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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自十月一日起，由原来意义上的人民领袖变成了新中国的主席。用老百姓的话说：毛主席是咱人民真正的当家人。
毛泽东是来自人民中的领袖，他自然会经常想到“当家方知柴米贵”这句谚语。如前文所述，当他从欢庆开国大典的高潮中平静下来以后，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换言之，他这个新中国的当家人，必须解决这个任务很重的“脚下的问题”。为此，他通宵没有合眼。
毛泽东作为一代鉴古知今的大政治家，非常熟悉“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这句古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自己再三声言不当李自成的所在。为此，他还向全党发出号召：“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也许是毛泽东深知“坐天下”有多么难了，就在十月一日的深夜里，他再次读起了太史公的《史记》，想从古往今来的帝王的成败得失中能感悟出些什么！
万事开头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将从何处迈出呢？毛泽东认为是建立政权，组建新中国的政府机关。虽说毛泽东在亲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但是，有关政务院主要成员的组成以及施政大计，依然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五大书记共同商定的。因此，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多天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选贤任能、把政务院组成一个为各方接受的班子方面。
十月初的一天，他正在对着政务院委员会的名单出神，秘书小声报告说：“主席，周总理到了。”
毛泽东听后一怔，下意识地自语了一句“周总理……”他抬头一看，只见周恩来拿着一沓文件走进屋来，忙笑着说：“对，对！是周总理到了，请坐，周总理。”
周恩来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再一看毛泽东的表情，边落座边笑着说：“主席，你叫我总理，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还是叫我恩来吧！”
“那可不行！”毛泽东断然地答道，“我们搞了二十八年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不顺耳，也得听。一句话，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对此，周恩来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好谦虚地表态：“主席，我希望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尽量当好这个总理。”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换了一种口气，“日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那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深沉地说道，“我们家乡有一句老话，当家人一睁眼，就要考虑油盐酱醋茶五件事；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当家人，一睁眼就得考虑内政、外交这两件大事。现在呢，我们必须先帮着我们的周总理选主持内政、外交的阁员”。
恰在这时，刘少奇也走进屋来。毛泽东待刘落座之后说道：“今天，请你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级机构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问题，以便提出供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着手考虑了。中国共产党入主北平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它先由一块一块地方取得革命的成功，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成功。这和以往其他国家革命的情况不同。由于各项工作有原已建立的地方性政府在那里负责管理，所以在政务院筹组过程中，整个工作并没有停顿。他不仅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在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入阁参政的人选，而且还对未来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置作了研究，并请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作了如下概略的介绍：政务院下面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可以想见，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谈上述政务院机构设置的时候，一定会谈议到有关各大部门的负责人选。当时，他们可以议而不宣；时下，他们必须议定请人入阁。
因此，周恩来作为新任命的政务院总理说道：“政务院组阁是一件关系重大的议题，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要确定组阁的原则。”。
对此，刘少奇是完全赞成的。他认为所谓确定组阁原则，就是要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新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所以，他明确地说道：在这个大原则下，就一定能组出一个既有工作效率，又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内阁。
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当家人，他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蒋介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在组阁方面有哪些失误。为此，他非常郑重地说：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放权。换句话说，要给其他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氏王朝的，其他的人是当牌位给人看的。
在确定了组织政务院的原则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又不能不想到如此庞大的内阁办事人员从哪里来，最后，他们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但是，一经作出决定，并由周恩来实施的时候，就又发现了具体问题：那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原有的机构不能拿来使用。对此，《周恩来传》作了评析：
华北人民政府原有机构的职能只是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现在要管理全国，负责制定并推行全国性的各项方针政策，这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政务院有些重要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中是没有的，需要组建，如外交部；还有些部门过去是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的，如公安部、铁道部，改隶属政务院后，也要经过必要的调整。……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确定了组阁原则之后，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遂集中精力投入到具体的组阁方面来。如果不把政务院的机构建立起来，各项工作尤其是那些急迫解决的内政、外交大事就无从谈起。为此，他作为政务院总理必须亲自挑选各级领导成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外，周恩来清楚毛泽东提出的组阁原则，中国共产党要做到真正放权的目的是：一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在这些方面有经验的人才；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但是，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贤达，尤其是那些从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高级将领、所谓的党国元老受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影响，不愿加入内阁，还需要周恩来亲自出面甚至请有关人士做工作。如：六十一岁的蒋光鼐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重要职务，他没有同意。后来，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自然，周恩来在完成组阁任务的全过程中，要时常与毛泽东商议。历经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草拟出了一份内阁名单，并送请毛泽东审阅：“主席，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届政务院阁员名单，他沉吟片时，深沉地说道：“从这个名单看，我认为总理提出的第一届内阁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应有这样的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内阁中供职。”
对此，周恩来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讲了在组阁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后，又诚恳地说道：“那我们就做工作嘛！还是主席常说的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再不行，就请主席出面嘛。”
“用不着，用不着。”毛泽东说罢虽是坚决地摆了摆手，可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你和傅作义将军谈了吗？”
“谈了，而且我是登门请他出任水利部长的。”
“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大的没有。可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请我当水利部长，可我就怕当不好啊！”
“我看这是推诿之词。”毛泽东凝思片刻，“你可以对他说：一，做到有职有权；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三，他也可以推荐贤人”。
“我就是按照主席说的精神办的。第一，我告诉他，调李葆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原北平市长刘瑶章，我愉快地接受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好！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说罢满意地点了点头，“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等人的态度呢？”
“他们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微微点头的表情，又说，“不过，有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同志，对任命李书城等人当部长表示不理解”。
“要做工作！”毛泽东当即说道，“李书城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我清楚记得：中共一大也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部长是应该的”。
周恩来与毛泽东逐一商议了内阁名单之后看了看手表，说道：“主席，我应该去请黄炎培先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了，你有什么指示吗？”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作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但是，他有出世的思想，曾数度拒绝当官，恐怕是要多做些工作的。”
黄炎培出生在十月一日。因此，他于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聆听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是不完全一样的。另外，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天安门城楼，俯瞰人群攒动、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也有着其他与会者所没有的激动！请看，他写下的这段文字：
哦，广场，你是一个浩大的剧场吗？曾上演了那么多动人心的悲剧、喜剧、壮剧、闹剧、滑稽剧、话剧、正剧……
哦，广场，你是一个博大的心胸吗？容得下数不清的酸楚、痛苦、血淋淋的凌辱和蹂躏……
哦，广场，你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吗？能驮起五千年上下的风雨雷电和数万万儿女的无穷尽的烦恼、悲愤、忧苦和激越、高亢、奋进……
哦，不，你是一部教科书，一部最权威的历史教科书，我正是要来这里读懂这部深邃得有些艰涩的历史教科书！……
这方方正正的四平八稳的广场，正象征着我们民族心灵中的心理平衡啊！“华人与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广场笑了，几千年的忧愁一扫而光。人民是不会忘记昨天的，人们同样不会忽视明天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今天的答卷将是更加严峻的！……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或许是令黄炎培太激动了！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永远纪念着的一九四九年》。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这个年头发现了‘人’，认识了‘人’。就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简言之，“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但是，当他掷笔想平息一下自己分外激越的心情时，他那诗人般的豪情又化作了诗篇，他以天安门为题，挥毫写下了八首六言诗。
十月一日过去了，但是黄炎培依然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兴奋中！就是到了十月十一日的上午，他的兴致还是格外的好。他走到写字台前，亲自提笔、展纸，又把那八首六言诗抄入另纸，并朗朗有声：“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他一听这铿锵有力的朗朗诗声，禁不住地一边鼓掌一边大声赞曰：“好诗！好诗……”
黄炎培闻声一看，忙请周恩来落座。接着，他又不好意思地说道：“周公，这算什么好诗啊！只是十月一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久久不能忘怀，遂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八阙颂歌，只能叫打油诗。”
周恩来起身走到桌前，双手捧读黄炎培抄好的诗句。有顷，他真诚地说道：“写得大气磅礴，雷霆万钧！不过，我更喜欢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黄炎培既然不知道周恩来造访的本意，自然也就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会喜欢这两句诗了，他只是以主人的身份再次请周恩来落座，并客气地说道：“快请坐下批评！来人，上好茶，我要与周公品茗交谈。”黄炎培虽然不是职业革命家，但他终其一生始终与政治结缘，故与周恩来随意地谈了一会儿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周公，你如今是一国总理，时下又是开国伊始，自然是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黄任老，”周恩来猝然变得严肃起来，“今天来府上，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黄炎培一是有出世的思想，再是年逾七十，可以说从没有想过自己出山从政。因此，他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后禁不住地一怔，疑惑不解地说道：“为总理分忧，责无旁贷。但不知让我帮着总理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
“请黄任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听后愕然，望着周恩来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实不相瞒，这不仅是主席点了你的将，而且也是和其他民主党派协商定的，务请黄任老出山，就像是你诗中写的那样：自家的政府嘛，应该自家来管。”
黄炎培渐渐地从愕然中恢复了平静，十分平淡地说道：“首先，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其次，我已经是年逾七十的人了，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不想当官？”
“这我也清楚，”周恩来按着预先想好的话由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出任教育总长，你都坚决拒绝了；就说蒋介石的政府吧，也曾请你出山，你也安贫乐道，一笑了之。”
黄炎培听后又引发出无限的感叹，遂又顺着周恩来的话题发起了议论。最后，他感慨万端地说：“总理，我说句老实话吧，一九四六年，我才六十八岁，已觉得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七十二岁了，还能做官吗？”
“能啊！”周恩来引经据典地接着说，“古代贤人廉颇不去讲他，就说革命前驱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京。我想任老是不会不记得的吧？”
黄炎培听后没有说什么，只是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
“话又说回来，诚如你的诗中所说：我们的政务院，是自家的政府。因此，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就不同于在旧社会衙门里当差。”周恩来看了看黄炎培的表情，又接着说，“另外，我想对黄任老说句实在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似乎有几分被打动了，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黄任老同意出山入阁了？”
“请容我考虑考虑。”黄炎培说罢突然把话题一转，问道，“我可否向你提个问题呢？”
“看黄任老说的，你尽管提。”
“我听说，一位政务委员曾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职务？可有此事？”
“有！实事求是地说，近些天来，不少党内外的人士都向我提过这类问题。”
“对此，我也有点想不通，你是一国总理，夫人为什么就不能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
“黄任老，你想想看，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你说的这些理由连我也说不服。”黄炎培微微地摇了摇头，进而又申辩道，“据我所知，邓颖超女士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讲，还是从能力上看，她出任一部之长是当之无愧的”。
“黄任老，这个问题就不要说了！”周恩来断然地说道，“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你啊，一方面，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自己的属下供职。”黄炎培感慨系之地说罢又自语，“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
经过周恩来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还是表示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他征询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盛情邀请下，应该接受这个职务。当晚，周恩来再到黄炎培的家里，黄炎培就答应了。
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由请黄炎培入阁参政这件事，我们就不难想象在组成第一届内阁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位“周到的”总理付出了多少心血！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谈组阁名单，而且也同样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找人谈话，请人入阁。对此，史家是很少谈及的。另外，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还选贤任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正副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等名单。可以想见，为此他又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另外，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成了国家的领导，不仅请邓颖超等亲属入阁供职的事时有发生，而且毛泽东这些人民领袖家乡的亲属公然要官、要钱的事也层出不穷。为此，毛泽东很是生气！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必须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坏传统。他对待此事的办法是：要官，一个也不给；家中有困难的，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就在建国不久的一天，他听说长子毛岸英也收到了湖南老家的来信，遂让秘书把毛岸英找来，当面问道，“你收到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
“是表舅向三立的。”
“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
“他在信上说，我们家的另一位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泽东一听震怒不已，他当即近似自语地说道：“什么？他希望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对。”
“什么？你还理直气壮地答说对？”
毛岸英是一位很有原则的青年，从不向毛泽东所表示出的父道尊严，尤其是在他看来是错的时候低头。他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质问的内容就有点不服，遂肃然立正，一本正经地说：“请问主席同志，你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你……”毛泽东正想大发雷霆，循声一看毛岸英的样子，遂又改变了口气，“你是如何回答这位表舅的？”
毛岸英听后没有说什么，从口袋中取出两封信，双手呈送到毛泽东的手里，凛然说道：“您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毛泽东拆阅了向三立写给毛岸英的信，看罢犹如火上浇油，把信掷在了桌子上。接着，他又取出毛岸英写的回信仔细审阅。毛岸英这封回信写得实在是好，现摘录如下：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读罢毛岸英写的回信之后，毛泽东陷入了长久的凝思之中。站在一边的毛岸英看着父亲那深邃不语的表情，也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顷刻之间，整个菊香书屋显得是那样的凝重，似乎连空气的分量也增加了。最后，毛岸英终于猜出了父亲的心事，他为了能让父亲尽快地从这人间凡事中解脱出来，小声地叫了一句：“爸爸！”或许是毛泽东由此想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儿子的呼唤，继续沿着他的思路在沉沉地思索着、思索着……
“爸爸！”毛岸英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毛泽东终于从沉远的凝思中回到了现实，有些愕然地问道：“你叫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知道爸爸看了我写的回信的感想。”
“好！”毛泽东说罢笑了，十分满意地说，“像是我的儿子！”
恰在这时，周恩来走进了菊香书屋，有点茫然地问道：“岸英就是主席的儿子嘛，何来像是主席的儿子？”
毛泽东突然大声笑了起来，顺着周恩来的话语说道：“总理说得对，岸英就是我的儿子！”
毛岸英离去之后，周恩来高兴地向毛泽东报告：黄炎培答应出山入阁了。
毛泽东听后也很有感慨地说：“我看啊，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多半是你两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
周恩来在追述了他请黄炎培出山的经过之后，又取出一封信，边交给毛泽东边说道：“主席，黄任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你看，他还为此写了一封《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呢！”
毛泽东当即拆阅黄炎培写的这封公开信：“三十五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毛泽东看罢的确被黄炎培的精神感动了，他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道：“黄任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接着，毛泽东又与周恩来议起了内阁成员问题。对于政务院设置四位副总理，有两位共产党人，董必武和陈云；有两位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他接着又问道：“各部部长和政务院委员的名单都确定了吗？”
周恩来答：“确定了。”接着，又取出如下这个名单交给毛泽东。政务委员有：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竣；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重工业部部长陈云、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劳动部部长李立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毛泽东阅罢上述名单暗自算了一下：二十一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十一人；政务院下属三十四个机构的一百零九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四十九个，其中十五个正职。最后，他笑着说道：“你这个总理真不愧是‘周到’的总理啊！我相信，这个名单不仅会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也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拟设四位副主席，他们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再加上主席毛泽东一共五位。毛泽东听后沉吟片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我有两个意见：一、由你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二、不要搞清一色，可以再增加一位国民党元老任副主席。”
“我赞成，那只有请你的老乡长程潜出山了。”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微然点头的毛泽东，“这次，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了”。
“好！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三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曾与他的老乡长程潜谈过几次话，史无准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毛泽东于十月五日发给林彪、华中局的电报中可知：他们之间曾就湖南军政大事进行过认真的磋商。
在毛泽东与程潜、陈明仁等人谈话的时候，“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他处时，让其参加作战立功。”对此，毛泽东对程潜、陈明仁等人说，“军委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另外，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即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六师。”毛泽东当即表示：陈明仁上述意见是合理的。同时，决定十月十日左右，请陈明仁、李明灏由北京动身返湘，“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为了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毛泽东明令林彪：“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依然是在这次谈话中，“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毛泽东权衡利弊后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唯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对此，程潜和陈明仁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无湘不成军。这句话说明湖南人早有从军为伍的社风。因此，在湖南解放的前后，仅程潜、陈明仁所部就有失业军官达十五万人之众。为此，程、陈二人向毛泽东反映：这些失业军官“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毛泽东当时答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据童小鹏回忆，毛泽东为了使他的老乡长程潜不太为难，还说了如下这段话：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给他们特别费大米五万斤，任其开支，不受限制。”
由此可见，毛泽东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费尽了心血！
对于毛泽东的良苦用心，程潜也是铭记在心的。请看他与族弟程星龄的一番谈话：
程星龄感慨地说道：“主席十分念旧。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师弟请进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潜听后喟叹不已：“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同常人所能比啊！”
“当时，我也说了类似的话，可主席他听后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为什么？”程潜一怔，问道。
“当时，主席严肃地对我说，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我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潜久居官场，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再从汪精卫到蒋介石他见多了；同时，程潜还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军政要人，对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多。因此，他听了毛泽东批评程星龄的话后，发出感叹：“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都能做到求贤若渴；然而，一旦登上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既对昔日的上司重情重义，又能对像你这样的乡弟做到礼贤下士呢！”
“很难有第二人了！”程星龄说罢叹了口气，“就说关于哥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要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婉商。”
恰在这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提出约见程星龄。程潜高兴地说：“星龄，你好幸运啊，润之又要召见你了！”
程星龄再次驱车来到中南海里的丰泽园。他下车之后在秘书的引导下来到菊香书屋，他望着门额上挂的那块写有“菊香书屋”四个大字的横匾出神，似引起了无限联想。这时，毛泽东迎出门来，笑着问：“师弟，对这菊香书屋有何置评啊！”
程星龄或许已经进入了另一种感觉，不是奉命前来面见一国主席，而是前来探视乡亲与好友。所以，他听了毛泽东的问话之后，坦诚地说道：“我上次走进菊香书屋就有一种感觉，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菊香书屋之名不副实了！”
毛泽东听后笑了，指着菊香书屋的院落介绍道：“我刚搬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我也喜欢得不得了。”
“那些花呢？”程星龄愕然相问。
“搬走了。”毛泽东淡然地答说。
“为什么？”
“你说这样行吗？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与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于此。”
程星龄有所感悟地点了点头。
“过去，这里摆花，我管不着；今天，我住在这里，就不准摆这样多的鲜花。今后，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不仅有各地的官员，还有工人、农民的代表，他们一看我这里摆这么多漂亮的鲜花，一定会上行下效的，养成这种无事种花的风气可就不好了。”毛泽东说罢看了看频频点头的程星龄，又接着说道，“我是一国主席，要给全国人民带个好头，不然，我们的新中国还会应了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毛泽东这番话对程星龄震动极大，他似乎从这极普通的话语中感到了毛泽东那高深的精神威力。因此，他由此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是应该的。接着，程星龄随毛泽东走进那简朴的办公室，在转达了他的族兄程潜的问候之后，又说：“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星龄啊，”毛泽东摆了摆手，“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什么都可以。”程星龄说罢变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似乎嘴也笨了许多，“不过，我有一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不管是什么愿望，都当说！”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格？”
程星龄这个愿望实在有点出乎毛泽东所料，他沉吟片时说：
“据我所知，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在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领导下，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又一直支持我党，连你的族兄颂公也曾怀疑你是共产党，应当说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是参加‘民革’。”
“为什么？”程星龄愕然相问。
“道理是简单的，”毛泽东掰着手指头说道，“一，‘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的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的组织；二，你参加‘民革’，可能比参加共产党，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听主席的。”程星龄明白了毛泽东的用心，但仍十分动情地说道，“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啊！”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一句话，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决不像蒋介石昔日对待颂公，今天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毛泽东说罢有意停了一会儿，方把请程潜出任军委副主席的事讲了出来，最后他郑重地说道，“我请你先给颂公通个风，有个思想准备，然后我再与他谈”。
程潜是一位靠军队起家的湘籍政坛耆宿，他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几十年来，他所经历的荣辱沉浮，无一不是与他手中的军力强弱有关系。因此，他为了在蒋家王朝之中拥有一席之地，始终都紧紧抓住那点属于他的军队。换言之，他视军权高于一切。也许是这种有军就有权的观念深深根植于他的心底的原因，他一见前来拜访的毛泽东就有些惶恐不安地说：“润之，我是国民党元老，怎么可以出任你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毛泽东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之后，就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回到自己的家乡领导了秋收起义，并以此为基础，不仅创建了第一个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还组建了工农革命军（后改建为红军）。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与他领导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很理解程潜说的上述那番话。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战略家，他还十分清楚军队仅仅是维护政权的工具，若想新中国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唯有“得人心者得天下”。他听了老乡长程潜的话后，有意避开军权之议，十分策略地笑着说：“颂公，你和我之间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的来了？”
“润之，军权从不旁落，自古亦然啊！”
毛泽东听后笑着摇了摇头，在讲了一番对军队的看法之后，又感叹道：我毛泽东从不争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颂公当然也可以当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了！
大凡从旧社会过来的军政要人，绝大多数都存有所谓的名位思想。把话说白了，都具有论功行赏、论资排辈等观念。程潜明白他不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相反还曾做过有悖于革命潮流的错事，当他获悉其他四位军委副主席的名字之后，就更有点诚惶诚恐了！他急忙摇着头说：“润之，这就更使不得啊！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
“这就更说明我毛泽东对不住颂公了！在中南，让颂公位在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若想颂公出山，只有主席出马相请了。”毛泽东说罢看着依然蹙眉摇首的程潜，十分真诚地说，“怎么样，老乡长给我个面子吧？”
程潜的确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打动了，他望着等待回答的毛泽东的表情，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我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毛泽东说罢笑了，笑得是那样的自然、可亲；程潜也笑了，笑得却有些尴尬、勉强。他们二人又闲谈了一会儿，程潜以请示的口吻问：“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何时回湘理政呢？”
“我看不要这样急，等恩来组完阁以后吧！”
程潜赞同地点了点头。
“颂公回到长沙以后，请代我去看看仇鳌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聚谈。”
“请放心！我一定把仇亦山先生请到北京来。”程潜说罢迟疑片时，又有点为难地问道，“润之，我可以向你讨教有关解放湖南全境的事吗？”
“你已经答应出任军委副主席了，不问，我也要请教你。”毛泽东说罢掷掉手中的烟蒂，“来，我向你先请教有关歼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事情。”
接着，毛泽东与程潜谈起了我第四野战军在湘南发起的“衡宝战役”……
如上卷所述，毛泽东在我第四野战军完成休整之后，于九月九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歼灭白崇禧部队的部署》的命令。接着，我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迅速调兵遣将，分左、中、右（或曰西路、中路、东路）三路大军，向白崇禧军事集团发起猛烈的攻击。
我西路大军于九月十三日，由程子华、萧华率领的四野第十三兵团由常德出发，担任左翼，分两路沿川湘公路和资水前进，连克湘西重镇沅陵、溆浦，直逼芷江。这时的芷江，是白崇禧新构筑的“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主要支点，是湘、黔、桂三省的门户。同时，白崇禧又在这里建立了湖南省的流亡政府，设以敌第十七兵团驻防。十月一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我西路大军第十三兵团向芷江发起攻击，并于十月五日攻占湘西重镇芷江；
我东路大军接到命令之后，由邓华、赖传珠率领的四野第十五兵团主力，在二野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的配合下，也在湘粤边界突破敌人的防线，在聚歼粤军主力之后，分数路向广东进军；
九月三十日，在我东、西两路大军顺利出击的前提下，我中路大军由萧劲光率领的第十二兵团主力，在二野第五兵团的支持下直取湘南重镇衡阳、宝庆。我十余万解放军将士在开国大典的欢庆声中，以排山倒海之势与白崇禧所部激战。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敌军外围据点被扫荡殆尽，驻守衡阳、宝庆的白崇禧所部主力全线动摇。迨至十月三日，我中路大军齐头并进，与在衡宝公路以北进行防御的白崇禧军事集团形成对峙局面。接下来，就是发起有名的“衡宝战役”。
所谓“衡宝战役”，即我四野西路、中路、东路三路大军与白崇禧所部主力在衡阳、宝庆一线展开的一场会战。在有“小诸葛”称谓的白崇禧看来，“共军要与我在衡阳、宝庆决战”。他权衡利弊，知道此次决战胜算极小，决定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脱身南下，率部退守桂系的发祥地广西。白崇禧调集优势兵力于衡宝线上，作出决战的架势，迫我四野三路大军重新部署兵力，在衡宝一线与之决战。而白崇禧则借四野因改变部署所赢得的时间，突然撤兵南下，退守广西，免遭在衡宝线上被我军歼灭之虞。事后白崇禧得意地吹嘘此举叫“障眼法”。为此，白进行了如下的军事调动：
十月三日，位于衡阳的白部第七军，位于耒阳的第四十八军沿衡宝路西进。十月四日，位于广东乐昌的第四十六军、郴县的第九十七军陆续北上。至此，再加上原在衡宝线上的敌五十八、一〇七、七十一和十四军，白崇禧在衡宝公路百余公里的地段上猬集了近七个军的兵力。
按照四野原定作战方案，我东、西两路大军率先出击，遵照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构想，出其不意插入湘桂、湘粤边界，对固守湘南衡阳、宝庆一线的白崇禧所部形成合围之势，然后我中路大军向衡宝一线发起攻击，将桂系主力歼灭在衡阳、宝庆一带。但是，正当我东、西两路大军迅速攻击前进，尚未形成合围的态势，而白崇禧又调集七个军陈兵于衡宝一线，作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彪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白崇禧为什么要在衡宝一线与我决战？衡宝会战一开，我如何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林彪对照作战地图久久定不下决心。这是因为：
一、假如白崇禧此举是以进为退，我四野部队按原计划行动，中路军迅速出击。乘敌调整部署的时间，一举插向白崇禧部队纵深，将其包围分割，即使无法将其一口吃掉，也可以拖住，为东、西两路合围赢得时间。结果，我军可提前在衡宝一线歼灭桂系主力，为解放广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假如白崇禧此举是真的在衡宝一线与我决战，我四野中路大军发起攻击的时候，白崇禧所部决不后退。相反，敌人部署在广西、广东的援军也必然迅即挥师北上。结果，在局部战场上便会出现白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而四野中路的四个军没有必胜的把握。搞不好，我中路大军还会遭到白部的重创，大长敌人的威风；
三、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战略思想，上述两种决战部署均无必胜的把握。唯有让中路军暂时停止前进，以现有之兵力再加上增援而来的二野第五兵团，再待西路军第十三兵团进至衡宝侧后之时，同时展开攻击，这样便可以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自然，这一方案也有失误之处，那就是白崇禧此举是以进为退，我军将会坐失歼敌良机，无法实现在湘南歼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任务。实事求是地说，白崇禧此举的确是给林彪出了一道难题。林彪权衡再三，终于选定第三种会战方案：“为稳妥起见，准备与白崇禧集团在衡宝地区决战。”遂于十月五日给中路军司令萧劲光发去如下两则急电：
各部即在原地待命，严整战备以待我兵力之集中。
如敌向我大举进攻时，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
与此同时，林彪还电令西路军停止南进，由芷江、会同折向宝庆、祈阳前进；令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向耒阳、常宁西进，准备我东、西、中三路大军在衡宝地区寻敌主力决战。
我四野发起衡宝战役，不仅改变了毛泽东制定的采用“大迂回、大包围”消灭白崇禧集团的战略部署，而且也必然改变未来如何稳妥地向广西进军的问题。林彪在向参加衡宝战役的部队发去电令的同一天——十月五日，给中央军委发去关于衡宝会战以及向广西进军的请示电：
“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
毛泽东在认真地研究了即将开始的衡宝战役的敌我情况，又听取了有关人士的意见之后，于十月七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林彪发去电令，除同意林彪等提出的“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意见外，关于在衡宝一线与白崇禧决战作出如下指示：
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宜。
俗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中，都有因偶然事件的发生而改变敌我双方态势的事情。在衡宝战役进行的前夜，也发生了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却导致整个战局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十月五日晚，我中路大军第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接到林彪的电令之后，立即命令兵团主力停止于衡宝线以北待命。但是，其中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三五师正在按照原部署向南急进，没有接到野战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的命令，于当夜继续向宝庆东南的灵宫殿地区猛插，楔入敌之纵深，对敌侧后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白崇禧收到我军插入侧后的报告之后，分析了我军态势，认为此举绝不是衡宝战役的前奏。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军事行动？他也被打入闷葫芦之中。白作为一代善于用兵的桂系主帅，于六日决定调集数个师的兵力向我一三五师发起猛攻。白的用意是清楚的：借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所谓孤军以激励士气。
然而出乎白崇禧所料的是，我一三五师在敌众我寡、极端困难的情势下，发扬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顽强的作战精神，双方激战竟日，终将数倍于我的敌人一次次击退，并在敌人的侧背站住了脚跟。
恰在这时，我东、西两路大军取分进合击之势，一部迅速向衡阳、宝庆急进，一部插向敌后，并逼近韶关、靖县，对广州和桂林构成了威胁。对此，白崇禧大惑不解。他担心腹背受敌，造成全军覆没，又立即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于六日深夜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撤退。
十月七日，四野林彪等野战军首长发现白崇禧趁着夜色全军收缩、后撤。当即命令业已插入敌人侧背的第一三五师在灵宫殿地区坚决阻敌南逃，令中路大军第十二兵团发起追击。敌第七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师和临时归其指挥的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三八、第一七六师在我军追堵下，于九日被合围于祁阳以北的白地市、黄土铺地区。恰在这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来了《关于聚歼白崇禧主力》的电令：
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四野首长接到毛泽东的电令之后，当即对衡宝战役作出相应部署，并于“十日，我集中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九军对敌发起总攻，从东、北、西三面展开向心突击，激战至十一日，除敌第一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两万余人为我全歼。我军乘胜解放了衡阳、祁阳、耒阳等湘南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我“第十三兵团在武岗及其以北的石下江地区歼敌一部；第四十七军于十六日解放了大庸、桑植等城”。这时，白崇禧大部已逃入桂境，我“中路军随即于祁阳地区停止前进，衡宝战役遂告结束”。累积战果，我军是役共歼白崇禧集团四万七千余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亲自部署了有名的“漳厦战役”。所谓“漳厦战役”，是指我第三野战军在解放福州之后，在闽南地区发起的解放漳州、厦门等的战役。由于该战役直接影响着蒋介石固守东南沿海地区的命运，现扼要简介如下：
九月初，我三野第十兵团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于九月十九日发起漳厦战役。至九月二十五日，我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九军先后占领同安、长泰、漳州……以及马巷、澳头、集美等地，歼敌一万二千余人；九月二十八日，我第二十八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之石井集结；我闽粤赣游击纵队占领了平和、漳浦等城。这样，就对金门、厦门之敌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为蒋介石信赖的大将汤恩伯，亲率四万五千余人退守厦门、金门两岛。汤氏的兵力相对集中，又有海峡天险为之屏障，加上积极赶修工事，防御能力相应增强。我三野第十兵团想击败守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第十兵团采取先肃清厦门外围大陆残敌，后攻占厦门的策略。我攻击部队经过半个月准备后，于十月十日至十月十三日攻占大、小岛屿。十五日黄昏，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发起厦门战役。十六日中午，我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的后续梯队登上厦门岛，连续打退敌人反击，控制了岛的北半部。守敌见大势已去，向东南海岸撤退。我军乘胜追击，于十七日解放全岛，歼敌二万七千余人。同时，我第三十一军一部登上鼓浪屿，并占领该岛。至此，在中南结束衡宝战役的第二天十月十七日漳厦战役也全部结束。
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为老乡长程潜回湘饯行。参加宴会的有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董必武、林伯渠、章士钊等人。席间，毛泽东谈古论今，说笑自如，气氛十分融洽。这次宴会从下午六时一直进行到深夜十一时。最后，毛泽东说：战争关可算是过去了，没有好多仗打了。接着还有个土改关，只要地主肯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个关也很容易过。再下去就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关，这一关就要难一些，时间也要长一些。但这是一定要过的，过了这一关，就人人都解放了，就都好了。
对此，程潜在回寓所的专车上，不胜感慨地对身边的人员说：“自从去年八月我从武汉回到湖南后，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过来的，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啊！现在我们真是进了天堂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伟大，实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正当毛泽东一边处理内政、外交大事，一边部署我军继续向中南、西南、西北进军的时候，又获悉一直奔波于台北、广州的蒋介石又要飞往重庆的消息。他不无讥笑地暗自说：蒋介石终于又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