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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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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那种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现代军事理论,充其量算是一个“游击大王”。因此,他和在他的影响下的博古等这些很少实际经验、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的书生一向瞧不起毛泽东,加之毛的个性又极强,他们从感情上就排斥毛。其中博古对毛泽东的个人成见尤深。如史记载:博古远在上海就支持在中央苏区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并在宁都会议上罢免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接着,毛住进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不久,博古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途经上杭,由罗明去迎接他。一见面,他就严厉地批评罗明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说来是何等的可笑,从未见过毛泽东面的博古竟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

    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对毛泽东有着何等深的个人成见!既然如此,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博古等人——乃至于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旗号的李德,为什么谁也不敢把毛泽东打入所谓的“冷宫”呢?这其中还有鲜为人知的原因:

    其一,毛泽东与陈毅等人发生那次路线之争以后,即大病住院。用他自己的话说:“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但是,那时国民党的报纸却造谣说:毛已死于肺结核。当共产国际听了这则谣传之后,遂发了一条讣告,对毛做出很高的评价,称毛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对此,博古等是知道的。他们为了“投鼠忌器”也要保留毛泽东在党内的一席虚位。

    其二,在博古等人的心目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创建起来的,被他们称为毛泽东的嫡系部队。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相继组建了一些新军团。对此,聂荣臻同志曾愤慨地说道:“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为此,博古等人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巨大影响!

    对此,周恩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共产国际派到上海的钦差大臣米夫以及王明等人的批判,并被迫请辞本兼各职,只能做到“相忍为党”。面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危难,他所能做的依然是“相忍为党”。所以,当伍修权陪着李德走进屋后,周遂客气地说道:

    “泽东同志,有什么意见请讲吧!”

    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分歧点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认为红军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博古、李德则不顾中央苏区的实际,主观地为红军确立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他们否认红军打仗的流动性,视毛泽东强调的运动战为“游击主义”。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那样:“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被陈云同志所称的“湘南争论”在毛泽东看来,依然是这两种不同军事路线争论的继续。但是,他懂得眼下不是“举纲”相辩的时候,因此,他十分策略地讲了他的意见。大意是: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应在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南地区,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调动红军,发挥机动作战之长,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建议的目的性是清楚的,那就是主动打乱敌人在湘江东岸即将布好的口袋,再视情况确定红军转移的路线。即使再强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敌人的布袋阵中盲目地冲杀。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后,本能地认为这又是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在此时此地的翻版。因此,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合理性,就想当然地给否决了。更为可笑的是,李德又从正规战争的视角答说:

    “你是懂得兵贵神速这句话的。在湘南组织这样的战役,即使是取得了胜利,也贻误了强渡湘江的时间。你想到过如此而为的后果吗?”

    毛泽东一下就被激怒了,他指着桌面上的地图严肃地指出:红军的前面是两条并行的由南而北的江河,在东面的是潇水,在西面的是湘江,如果红军通过潇水之后,被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在潇水以西的湘江东岸,那才真是进有湘江拦路,退有潇水相阻。最后,他近似哽咽地说道:

    “看在数万红军生命的分上,我请你们再复议一下你们制定的作战计划!”

    李德听后用德语哇啦哇啦地讲个不停,无须翻译,一定是用最激烈的言辞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在博古看来,李德的军事决策是不容怀疑的,对毛泽东这样的反对者,只有做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一看周恩来的表情,遂又以领导者的口气说道:

    “你说完了吧?我们一定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的!”

    毛泽东一听博古下了逐客令,他愕然一怔,遂想到了这样一句话:“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啊!”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走了出去。但他感到夜又是那样的黑……

    十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除去秋虫唧唧的叫声之外,似乎大地完全进入了沉睡的梦乡。转瞬之间,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双方激战的枪炮声,宜章人民打开城门迎进红军的欢呼声,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欢笑声……全都消逝在被夜幕笼罩的天地之间。各界不同心态的群众和枕戈待旦的红军指战员都进入了梦境,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但是,周恩来依然站在那张放有军事地图的木桌前。或许他太清楚这步棋的重要性了,也或许他想得太周到、太细致了,他的脑海里忽而是血染湘江的悲壮场面,忽而是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高举着猎猎作响的战旗,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渡过湘江的壮观雄姿……但是,当滚滚北去的湘江之水完全变成殷红殷红的血水,并击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浪花的时候,他缓缓地合上了双眼,下意识地把头垂在了胸前。这时——也只有这时,他又重新思考如果采用毛泽东的意见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自从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和毛泽东共事三年了。虽说毛自宁都会议后转入地方工作,但他对毛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的战略决策是给予很高评价的。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与博古、李德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由于他有着任劳任怨的品格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使得博古、李德这些人不但不敢轻易地拿过周恩来手中的权力,相反,他们在很多方面还得借助周恩来的影响和作用,使中央这架最高权力机器得以正常地运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中央领导层最好的组织者,而且他还经常充任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之间的缓冲剂,使得他们之间绷得过紧的弦不至于断掉。

    这就是周恩来特有的政治品质。同时,这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周恩来的地方。

    时下,毛泽东和博古、李德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上又引发了史称的“湘南争论”。毛泽东因为手中没有权力,可以阐述完自己的战略思想拂袖而去。博古、李德听完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也可以像对待彭德怀那样不予理睬,行使中央授予他们的最高权力,继续自以为是地发布命令,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进。然而,周恩来则不能这样轻率地处置这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尤其当他想到毛泽东的战略预测是正确的时候,他的革命责任心要求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来!

    夜幕从大地上渐渐地升起来,东方的晨曦又不知不觉地抹去黎明前所有的黑暗,天终于亮了!周恩来熄掉马灯,大步走到庭院中。他展开双手做了几下深呼吸,接着又用力地活动了一下身体,请警卫员从水缸中舀来一盆颇有凉意的清水浇在头上,把一夜未眠的劳累和睡意驱走。恰在这时,博古从他的住室中走了出来。周恩来客气地说道:

    “博古同志,你洗漱完了,我有件事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可以,可以!”

    周恩来为什么要单独找博古谈呢?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位年轻气盛,又有着很深的理论素养,并被时人称为天才演说家的中央领导。博古正因为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演讲起来可谓头头是道;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尤其是有关军事战略决策,他满腹的学问就不知该如何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德是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拐棍,离开李德他寸步难行。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经李德提出,并由他通过的有关作战方针,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但是,如果单独和博古进行交谈,他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也有最高领导人的气魄——敢于拍板。这就是周恩来抛开李德与博古交谈的主要原因。

    “我思考了整整一夜,认为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建议,是有正确的一面的……”

    “那我们最高‘三人团’的决定呢?”博古未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不客气地挡了回去。

    “如果需要修定,或补充,也是可以的嘛!”周恩来猝然之间变得异常严峻起来,“如果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局面,谁来承担责任?我们又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这一炮打中了博古的要害。诚如前文所述,他们这些借助共产国际力量上台的书生,就怕因他们的失误,甚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向共产国际交不了差。所以,博古听了周恩来这措辞强硬的话后怔了一下,遂又问道:

    “你的意见呢?”

    接着,周恩来说出了自己全部的想法:一、在没有充分的论据或猝发的不利于我的军事形势下,继续执行最高“三人团”决定的战略方针;二、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彭德怀、毛泽东的建议做好第二手准备。具体地说:先抽调一批熟悉湘南一带地势、民情的骨干,或作为在湘南寻机歼敌的预备队,或作为应付不测之事发生以后,把他们留作在湘南打游击的种子。最后,周恩来有些沉重地说道:

    “我考虑再三,这虽不是万全之计,可也总比做一手准备为好。”

    对此,博古不可能提出什么非议,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给博古减轻精神负担的权宜之计。至于这项计划是如何完成的,遗憾的是史无所记。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李一氓同志写的如下这段文字:

    在由江西进入湖南的时候,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二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这些调来的干部大概是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县、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部队撤离江西,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这批湘南干部就是准备在湘南立脚之后,去开辟地方工作的。他们都是本地人,熟悉湘南情况,跟湘南还有一些关系。他们大部分是一九二九年(应是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参加红军的,在红军当中已经四五年,经过战争锻炼,他们自然也就会在湘南领导起武装斗争。

    从李一氓同志的回忆文字中可知,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湘南争论”,自然,他也就无法知道中央成立“湘南营”的确切意义了。因此,他认为留守江西的项英“不得不重新开始用游击战争的方法来对付国民党。而我们准备在湘南迎击国民党军队的意图,也就无法实现了,湘南营也就没存在的意义了”。这一结论显然也是个人的估计。为此,他也曾以怀疑的口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要在湘南立脚这个战略意图,是不是有什么文字的证据,我暂时还不清楚;有人说文字上查不出这个证据,但也说中央是有过这个意图的。湘南营这个组织确实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也当了一个很短时期的教导员。那个时候的事情,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事后追论,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根本上讲仍是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探出的路线西行。而成立所谓“湘南营”,只不过是这场史称“湘南争论”的副产品,且带有某种程度的权宜之计,一旦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发生猝变,这“湘南营”也就只好自行解散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军获悉敌人在湘江以东的“围歼”计划共分两步:其一是分进合击我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其二是集中全力“围歼”红军于湘江之滨。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路军刘建绪所部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陈兵湘南潇水与湘江的汇合处,既负从北面“追歼”红军的使命,又谨防红军在湘江东岸受阻之后向北进入湖南。

    第二路是“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所部的四个师,由茶陵、衡阳直插零陵,并“限于敬日(二十四日)以前在零陵附近集结完毕”,从该路军所处的位置看,它处于第一路军北面。因此,它既负有监督刘建绪部“追剿”红军之责,又有与第一路军共同堵击去湘西途中的红军的任务。

    第三路军是中央军周浑元所部的四个师,速向道县前进,并“限于养日(二十二日)全部到道县,尔后与第一、二及桂军联络截击窜匪”。自然,它主要防止红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重新折回江西。

    第四路军李云杰所部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其任务与第三路军大致相同。

    第五路军李韫珩所部位于湘、粤、桂交界处,因此令其“所部与第四路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中央最高“三人团”研究了敌人在潇水、湘江未来的兵力部署之后,认为他们最早在二十二日才能陆续进入阵地。如果我红军在此之前攻占潇水之滨的重要渡口道县,是有时间涉过潇水,并渡过湘江的。另外,周恩来远在北伐时期就了解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领的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同时还清楚他们第一是自保八桂之地,第二才是向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红军不在桂北停留,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有意开放通道——这也就是史家所称的“走廊”。为此,最高“三人团”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遂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命令:“军委决定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为适应这一态势,命令红军分三个纵队前进:甲,红三、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乙,军委一、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丙,红一、九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具体的作战任务是:红三军团进占嘉禾城,红一军团占领临武城,红九军团占领蓝山城。

    根据军委的上述命令,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出奇兵,于十六日攻占临武城。由于嘉禾城守敌突然增兵,桂阳之敌两团人马已到,强攻不便,我红三军团在十七日当即决定:以“第六师从嘉禾南面扼制嘉禾城敌”南进,以“保障蓝山确在我手”。军委审慎研究并批准了红三军团的这一部署。为确保尽快攻下蓝山城,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九军团消灭守敌一个营,并于十八日攻占了蓝山县城。周恩来当即命令“打开伪县政府的仓库,没收了五千多块银元和十多斤金子,缴获了一批军装、被服”,并把多余的粮食分给了穷苦的百姓。

    就在攻占蓝山县城的当天——十八日,军委发布命令:“军委决定,为取得更有利的作战及前进的条件,立即由现地转移到道县、江华、永明地域。”为适应转移地域的需要,我红军分两翼队前进:甲,红一、三、八军团、十三师及一纵队为右翼队,经嘉禾、蓝山间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以后则继续向道县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乙,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缺十三师)及二纵队为左翼队,经蓝山城向江华城前进。为掩护军委一、二纵队顺利渡过潇水,打破敌人湘江以东“围追”计划分进合击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的第一个部署,我红军必须在二十二日以前占领道县。

    道县,古称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湘南一带第一大县城,也是潇水两岸有名的渡口。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何键电令周浑元所部于二十二日赶到道县,我红军必须抢在这天以前攻占道县,方能派出部队狙击敌人,确保我军委一、二纵队在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然后大踏步西行,奔袭湘江。为此,军委于十一月二十日十三时下达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缺六团)附迫击炮连及电台应于得电后向道县侦察前进,限明晚赶到道州地区,在有利条件下应即攻占该城。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领受命令之后,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四团和五团。四团攻正面,五团负责迂回。而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准时赶到与道县相对的潇水东岸。由于在奔袭途中,抓到了道县县长派到天堂圩送紧急信件的士兵,拆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有四十名团丁,三十多支枪;前天花了一万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连行李也没带。他要天堂圩的民团连夜赶回道县守城”。结果,四团、五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入道县,全歼守敌。

    道县地处五岭北麓,其地质和气候条件极适合橘子和橙子的生长。如果从屈原写《橘颂》以咏志算起,那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红军过道县的时候,恰是橙子成熟的季节,不仅满山遍野的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橙子,而且老百姓也不管打不打仗,他们为了生活,照旧担着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橙子进城来卖。红军指战员,尤其是从上海等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一见这又便宜又好的橙子,都禁不住地倾囊相购,大饱口福。其中,李一氓同志边吃边说道县的橙子比四川的红橘味道好,还煞有介事地考证:“据说美国的橙子,其种子就是从湖南的辰州移过去的。所以有SUNKIST之名,SUN就是郴的译音。”

    但是,就在红军指战员大吃橙子的时候,有两个人却没有胃口: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知晓周恩来曾动议组建“湘南营”的事情,按照他对最高“三人团”的分析与判断,他们一定会按照李德制定的作战方案涉潇水、渡湘江西进的。因此,他愤然地回到驻地,望着依然在等他回来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遂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无力回天,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还得跟着大队人马向道县进发。毛泽东或许太为红军的安危伤情了,他一上路就感到头重脚轻,在警卫员们的动员和强迫下才躺在担架上,让民夫们轮班抬着走。突然,他听见有人在焦急地喊警卫员吴吉清的名字,他猝然间想到了吴吉清在前几天害了疟疾,经常发烧打摆子,他近似下意识地拍了拍担架的竹竿,命令道:

    “停下,快停下!”

    两个抬担架的民夫遵命放下担架,诧异地看着毛泽东从担架上站起来,边喊“小吴,小吴!”边快步走到全身像是筛糠一样的吴吉清面前,不容分辩,遂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请坐上我的担架,让同志们抬着你走!”

    “不!不行!这不行……”

    吴吉清说什么也不坐毛泽东的担架。最后,毛泽东十分动感情地说:

    “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吴吉清含着泪水坐在了毛泽东的担架上,那两个民夫也非常受感动地抬起了担架。

    毛泽东带病行军,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到了道县。警卫员刚刚为他安排好住处,他就又命令警卫员去找报纸,探听有关敌军调动的情况。而他自己却伫立窗前,望着秋意甚浓的长空陷入了沉沉的人生回忆中……

    不知何故,毛泽东想起了七年前的秋天,那是他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的日子,他带着不足千人的工人和农民上了井冈山,当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山大王”。他就是靠着这点本钱,从井冈山到赣南,到闽西,一直到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不仅凝聚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全部心血,而且也付出了数以万计的同志们的生命!但是,红军指战员的青春和热血换来的是什么呢?不是胜利的欢笑,而是继续的流血和牺牲!这对他来说,真好比是用钝刀子捅他的心啊!

    也可能是想到了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革命相继牺牲的缘故,毛泽东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四年前——一九三○年的深秋,那是他在赣南、闽西创建根据地且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他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里,突然听说一直忠诚于他的伴侣和战友杨开慧于是年十月在长沙被捕,并于十一月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他那时的心情只有用“秋风秋雨愁煞人”来形容!自然,他也会低吟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词《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但是,他擦干泪迹以后的誓言,自应是他后来写下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名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然而,四年后的秋天迎来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扔掉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像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似的转移!一旦杨开慧在梦中向他发出问询的时候,他将何以为答呢?因此,他那怒视苍天的双目渐渐地湿润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他清楚地知道:红军进驻道县就意味着走进了前有湘江、后有潇水的绝地中。如果说当年项羽在井破釜沉舟,作背水一战,是为了断掉退路,激励士兵杀敌向前的话,而今红军则是置于两水之间,前有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扼守湘江,后有薛岳、周浑元等中央军断掉红军复涉潇水向东的退路,再加之北有何键的湘军,南有陈济棠的粤军,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至此,他再想到自己在宜章地区的建议,也只有对天长叹了!

    这时,贺子珍提着一只装满橙子的竹篮走了进来。她一看毛泽东那伫立窗前凝视夜空的表情,就知道他在为红军未来的命运担忧。她清楚自己作为妻子,这时所能做到的是多给毛泽东一些温情。所以,她走到毛泽东的身后,故作笑颜地说道:

    “你不是早就对我说过嘛,辰州一带的橙子天下第一,你最爱吃。看!我用自己节约下来的钱,为你买来一篮子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橙子。”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手中提的那篮又鲜又大的橙子,再一看她那微微隆起的腹部,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油然生起,他近似本能地迎过去,伸手接过这一篮橙子,顺手放在桌子上,然后他伸出两只大手,用力地抓住贺子珍的双肩,动感情地说道:

    “妻子有了身孕,自应丈夫买些有点酸味的甜橙去看妻子,可我……”

    “快不要说这些了!”贺子珍急忙打断毛泽东的话语,她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我现在是红军中的闲人,可你……”

    “和你也差不多!”

    “这怎么可能呢?”贺子珍望着摇首喟叹的毛泽东,“你起码还有建议权吧!”

    “你提出建议,人家不听,还不等于废话!”

    “为什么?”

    毛泽东对妻子破例道出了满腹的牢骚,最后,他又感慨地说:

    “我常对你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可他们呢,认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那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没有办法就吃橙子嘛!”

    毛泽东与贺子珍闻声回头一看,张闻天站在门口,右手指着他左手提的那一小篮橙子,正冲着他们夫妇笑着。

    贺子珍为了能使毛泽东高兴,也急忙转身指着桌上那篮橙子,附和着说道:

    “洛甫说得对,既然说了没用,那我们就听天由命,高高兴兴地吃橙子!”

    “我……”毛泽东痛苦地摇了摇头,“真的不想吃。”

    “有意思,”张闻天听后笑了,“真是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老话了,我又碰上了一个不想吃橙子的人!”

    “那一个是谁?”贺子珍有些好奇地问。

    “周恩来!”闻天说罢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方才,我提着这一篮橙子去看他,见他背剪着双手望着夜空出神。我问他:老毛的建议能采纳吗?他微微地摇了摇头。我说那就吃橙子吧?他说不想吃。”

    “我必须声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我和他不想吃橙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有意思,”张闻天一怔,“说说看!”

    “我毛泽东不想吃我最爱吃的橙子,是因为我从不想听天由命;可他周恩来呢,”毛泽东说罢有意停了片刻,“说得难听一些,他是把命——几万红军指战员的命押在了桂系白崇禧的身上!”

    张闻天似乎完全明白毛泽东的话意,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所说周恩来把“几万红军指战员的命押在了桂系白崇禧的身上”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是什么呢?笔者只能根据如下史料推演:

    就在红一军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道县之前,桂系李宗仁就给蒋介石发了一则急电,大意谓:鉴于共军来势凶猛,桂军难于抵御,请求将桂系主力南移恭城。蒋介石接到这则电报之后,顿感事态严重,遂于二十二日给“追剿”总司令何键拍发了如下这则电令:

    衡州何总司令:

    据德邻(李宗仁号)电:以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李宗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以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等情。除电复外,希即查照办理具复。

    中正养酉行战印

    何键收到蒋介石密电之后,甚感意外。因为何键十分清楚:红军正在抢占道县,尚未破袭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距离桂系防地还有相当路程,李宗仁何以致电蒋介石要求把桂系主力南移恭城呢?另外,他清楚桂系主力一旦南移,所谓湘江东岸“围歼”战等于不战而撕开一条通道,放红军西行。蒋与桂系素来不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不怕蒋氏电责,而他何键在湘的前程却系于蒋氏手中,一旦蒋氏怒责,他何键可吃罪不起。因此,他于翌日——二十三日发电蒋介石,明确表示:桂军主力不可南移。接着他又严肃指出:“若灌(阳)、兴(安)、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扬长而去;加之萧(克)、贺(龙)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间两不许可。”结论:“敢厉陈利害,幸乞钧座察详筹,指示机宜。”遂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

    最高“三人团”除去按既定方针办之外,他们也想到了红六军团强渡湘江西行,桂军似未倾全力追堵。时下,如果能巧妙地利用蒋桂矛盾所赢得的宝贵时间,我红军奔袭湘江,继之强渡西行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红军涉过潇水、奔袭湘江的全部表象依据。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暗指的缘由。

    事实上,红军在道县、江华间全部渡过潇水之后,红一军团主力经永安关到达庵口,红三军团主力到达莲花塘,四师在葫芦岩,红五军团向葫芦岩前进,准备接替四师的任务,红八军团到达新浦,红九军团位于江华,军委二纵队到达莫索湾,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禾塘。简言之,我红军已经箭在弦上,到了不得不发的程度——就等下令奔袭、强渡湘江了!时下的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桂军不是南移,而是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北上扼守湘江渡口,因此,他哪有心思吃鲜美的橙子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