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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后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党内也应当有民主嘛！”遂又对博古、李德他们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了批评。
这尖锐的批评诱发了张闻天的牢骚，用他的话说：“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最后，他又带情绪地说道：
“你知道吗？博古他们为了排除所谓指挥上的干扰，决定把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
“不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本能地反对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找军委负责人恩来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军。”
这些天来，周恩来忙得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辩，既不懂军事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红军转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结果是，做对的事情，功劳记在博古、李德的头上；出了问题，他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甚至还要忍受博古、李德无端的指责！从宿命论的观念来看，终其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命；从道德、人格来衡量，周恩来就是东方完人的化身。今天，他接到毛泽东求见的电话之后，又不无歉意地说道：
“真对不起，我马上就要和前方赶来的同志谈话，一俟结束，我就约你来好吗？”
从前方赶来的同志是何长工。至于周恩来约他谈话的目的，容笔者扼要地交代一下。
毛泽东离开会昌之后，何长工和刘晓同志遵照毛的指示，使会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不久，毛泽东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实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是年九月，陈济棠派来姓李的代表，要求和我们谈判。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被对方提议担任红军的全权代表。为此，何请示中革军委。接着，朱德主席致信陈济棠：首先伸张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对协定提了如下五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廓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最后，朱德同志建议：“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就近商谈。”
陈济棠收到朱德的信后，遂同意朱的建议，并密电相邀举行秘密军事会谈。
这时，周恩来虽已决定在于都突围转移，但突围之后沿什么路线向西转移尚未成定局。当获悉陈济棠主动要求和谈的消息之后，他想如能巧妙地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在陈管辖的粤赣交界处借道西行，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而且还能出奇制胜地迅速挥兵西指。所以，他与朱德同志反复磋商，决定派何长工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谈判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军事会谈。遂电令何长工急到瑞金，接受任务。
潘汉年，原本是以郭沫若为首领的创造社的小兄弟。后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调潘进入中央特科，并接替陈赓出任情报科科长，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作为红军的代表，与十九路军举行秘密谈判。虽然他出使福建，不辱党命，但因博古等人视此为儿戏，不仅使福建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军事集团平息，而且也使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一次天赐良机。时下，周恩来又亲自任命他为代表之一，与南天王举行谈判，他除去感谢党的信任之外，也深知此行意义之重大。因此，他准时赶到了中革军委，与何长工一起接受任务。
周恩来亲切地拉着远道而来的何长工的手，讲明与南天王陈济棠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的意义之后，遂又告之：“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们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最后，周恩来亲切而又郑重地说道：
“长工同志，汉年同志，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何长工与潘汉年非常兴奋，他们什么都没讲，只是激动地点了点头。
“下边，我向你们交代联络的密语及注意事项。”接着，周恩来有条不紊地交代完毕之后，又指着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副参谋长，你再和他们二人说说吧！”
大革命失败之后，叶剑英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后与刘伯承同志相继归国，进入中央苏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一个是军委副参谋长，共同辅佐周恩来同志，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但是，自从博古把军权交给李德之后，他与刘伯承同志就等于变相地靠边站了。时下，红军就要突围转移了，由于叶剑英和粤系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且又对粤赣一带的地形、民俗比较熟悉，遂又凭着党性主动地为党工作着。他嘱咐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这次接见就要结束了，周恩来取来一封信，说道：
“这是以朱德同志的名义写给黄师长的信，请随身带好。”
何长工双手接过，并遵嘱看了一遍这封由朱德署名的信，内文如下：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何长工收好信件，向周恩来、叶剑英行过军礼后，遂与潘汉年告辞离去。
周恩来随便地吃了点东西算作午餐，忙又打电话请来了要求面谈的毛泽东。一见面，他十分客气地说：
“对此次转移有何高见，请直言。”
毛泽东是带着情绪而来的，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再一听这亲切的话语，似乎这情绪就消了大半。他平和地问道：
“我听洛甫同志说，红军转移之后，军委决定把政治局委员分到各个军团去，是这样的吗？”
“是的，但尚未形成决议。”周恩来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当然喽，你有意见还可以提嘛！”
毛泽东坦然地指出：红军转移西行的路上，随时都会发生带有全局性的大事需要解决，如果把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一不利于中央集体决策，再也会干预各个军团的指挥。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党和军队处于非常时期，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我提议同洛甫、稼祥一起行军。”
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提此建议的用心。同时，他也认为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起码对遏制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会有不小的作用。所以，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会向博古、李德同志提出，重新复议此事。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我对红军转移不带女同志有看法。一、转移中没有女同志，不利于做群众工作；二、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似不妥。”
对此，周恩来也有很多想法。不久前，邓颖超同志大吐血，且又被确诊为肺结核，如留在苏区，他的心里会是很不安的。但是，博古、李德既提出这一建议，就他的为人而言，虽有异议也不便说什么。最近，他还听说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对此决定也反应强烈。时下，毛泽东又直言提出，故说：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给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决定。”
自然，毛泽东如此而为是有的放矢，或曰是心中有数的，故对此没再说什么。他沉吟片时，又问：
“我听说你已下达命令在于都河上架桥，是这样的吗？”
周恩来点了点头。
“我比较了解于都的情况，还是由我赶去组织实施架桥的任务吧！”
“那子珍和孩子……”
“交给你们来处理吧！”毛泽东说罢，就骑马赶往于都了。
五
随着红军突围转移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压在周恩来肩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了。举例说，“三人团”作出决定：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要重新进行军事编队。博古、李德说罢就算了事，而具体实施军事编队的任务就又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平时做这样的工作虽较棘手，但因多是上级对下级整编，只要大体公正、合理，适当地照顾一下山头和人事关系，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仅涉及谁去谁留，而且首先是对中央机关进行编队。这样一来，毛泽东向他反映的两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怎么办？只有请来博古、李德召开“三人团”会议复议。为了能使博古、李德接受他的意见，还要从各个方面力陈利害。结果，仍然避免不了无谓的争论。
“我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洛甫同志，还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
当初，博古和李德作此决定完全是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的。因为他们清楚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军事路线上持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要他们随中央一起转移，势必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恐怕会干扰他们指挥的权威性。另外，关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风声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担心把这样三位有影响的中央领导搞到一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然，像他们这样一级的人物是绝不会坦言上述想法的，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惯用的手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对方的嘴，进而达到既定的目的。因此，听完周恩来的意见后，博古不动声色地说道：
“老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红军转移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各个军团能否坚决贯彻‘三人团’的指挥意图。因此，我认为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中去的做法是正确的。”
按照往常“三人团”开会的惯例，博古谈完意见之后，他会寻求自己的主心骨、洋顾问李德的支持的。为此，周恩来有意地问道：
“李德同志，你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嘛！”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于一九○○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作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与苏联发生秘密关系，加之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工人起义，被控有叛国罪，遭德国当局逮捕监禁。一九二八年越狱后秘密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出任骑兵师参谋长。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是年秋到达上海，在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在这期间，成为博古等人的依赖。翌年九月，他历尽艰险，有时还要采用化装成洋神父等办法才进入中央苏区。这时，早已进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业已控制军事指挥大权，并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使红军遭受不小的损失。博古面对敌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束手无策，双手把军权交给了刚刚到中央苏区的李德。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也不了解红军的战略和战术，因此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按照苏联教科书上说的正规军队作战的方法，教条地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之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结果，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苏区的土地交给了蒋介石，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一年多的指挥战争的实践中，他独断专行，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残酷地打击、迫害了一大批有军事才干的中高级指挥人员。诚如前文所述，此次战略转移的决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去留，均由他和博古议决。本来，他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就想断然否决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后来，他听了博古这番十分策略的话后，便操着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语说道：
“我同意博古诺夫的意见。我只想补充一点：政治问题要民主，军事作战一定要讲究高度的集中，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大本营的战略决心！”
周恩来听后真想拍案而起，厉言相驳。但是，他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失败中的红军推向灾难的深渊。于是，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以柔克刚地说道：
“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挥员都必须做好两种准备：一、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完成突围转移，顺利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二、我们在战略转移的途中，在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下失败，甚至是全军覆没。一旦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我们‘三人团’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我们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这是博古最害怕的事情，自然这也是李德最大的一块心病。他们是靠着共产国际赐给的尚方宝剑，在中国共产党内胡杀乱砍，他们最怕的也是共产国际因中国革命失败而收回这把尚方宝剑。一旦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他们自然又会想到苏联的肃反，以及对他们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后果。因此，他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周恩来的问话。
周恩来当然知道博古、李德此刻在想些什么，他有意沉默不语。这样一来，小小的会议室的气氛顷刻间紧张起来。博古终于忍不住了：
“恩来同志，你说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认为现在还不是回答博古问话的时候，遂又把球踢给了李德：
“李德同志，你的意见呢？”
在李德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一位负责人敢动他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但是，莫斯科的一纸决定就可以结束他在华——甚至他终生的政治生命。因此，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担心他日共产国际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说句实话，这时李德手中并没有解救红军失败的灵丹妙药，他时时担心的就是怕红军在转移中全军覆没。此刻，他似乎已乱了方寸，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最后，他说道：
“像这样的大事，我一个人怎么能回答呢？”
博古一听李德的口气更没有了主心骨，遂又以商求的口吻说道：
“恩来，我们三人一块再复议一下吧？”
“可以，”周恩来认为自己可以反守为攻了，他以肯定的口气说道：“我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心的意思是：在战局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特殊时期，还是集中比分散为好。即使发生了难以预测的变故，大家都尽了力嘛！”
“对，对！”博古几乎说出这句心里话，“防止有些人做我们‘三人团’的文章嘛！”
这件事情就这样作了结论。
接着，周恩来才进行战略转移的编队。他经过深思熟虑，征求意见后，决定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编为中央纵队，也叫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包括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为了防止敌人破译，又起了一个代号，叫“红章纵队”。从该纵队的组成成分来看，负责人自然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因此任命李为“红章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然后，他又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该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总指挥部，故任命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红安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虽说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领导都编在“红安纵队”中，但他考虑到具体情况——也很可能想到了要回避不必要的猜忌，又把张闻天编到第一梯队，与“三人团”在一起行军；把受伤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编在第二梯队；把大病未愈的毛泽东编在第三梯队，与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队一起行军。这样一来，既达到了不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个军团去的要求，也使博古、李德去掉了不必要的担心。事后追论：周恩来真是一番苦心啊！
但是，这时的周恩来绝不会想到，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乃后话。
至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二条意见：不要一概地反对女同志随军转移。由于博古、李德在此问题上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周恩来一提出，博古就说：
“可以，请有关单位先拟个名单，交由中央批准。原则是：要少而精。”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李维汉的前妻金维映（即阿金）、邓发的夫人陈惠英以及李坚贞、刘英等一批女红军骨干得以随军转移，总计三十人。
周恩来立即电告正在指导红军战士在于都河上架浮桥的毛泽东同志，请他立即赶回瑞金，安排好儿子小毛，与贺子珍一道参加转移。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大病未愈，但他想的是兵贵神速，红军在突围转移中才能少受损失，而能否尽快架好于都河上的浮桥，又是红军突围的首要问题，故他毫不犹豫地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你立即赶回瑞金，请子珍把小毛托给我的弟弟泽覃和他的妻子贺恰，做好转移的准备。”
吴吉清深知毛泽东最喜欢儿子小毛，他们父子这一分别何时才能相见，那只有天知道了。因此，他近似请求地说：
“我看，你还是回瑞金一趟吧！”
“为什么？”毛泽东不高兴地反问。
“你应该再见小毛一面。”
“你怎么也变得这样婆婆妈妈了？”毛泽东猝发无名大火，但是当他再一看吴吉清的表情，遂又强忍住因过分想念小毛而发的火气，低沉地说，“去吧，如果小毛问起，就说我和子珍会很快回来的。”
吴吉清离去了，毛泽东又带病指挥红军战士架浮桥去了。
红军在突围转移的前夕，岂止是毛泽东一家面临着生死离别的痛苦啊！就说是周恩来吧，他也有难言之痛啊！
周恩来撤离上海之后，邓颖超原定是去苏联学习的，故暂时留在了上海。翌年四月，博古同志又通知她：中央决定要她去中央苏区工作。这样，她又奉命化装到了中央苏区，见到了久违的战友周恩来。她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先出任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的干事，后又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但是，由于环境的艰苦、工作的劳累，她那本来就不算健康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她经常咳嗽，夜间盗汗，身体特别虚弱。时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知道了，遂主动请邓颖超到自己家休养，并由傅的母亲和妻子给邓增加营养。不久，邓颖超的母亲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中央苏区，一面在医院当医生，一面在家护理女儿。就在红军决定突围转移后的八月，邓颖超连续大口吐血，母亲杨振德把她的痰拿到医院中化验，发现痰中有结核病菌，这样就确诊为肺结核病。那时得了肺结核，就像今天得了癌症一样，有“十痨九死”之说。而这时的周恩来又天天忙于红军转移的大事，只有深夜才得以抽身前往看看病中的妻子。
说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生活，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邓颖超在中央苏区曾写过一首品格甚高的爱情诗。她是借苏区的红叶来咏歌她和周恩来那崇高而又圣洁的爱情的。诗文如下：
这片鲜红的叶儿，
象征着正在燃烧着的战争动员的热情，
象征着前线剧烈的战火，
象征着革命儿女的相思情意，
象征着革命与爱的交互紧张循环的血流哟！
鲜红的旗——中国工农解放唯一的战旗，
鲜红紧张的血流——战争迅速胜利的源泉。
流呀！鲜红的血。**全中国！
战呀！英勇的红色的战士！
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
看哪：
开着革命胜利与爱的灿烂之花，
结出革命胜利与爱的巩固的果！
这首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诗篇，的确是真实地反映了邓颖超和周恩来的革命的爱情观——革命与爱情最完美的统一。时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虽说中央因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不准带女同志的决定，但仍给邓颖超和周恩来出了一道难以解决的情感之题。邓颖超经过痛苦的抉择，就在转移前的一个晚上她背着周恩来向组织提出：
“我身体不行，不便随军行动，还是让我留下吧，免得增加组织负担。”
邓颖超的请求是痛苦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唯有做此选择，才不会影响周恩来指挥红军转移，用自己情感的痛苦换取革命的胜利是值得的。这就是邓颖超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但是，党组织无论如何是不会批准邓颖超这一请求的，正式通知她：坐着担架随军转移。也只有在这时候，周恩来才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分外深情地说：
“小超，党组织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邓颖超遂收回了自己的请求，决定随红军转移。但是，她再一看留下的母亲杨振德又禁不住地暗自难过起来。她为了不使母亲过分伤情，强打着笑脸说道：
“妈妈，您来江西一年多，我们又要别离，实在对不起妈妈。您不怪我这个总是让您担惊受怕的女儿吧？我和恩来走了，留下您，我也很不放心啊！”
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是中国近代最高觉悟的女性，而且还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她所热爱的祖国，还有她引为骄傲的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因此，她也忍着离别前的痛苦，无比坚毅地说：
“小超，多少风浪妈妈都闯过来了。你就放心和恩来一起走吧。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随军行动，治疗吃药都不方便，只有靠你自己多加小心了。还有恩来，他总是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你要多劝劝他。干革命总要有起码的身体条件，才能坚持到底啊。”
邓颖超听罢难以自持，紧紧地抱住母亲，许久许久都没说出一句话来。她这时似乎想起了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母爱是最伟大、无私的！”
夜很深了，杨振德默默地把自己采的草药配成一服又一服，用土制的纸精心地包好，放进邓颖超的行囊中。她为了宽慰即将踏上征途的女儿，小声地说道：
“傅院长的家属也不走，我暂时住到她那里去。听说毛主席的儿子小毛也送到傅的家中去了，我们会照顾他的。……”
在红军就要突围的前夜，更多的是战友间的离别之情。由于这次战略转移是在高度的保密中进行的，和留下的数以千计的伤员告别就更是伤情不已！其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壮别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
陈毅同志与周恩来相识很早，但他和毛泽东同志共事最久。自打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所部在潮汕失败以后，陈毅与朱德同志率部上了井冈山，就和毛泽东同志一块创建第一个红色政权，旋即又一起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又与毛泽东、朱德一道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诚如前文所述，陈毅在这期间，曾错误地批评过毛泽东同志。但是，当他只身去上海向中革军委报告红四军的分歧与争论并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启发之后，他回到苏区，又以负荆请罪的姿态请毛泽东出山，领导红军。这就是陈毅的胸怀！随着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陈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很快，他被调任江西省军区司令。但是，陈毅光明磊落的品格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就是那些军事教条主义者也奈何不了他。加之他指挥作战有方，打仗身先士卒，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被授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星奖章。是年八月二十八日，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指挥作战时不幸大腿中弹负重伤。时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彭雪枫、李富春急电中革军委，报告了陈毅负伤的情况。周恩来见电十分焦急，与朱德联名给彭雪枫、李富春发电：
“同意陈毅回博生县休养，待稍愈时，转赴瑞金休养。”
陈毅遵嘱在博生县稍事休养，就又转到瑞金红色医院治疗。也就是在此治疗期间，他读到了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撰写的一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他从字里行间感到了这篇社论就是红军转移的动员令。接着，在红色医院中开始悄悄地议论起红军转移的事情。或许是应了船破又遇顶风雨这句话，他的伤腿肿得像水桶似的，疼痛难忍。他从这严重的伤情想到了自己未来的结局，十有八九会被留下坚持斗争。为此，他给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在红军转移前为他做手术。
这时，周恩来正在与博古、李德举行最高“三人团”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坚持斗争。中央分局开始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后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七人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在讨论这些人事安排的时候，博古有他的想法，而周恩来自然也有他的意见。有意思的是那位不了解情况，却握有很大权力的李德始终是站在博古的一边。结果，博古的想法也就会变成中央文件下达实施。对此，当事人陈丕显同志多年之后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项英那时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要是被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喜欢’的话，也就不会被留下来打游击了。”
但是，项英以及其他被留下来的同志堪称是临危受命，二话不讲，勇敢地挑起了这副以生命为代价的革命重担！
这次会议刚刚结束，警卫员就送来了陈毅请求做手术的信。周恩来阅罢陈毅的来信，当即叫来了卫生部长贺诚同志，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虽说明天就出发转移了，你必须请最好的医生，为陈毅同志组织实施外科手术。”
“可发电机和X光机已经装箱准备起运了。”贺诚有些为难地说。
“立即拆箱，运到医院！”
“是！”
“我这就去看望陈毅同志，亲眼看着你们给陈毅同志做手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