坝会议的具体内容。当他们两人走进会场一看，感到震愕的是，会场上挂起了“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标语；再一看出席所谓“高干会议”的一百多名与会者的表情，就更令人感到一种无名的肃杀之气。好在朱德与刘伯承都是久经风雨、见过世面的革命家了，他们两人坦然自若，不动声色地坐在会场上，静观张国焘如何演这场戏。
张国焘做主题发言，在肆无忌惮地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之后，他就开始有意地煽动追随者起哄、围攻朱德总司令：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
事前，张国焘早有预谋，因此他的追随者闻声相继站起，按着张国焘定的调子，争着质问朱德总司令：
“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线！”
“朱德同志，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
……
朱德听了这些错误的质问，自然清楚是张国焘的有谋而为，其目的是造成一种反对党中央的气氛，逼迫自己与这些所谓“高级干部”论短长，然后他再出面收场。因此，朱德总司令不为所动，显得是那样的底气十足，搞得那些围攻朱德总司令的可怜的应声虫乱了阵脚，于是起哄的“火力”越来越小了。张国焘一见情势不妙，只好亲自出马了。他举起右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操着十分得意的口气问道：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同意南下，还是赞成北上？”
如果说对一般干部的起哄、围攻，朱德总司令可以采取“大辩非辩也”的姿态，但是，当张国焘亲自出面挑战，他就不能再高挂免战牌了。另外，朱德总司令也深知舆论的重要性，他决计把张国焘布置的这座反对党中央的舞台，变成阐述党的北上方针的阵地，故理直气壮地说：
“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议，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
朱德掷地有声的答辩，震得这些“高级干部”欲问无词，就连张国焘也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批驳”朱德的发言。最后，他竟然采取威逼的口气大声说道：
“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他们北上是逃跑！”
“不！”朱德总司令大义凛然地说道，“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绝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这样一来，双方就僵持在那里了。尤其当朱德总司令面对起哄、围攻的所谓“高级干部”们，庄严地宣布“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之后，张国焘只好转移目标，指着一声不吭的刘伯承质问道：
“你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嘛！”
对于张国焘的做法，刘伯承真是反感透了！但是，当他看到朱德总司令是那样有理、有力地讲解党的方针、路线的时候，他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此，当张国焘把矛头对准他以后，他便不慌不忙、旗帜鲜明地说：
“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张国焘一看没有希望了，他就采用了图穷匕首见的办法，挑唆追随者对朱德总司令进行无理的围攻：
“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
“我是赞成北上方针的，但我是党中央派来的，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去。”朱德平和地说道。
由此开始，张国焘的追随者就剥夺了朱德总司令的发言权，他们叫喊着：“你又说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你说，你说，到底赞成北上还是南下？”还有人狂妄地叫嚷：“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这时，坐在一边的刘伯承气愤到了极点，他挺身而出，大声说道：
“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
阿坝会议在张国焘的控制下，虽然于九月十四日强行通过了《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阿坝会议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下达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但是，他们却没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接着，“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从阿坝会议起，张国焘不仅开始对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进行迫害，而且对所有拥护北上、反对南下的干部都冠以“蒋介石侦探”、“日本间谍”、“小组织活动”、“准备投敌”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逮捕和杀害。对原属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的干部，则采取打击、调离等手段。因此，从朱德总司令到一般拥护北上方针的指战员都在私下关注、议论着：
“北上的党中央到了什么地方了呢？”
党中央于九月十二日开完“俄界会议”之后，毛泽东就随一军团前进，为打通北出甘南的大门探路。经侦察获悉：“这时，甘南之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只有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以及王均的第三军第十二师，兵力比较薄弱，西固到岷县的封锁线尚未构成。”另据红一军团二师报告：腊子口是北出甘南的必经之路。但腊子口山岭陡峭，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如果采取西进绕道出青海，或东进川东北取道三国时孔明六出祁山的旧地——汉中，就要踏进敌人早已布下的重兵口袋，那将对我军极为不利。”为此，毛泽东召来了林彪和聂荣臻，—道详细地研究了腊子口的地势和敌情，认为“只有突破天险腊子口，才是唯一的出路”。故“决定在天险腊子口打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接着，毛泽东摊开地图，严肃地指出，据有关情报：守敌鲁大昌的老窝在腊子口不远的岷县，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阻挠红军前进，除了派出第一旅在腊子口以南重重设防外，还在岷县城外，大拆民房，扫除障碍，扩大射界，添置碉堡，妄图阻止我军进入陕甘地区。同时，也为我们攻占腊子口增添了不少的困难。毛泽东在与彭德怀接连通了三次电话之后，遂于九月十六日二十四时亲自起草了《消灭腊子口之敌的部署》：
彭：
1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踞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似此，三军及军委纵队除派一个团至刀扎里接防并筑工事外，余在黑拉原地不动。我们在黑朵寺不动。各部待命出发。
据夺获敌电称，杨土司有派骑兵千名来黑拉扰乱说，请注意。
每人筹粮十一天。
4二局速侦王胡两部。
毛、林、聂
毛泽东深知夺取腊子口的重要性。为此，他不仅亲自为攻打腊子口调兵遣将，而且还要红一军团司令林彪、政委聂荣臻亲临战场，会同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萧华指挥夺取腊子口的战役。最后，他又叮嘱林彪和聂荣臻：
“告诉王开湘和杨成武，要英雄的红四团再立新功！”
林彪、聂荣臻“带领一军团的几个领导干部，即根据毛泽东同志下达的决心，冒雨赶到二师去，请师长陈光政委萧华连同四团干部一起，一边看地形，一边研究打腊子口的部署”。
但是，红四团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虽然准时赶到腊子口，并进入预定的阵地，但是，由于是白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部队无法掩护，一营发起的攻击都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和冰雹般的手榴弹挡了回来。接着，林彪、聂荣臻与陈光、萧华、王开湘、杨成武赶往阵地前沿，观察腊子口的地形、守敌的火力配备。
军团首长等于下午四时赶到阵地前沿，拿起望远镜瞭望腊子口，都惊叹腊子口真是一处天险。对此，聂荣臻曾感慨万端地回忆道：“没有想到在甘南这黄绿相间的漫漫土山中，居然有此险峻地形。口子很窄，只有三十米宽，仿佛这原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似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还有一条咆哮奔腾的河流，称为腊子沟，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桥头筑有碉堡，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四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
当时，四团政委杨成武指着两山之间横架起的那座东西走向的木桥又介绍说：
“红军要过腊子口，非过此桥不可。桥东头顶端丈把高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据俘虏说，这个工事里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重机枪对着我们进攻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成了我们前进的拦路虎。石堡下面还筑有工事，与石堡互为依托……”
“停！有关腊子口地形艰险就不要再说下去了。”林彪果断地说道，“你们打算如何攻占腊子口呢？”
杨成武指出：根据侦察，我们发现敌人有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顶；二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因为都是耸入云霄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所以，决定“正面由杨成武政委指挥，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奇袭敌人，达到全歼敌人占领隘口的目的”。
“这样陡峭的石壁能攀上去吗？”林彪严肃地问道。
“能，我们有一位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他能爬上峭壁去。”王开湘团长答说。
“其他两个连的战士怎么才能爬上去？”林彪又问。
“我们已经做了可行的计划，”杨成武又补充道，“指战员们都说了，只要‘云贵川’能上去，我们就都能上去！”
经过论证，林彪与聂荣臻批准了红四团攻占腊子口的作战方案。九月十六日夜，腊子口战役打响了。为了忠诚于历史，现摘录聂荣臻的回忆如下：
入夜开始攻击。负责攻击木桥的连队几次猛攻都没有奏效。敌人死守桥头堡。从右岸石壁上敌人倾泻下来的手榴弹，在桥头堡五十米内，构成了一片火网；手榴弹木柄和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层。我攻桥的部队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于是该连在火线上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再接再厉，分两路夺取木桥。与此同时，负责从右岸峭壁间迂回敌人的两个连，经过指挥员精心组织，在上游不远处，用马匹将他们驮过了河，然后由一名自告奋勇，攀藤附葛的苗族战士（即“云贵川”）带领，一批一批地，一层一层地用裹腿带牵引着，攀上敌人右岸峭壁的后坡。许多同志勇敢跳下岩层，像从天而降似的急袭了敌人，打得敌人丢盔弃甲。这时我攻击桥头的那个连队又开始了他们的第六次攻击。两下夹攻，敌人狼狈逃窜。到九月十七日早晨，四团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毛泽东获悉攻占腊子口的捷报之后真是高兴极了！他当即命令从黑朵寺动身，向腊子口开进。或许是天佑红军吧，毛泽东一行刚刚翻越岷山，到达鹿原里宿营，又获悉红四团继攻占腊子口之后，“当天穷追九十里，占领了大草滩（即现在的三草滩），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二千斤”。“这对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部队，真是无价之宝”！因此，毛泽东当时就想到了要利用这数十万斤粮食和二千斤盐，让红军好好地吃几顿饱饭。为此，他于九月十八日二十时给负责殿后的彭德怀等人发了一则电文：
彭及彭（雪枫）李（富春）：
一、岷敌守城，哈达铺无敌。第一纵队驻地回、汉民众已大发动，我军纪律尚好，没收敌粮数十万斤，盐二千斤。过大拉山（即岷山）后已无高山隘路。现一纵队驻占扎路、麻子川，纵队部驻鹿原里。
二、明（十九）日你们全部开来此间。中央队一科、二科驻鹿原里，二纵队驻漩涡、大草滩，三纵队驻红土坡。
三、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四、缴获手提迫击炮三门，炮弹百余发，尚在大拉。请动员战士带来，可抛弃粮食拿炮弹。
毛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处就让有关人员为他搜集敌方的报纸，从这些报纸上获悉有关国内国外的政情。但是，自从与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由于张国焘阴谋篡夺党权，使红军在雪山、草地中滞留三个月的时间，很难再读到敌人的报纸。时下，红军攻占腊子口，进入了西北黄土高原，可以稍稍喘口气了，于是，他又想到了看敌人报纸的事情。为此，他“召见一纵队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