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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红三军团为何不战而取宜章县城呢？容笔者回叙几句：
宜章是湖南省靠南端的一个县城，东邻江西，南接广东，历来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地形较为复杂。山丘起伏，陡峭险峻，加之长满了树丛荆棘，道路崎岖难行。粤汉铁路虽然尚未修通，但公路却比较畅行，近期敌人利用修铁路的器材，又在宜章县城四周的山上抢修了碉堡，形成了比较密集的火力网，再加上一个营的守敌，必有一场恶仗。为此，彭德怀军团长配备了一个团的兵力，外加一个攻城必用的山炮营，就军事实力的对比，我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军团长彭德怀与政委杨尚昆亲自赶到六师十六团，看望就要攻打宜章县城的指战员，讲了攻占宜章县城的战略意义，这的确是不多见的战前动员。
十日深夜，十六团的指战员已经进入阵地，就等待吹响攻城的冲锋号声了！当我山炮营打响攻城的惊天动地的炮声之后，守备宜章县城的湘军的枪声却变成了哑巴，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战士提前发起冲击，架起云梯准备攻城。就在这一瞬间，奇迹出现了：突然城门大开，从里面拥出很多群众，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红军同志们快进城吧！敌人逃跑了！……”
原来，守城的敌人看到我红三军团已经突破外围防线，加之民间传说着红军是天兵天将下凡，锐不可当，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屁滚尿流。当我军攻城的炮声一响，他们为了活命，急忙打开南门，慌忙向南边逃去了。
我红十六团指战员列队走进宜章县城，数以千计的老百姓站在道路的两旁欢迎红军入城。有的群众挥手致意，有的端来热水送到战士面前，有的主动与红军指战员交谈……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团政治处的同志们趁热打铁，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协助下，砸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在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并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会场气氛热烈，群众情绪高涨，一些苦大仇深的百姓坚决要求镇压土豪劣绅，并主动带领部队缉拿在逃的罪恶分子，强烈要求收缴他们的财物。红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把堆积如山的东西分给了劳苦大众。是日夜，宜章县城沸腾了，各界群众走门串户，三五成群地来到红军的驻地，纷纷赞扬红军的大恩大德，其中那些被释放出来的犯人更是泪流满面，有的甚至跪在地上给红军边磕头边哽咽着说道：“不是你们来，不知道我们哪天才能出来。是红军救了我们，我们一辈子不会忘记红军的恩德！……”
翌日清晨，就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成百上千的铁路民工和青壮年来到红军的驻地，争着要求报名参加红军。顿时，宜章县城又掀起了一个自愿参加红军的热潮。
也就是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热烈气氛中，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骑马赶到了宜章县城。博古和李德见此情景激动不已，就连心事重重的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他们当即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出电令：
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通过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接着，最高“三人团”当即决定：听取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同志对突破敌人凭借潇水、湘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意见。
彭德怀，于一**八年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家务农，后被生活所迫投军，并在二十四岁那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在湘军中由排长、连长、营长而团长，因受共产党人段德昌等人的影响，遂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他与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率两千余名官兵举行平江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出任军长，创建了湘鄂赣根据地。是年十二月，他亲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他又率部留守井冈山，完成开辟赣南根据地以及牵制湘赣敌军的任务。一九三○年红五军扩大为红三军团之后，他任军团长，并指挥攻打长沙等战役。后又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参与了粉碎敌人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的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实事求是地说，他在这期间与毛泽东合作得不错，通过战争的实践，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对毛的为人和学识是敬仰的。
不久，博古与李德等人相继进入中央苏区，不仅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且还免去了罗荣桓红一军团政委、滕代远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对此，彭德怀同志是反对的。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不久，福建事变爆发了！彭认为“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他根据这样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博古阅后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对此，彭德怀想不通。后来博古等宗派主义者采用惩办主义的手段，开除反对他们错误的同志的党籍，甚至公开审判。当时，彭德怀“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自然，他和博古，尤其是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待到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的广昌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到摊牌的地步了！
开始，彭德怀明确地指出：“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但是，博古、李德不仅不听彭的建议，而且还“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对此，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之后，严肃地指出：“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干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博古、李德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强行发起了固守广昌的战役。结果，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博古与李德所吹嘘的永久工事不到一天就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获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诚如彭德怀所估计的那样：“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多年之后，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同志忆起广昌战斗，还异常愤怒地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不幸，说，你们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之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官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
彭德怀是一位既不贪天功为己有、也不诿过于人的军事家。当他获悉军委表扬他为军团长的红三军团的电令后，他却认为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等战役，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和党的组织对党、对红军早有认识的结果。同时，他还告诉不太了解宜章一带革命历史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都在这一带领导过革命活动。远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宜章、郴县、耒阳、桂东地区等县的人民，积极参加了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建立过革命武装和苏维埃红色政权。年关暴动后，许多暴动队员拿起武器，随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从此，宜章一带的人民和工农红军有着血肉的联系，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听说红军来到了宜章，当地的党组织向红军介绍守敌的情况，活跃在山里的游击队集合起来帮助红军攻城，热情最高的要数城外三百余名被何键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挖坑道、搬树条、扎梯子，配合红军进行攻城准备，等等。最后，他又实事求是地说道：
“宜章县城不攻自破，主要是当地人民的功劳。如果再说得远一点，那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播下的革命种子，在今天攻打宜章县城时结了果。”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到毛泽东的名字，打心里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彭德怀是属于比较早的跟着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且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在顽固坚持宗派主义政策者的眼里，彭是属于毛的人。彭如此地为毛说话，就等于在为毛评功摆好的同时，有意贬低了他们的威信。加之李德与彭德怀以往在指挥上的分歧，故对彭德怀的讲话很不以为然。
周恩来是一位善于体察他人内心活动，又会策略地排解矛盾的政治家。他从彭德怀的言谈中以及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上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十分微妙的分歧，为了不冲淡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的喜庆气氛，遂有意转移话题：
“宜章地区的老百姓有多少人要求参加红军？”
“恐怕至少有三四百人吧！”彭德怀答说。
接着，周恩来指示：把一些无牵无挂的青壮年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把那些有家室牵累的老百姓留下，发给他们一些武器，让他们坚持就地闹革命。恰在此时，红一军团控制了九峰山要隘。周恩来遂下达指示：
“按原定计划，迅速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于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从宜章、坪石之间通过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但是，“突破封锁线的行军非常艰苦，一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没有村庄，没有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疲劳考验着每一个英勇的红军战士。当时军委一纵队炮兵营有山炮十多门，指战员带着这些山炮进入了广东五岭山脉的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地区。这里山峦重叠，道路难行；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满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树丛，部队行动困难，行军速度很慢，抬着山炮行进就更为困难。但是，英勇的红军、战士还是抬着这些山炮，通过了封锁线。不过，部队也被这类笨重的武器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携带的物品拖得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负责打先锋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还得不顾一切地往前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脚，就是在这次强行军中磨破了，但他仍然坚持随军行动。
也就是在这当口，蒋介石获悉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真实意图，他当机立断，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进行追堵与决战的计划——这也就是史称的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最高“三人团”面临着两种抉择：其一是继续沿着红六军团突围西行的路线，与蒋介石在湘江东岸布好的五路大军拼个你死我活，冒着失败的危险强渡湘江；其二是改变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挥师指向新的战略方向，重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同时又因我中央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军事力量，因此在他们的战略棋盘上就只有一种准备：那就是按红六军团渡过湘江西行的既定方针办。
正当最高“三人团”绞尽脑汁在制定通过强渡湘江，进而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战略方案的时候，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战略方案，从而揭开了史称“湘南争论”的序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引起的：
彭德怀同志率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很快就获悉敌人在潇水、湘江之间调兵遣将，妄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与我红军决战。另外，由于彭德怀出身湘军，对何键为首的湘军的战斗实力了如指掌，同时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也有所了解；再加之背后还有薛岳负责追击的九个师的兵力，他认为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应当避敌人之锋锐，放弃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他经过深思熟虑，遂向最高“三人团”陈述如下改变红军战略方向的大计：
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其一，他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提倡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相一致的，也是被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所证明是正确的；其二，避开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分兵向敌人空虚之地突袭，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博古与李德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者，加之他们沉浸于所谓突围胜利的喜悦中，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彭德怀这一正确建议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吧，最高“三人团”对彭德怀的正确建议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既未回信，也未采纳。”
周恩来就其性格而言，在这种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对待彭德怀的建议的。就常理而言，他也应当全面考虑这一正确建议的得失。遗憾的是，他在最高“三人团”中不仅处于少数，且在很多问题上处于无权状态。另外他的为人使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实态度说给时人与后人。笔者猜想：他就像在其他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口那样：既然自己参加的事情形成了决议——哪怕是与自己的见解相悖逆，也只有服从与执行！
也正是在这时，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对战略转移的既定方针有不同的看法，他近似本能地想道：“是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十
毛泽东自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之后，秋风渐紧，秋雨报寒，再加上雨中的山路泥泞难行，吃饭又没有保证，他那大病未愈的身体越来越弱了。然而，每当他看到指战员抬着笨重的机器，带着“坛坛罐罐”，艰难地在山地中行军的时候，他不是无限悲哀地摇头，就是强忍着愤慨在叹气。
虽说中央红军在一个月的突围转移中，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可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和天才指挥员清楚地知道：一旦蒋介石获悉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和路线之后，他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给红军预伏设置一个又一个布袋阵，造成“请君入瓮”的态势。加之红军最高“三人团”又不懂得临机处置的作战原则，转移中的红军将厄运环生了。因此，他那未愈的病体又被这沉沉的心事压得更加虚弱不堪了！
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在突围转移的过程中又没有具体的使命，可他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传统：每到一地，他就要警卫员搜集报纸，探听敌人有关的军事调动与部署的情况，十分及时地掌握敌我双方的态势。与此同时，他还要警卫员为他找好办公桌——如果找不到也必须用门板搭一个临时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公文包、马灯，还有打开的军用地图……简言之，他仍然像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如此而为的原因有二：一是关心红军未来命运的责任心驱使，再是为了思索如何才能改变红军被动挨打——并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办法。换言之，毛泽东是“不在其位，仍谋其政”。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指战员似乎都在暗暗自问：“这是怎么了？”但是，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不仅问“这是怎么了”？而且还在思索“怎么办”的除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外，还有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九○六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早年在家乡读书，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于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十月下旬，离开上海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直至一九三○年二月。并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奉命回国，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实话报》总编辑。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作为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先后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他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右腹中留有敌人的弹片，且一直没有取出，因此，他是被用担架抬着进行长征的！
王稼祥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张闻天同属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尤其是米夫重视的中国留学生，足以看出他无论是在苏联学习期间，还是在他回到上海，乃至进入中央苏区的初期，他与洛甫一样同属于王明、博古教条宗派的成员。自然，也是坚定地执行所谓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但是，王稼祥和张闻天同志一样，其政治品格是优秀的。也就是说，他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积极地执行王明路线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那种借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往上爬的政客。所以，当他进入中央苏区，尤其是当了政治部主任之后，他通过残酷的战争实践认识了真理，就自觉地扬弃了他认为错误的东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惧博古、李德等人手中的权力，敢于向这些原是同一战线的领导者或战友挑战。举例说：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远在上海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曾多次主观地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苏区中央局的多数同志又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数度与毛泽东发生冲突。待到宁都会议期间，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毛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等等。就常理而言，王稼祥应当站在博古的立场上，与中央局中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一道讨伐毛泽东。然而他在近两年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与周恩来、朱德一道反对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再如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王稼祥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论，王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是打不破敌人“围剿”的，“还是要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战法”。李德等一听这些意见均出自毛泽东之手，且毛也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因此他们断然地否决了王稼祥的意见。结果，博古、李德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使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王稼祥虽然是坐着担架进行战略转移的，但他的头脑依然在思索两个问题：其一是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其二是他认为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是错误的，用他事后的话说：“当时情况又万分危急，我对局势非常焦虑。”怎么办？与他同行的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二人。在他的心目中，张闻天虽是多年的战友，且都受到博古、李德等不同的排挤，但张的长处偏于理论，而对军事是无太大兴趣的，他“想来想去只有向毛泽东同志表白自己的看法”。
对于王稼祥，毛泽东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一直记住“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赞助我们……那是相当困难的”。再者，他认为：“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毛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从历次失败中逐渐认识到：任何政治家都必须重视多数。换言之，真理最终会赢得人的支持，但一位政治家不注意，或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即便握有真理也会被当成谬误来批判。古田会议之前与陈毅等人的争论、宁都会议被罢官等等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而这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最为沉痛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在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夕，公开反对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军团中去的决定是有意而为的。与此同时，张闻天、王稼祥，乃至于同意他们三人随中央纵队转移的周恩来都不一定知道毛的真意。这就是毛的高明处。换言之，如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前夕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遵义会议能否开成就成了问题。果然如斯，中国的历史将如何来写，也很可能变成了一个未知数！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初期，虽然较为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就其全局而言，它依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继续。只要稍许有些战略远见的军事家——甚至是政治家都会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央红军如何才能转危为安呢？这在毛泽东看来：一、必须改变最高“三人团”的错误军事路线；二、时刻关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出现的情况，谨防全军覆灭。同时，他十分清楚：要做到这两点都必须变换领导。眼下是非常时期，连召开一次较大型会议的可能都没有，像这种变换领导的大事是不可能解决的。他所能做的，就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使更多的同志认识错误指挥的本质与危害，借以形成变换领导所必需的多数。
红军战略转移的初期，从最高领导“三人团”到基层连队的指战员，几乎都是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状态。然而却给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三人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那时，毛泽东、王稼祥经常是坐着担架行军，使得他们不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时间，而且也为他们创造了深入交谈的机会。也就是在彭德怀向最高“三人团”提出改变红军转移方向之前，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交谈也越来越深入了。
“老毛，”那时的王稼祥一直如此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你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毛泽东清楚王稼祥的个性，那就是只承认真理的权威。再者，通过最近的交谈，他也了解到王稼祥陷入极大的苦闷中，想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希冀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然而毛泽东又非常清楚王稼祥和张闻天一样，他们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出发点，是从军事路线方面找出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反对的是博古、李德所执行的军事路线。
同时，毛泽东只和王稼祥、张闻天谈博古、李德等人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由此，我们也看出了毛泽东是一位十分注重策略的大政治家。
今天，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问话之后，依然是按照上边的思路讲了他的看法。
首先，毛泽东讲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的态势之后，进而指出：在强敌使用碉堡和公路推进战略，逐渐达到蚕食中央苏区为目的的情势下，红军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敌求之不得的错误方针。为此，敌乘红军分兵之机，攻占了红军兵力薄弱的黎川。博古、李德等人不但不汲取教训，反而命令红军冒险进攻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等重镇，企图收复黎川。结果，这些冒险进攻不仅遭到重大伤亡，同时还把自己陷于被动地位。
接着，毛泽东讲了博古等人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置。这虽然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毛却有意重点讲了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倒台，红军也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有利的战机。此后，博古、李德等人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并以“短促突击”支持这种消极防御。而广昌战役就是这一消极防御造成重大失败的典型战例。是年七月，敌人开始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守”、“全线抵御”、“六路分兵”等予以抵御，结果是：节节抵御变成了节节败退。最后，毛泽东感慨地做了总结，大意谓：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口服心服的。当然，他也知道毛泽东在红军战略转移前夕曾向最高“三人团”做过上述建议，但未被采用。因此，他在敬服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同时，也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错在何处了。
“简单地说，”毛泽东有些愤慨地说道，“博古、李德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始犯了冒险主义，继之是犯了保守主义，而所谓进行战略转移又是犯了逃跑主义。你看，给他们戴这样三顶帽子合不合适？”
“合适，合适！”王稼祥赞成地说道。
是日夜，正当毛泽东与王稼祥坐在各自的担架上，深入地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张闻天打马赶回了他们三人号在一起的临时住处。王稼祥一见张闻天那布满阴云的表情，十分认真地说道：
“洛甫，先把那些不高兴的事情放在一边，听老毛讲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的？中央红军又为什么走到了今天？”
“稼祥同志说的不对，”毛泽东看了看张闻天那蹙着眉头的样子，补充道，“准确地说，是我们一道在找原因。我说的也包含着洛甫同志的一些思考。”
“那我们三人就接着往下谈吧！”王稼祥或许太想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得出结论来了，他急切地说道。
“不行，不行！”张闻天一边摆手一边说，“现在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三人商议。”
“不可能，不可能……”王稼祥十分认真地说，“我和老毛谈的事是纲，其他的事是目……”
“可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目比纲还要重要。”张闻天作为理论家，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理论的正确性，“眼下，我们三人必须暂时放弃探讨纲这件大事，集中时间先议一议非常重要的有关目的问题。”
毛泽东很是欣赏张闻天这种不无学究气的个性。另外，他清楚这位具有很高深的理论素养的张闻天，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强人所难的。因此，他就像是一位和事佬似的开玩笑说：
“我是赞成纲举目张的。既然党的理论家认为眼下的目比纲重要，那我们三人就权且弃纲抓目。”
“好，就按老毛说的办。”王稼祥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接着，张闻天表情严峻地说出：他作为政治局常委，刚刚参加了由最高“三人团”召开的敌情通报会。在会上，他不仅获悉蒋介石已经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追堵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而且还知道了何键与薛岳正在衡阳加紧落实蒋氏的这一追堵计划。最后，他分外沉重地说道：
“我虽然不是军事家，但避实就虚的原则，是弱者对强者作战所必须遵循的，这点我还是清楚的。为此，我对中央红军继续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强渡湘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最高‘三人团’的意见呢？”王稼祥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们当然不会听我的意见！”张闻天边说边取出两份油印的材料，“你们看吧，这是十四日《红星报》上的文章《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它和盘托出了最高‘三人团’对目前形势的估计，以及下一步红军进行转移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与王稼祥一人接过一份《红星报》，二人围在昏黄的马灯两边用心地看起来。虽说笔者标明是讨论提纲，但他却以权威的口吻说明：“自从我们渡过于都河开始反攻以来，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些胜利一方面表现出蒋介石、陈济棠、何键的堡垒政策，不能阻止或限制我们红军的活动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另方面表现出转移地区争取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的党的决定的正确。”同时还指出：我们的突围转移行动，“逼使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动九个师两个旅”，“陈济棠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一个旅，何键从进攻湘鄂赣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从进攻湘赣的部队中抽出四个师来阻拦、追击或袭击我们，这表示出我们突破封锁线的行动，不但是为了取得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不但是为了创建新苏区，而且也是为了保卫我们原有的中央苏区，保卫我们的湘鄂赣与湘赣苏区”。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先于王稼祥看完这篇文章，他从担架上站起来，点燃一支纸烟，边大口地吸着边缓缓地在室内踱着步子，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了！
王稼祥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正要激越慷慨地发表抨击这篇文章的讲演，可他抬头一看毛泽东那严峻的表情，又收住了话语。他侧目看了看一动不动的张闻天，二人交换了一个眼色，遂又相互理解地点了点头，各自沉默不语，等待着毛泽东发表高见。
屋中的空气顿时沉闷了许多。
毛泽东继续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待到纸烟就要烧到他的手指时，他用力把所剩不多的烟蒂掷于地上，转过身来，掷地有声地说道：
“他们已经通告天下：谁对他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他们就做坚决的斗争。洛甫同志是怀疑派，我毛泽东是坚决的反对派，而稼祥同志你……”
“我也是坚决的反对派！”
“好！”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眼下，我们三个反对派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怕他们做坚决的斗争，不说话；再是为了不让千万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湘江的水，我们主动出击，和他们做坚决斗争！”
接着，毛泽东阐述了反对的意见，并得到了张闻天与王稼祥完全的赞同。最后，毛泽东忍着悲愤，故作风趣地说道：
“是我们三个人一道打上门去，向最高‘三人团’下挑战书，还是由我一人去和他们三个人理论？”
“我看，今天晚上就老毛你一个人去吧！”张闻天说罢又补充道，“这样做比较策略。”
“我赞成洛甫的意见。”王稼祥附和地说。
“好！等我这位先行官败下阵来，你们再出马！”
虽说最高“三人团”已经排除了彭德怀的正确建议，并下达了攻占道县、抢渡潇水、奔袭湘江的作战命令，但作为“三人团”中少数派的周恩来却依然犹豫不决，继续思考——或者说在权衡这两种方案的得失。此刻，夜已深了，他仍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前，凭借着马灯那昏黄的光线，审视那张放在桌上的军用地图，似乎要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来！
“恩来呀，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啊？”
周恩来闻声转过身来，只见毛泽东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就在这一瞬间，他本能地想到了毛泽东一定是为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战略计划而来。他指着两边的厢房答说：
“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都在里屋呢！”
“可以请他们出来一下吗？”
恰在这时，博古披着一件棉大衣从左手厢房中走出，他似乎也猜到了毛泽东深夜叩门的来意，故有些淡然地答说：
“不用请，我自己出来了，有什么大事就谈吧！”
毛泽东一听博古的口气就很不舒服，强忍着火气又问道：
“可以请李德同志以及他的翻译伍修权同志来一下吗？”
“当然可以，”周恩来忙接过话茬，旋即又喊道，“修权同志，你陪着李德同志来一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