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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7月5日，大兴（今澳洲布里斯班市）。
在这个时期，能接受正规的教育，仍旧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通民众最为奢侈的一种权利。不论是东方华夏文明世界，还是欧洲各国，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基本上是依靠自愿和自觉，社会底层的人教育不可避免的是最为糟糕。
秦国承袭前明模式，在南京设国子监、太学，除了学习科举考试相关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外，还教授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艺的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杂学。
秦国还在地方分设省、府、州、县四级官学，府以下各行政区域设立儒学，在某些文化昌盛的地方，还有基层的社学。此外，各边远地区的行政机构所在地亦设学，如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诸土司儒学等。那些都卫儒学、都司儒学主要招收武臣子弟。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除经史之外，还要研习《大秦制诰》及有关法令、《九章算术》及射事，重视实学。
不论是南京的国子监、太学，还是地方各级的官学，能来就读的学生，大部分皆为“有产者”，要么是达官贵人、王公贵族子弟，要么是地方乡绅、豪门大户出身，贫者寥寥。因为广大的普通百姓，在三餐不继、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是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官学就读。
而同时期，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大部分八九岁的孩子不是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劳动力”出现在工厂、作坊中，为家庭攥取一点可怜的生活费。
在工厂、矿山和作坊工作的孩子，每天会在即使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工作长达10小时。为了生活需要，父母甚至会联合工厂，同意让儿童外出工作，以维持家庭正常运转。将儿童当作大人，虐待儿童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孩子相比，齐国的少年儿童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早在八十多年前，齐国刚刚于汉洲建基立国的时候，太祖皇帝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令》，规定五岁以上的孩童必须强制性地接受五年基础教育。
随后数十年里，齐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内阁政府又将义务教育年限逐渐延长至六年、七年，及至如今的八年。
在汉兴九年（1679年），太祖皇帝还颁布《少年儿童保护法》，禁止国内工厂、矿山、作坊，以及其他各类商社经营实体，雇佣14岁以下的儿童工作，凡违反法令将受到严格惩罚。
在汉兴-绍宁时代，整体社会环境中，重视家庭的价值观念为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提供了良好氛围。到泰平十六年（1720年），汉洲本土的儿童死亡率已下降到10%，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这个时期的欧洲，儿童的死亡率极高，平均高达30%以上。大部分家庭中，人们生育很多孩子就是为了确保其中少数几个可以存活下来，一个孩子去世，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孩子替代他的位置。也正是因为失去孩子的经历太过普遍，继而人们才不会对孩子投入过多感情。欧洲人普遍认为，年幼的儿童“既不具备心理活动，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肉体”，因此被视为是介于生死之间的、极不稳定的存在。
说来也可笑（或者可悲），此前的欧洲传统社会中是没有儿童这一说法，“童年”的概念是在17世纪末，一些学者相继引进了齐国的诸多儿童保护制度后才被“发现”的。那个时候，儿童渐渐开始被视为一种与成人截然不同的存在，他们天真、脆弱、易被诱惑，因此需要特殊的照料和规训。
于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性的学校教育陆续出现了，它们将孩子与成人世界隔离开来，走读学校又发展为寄宿学校，在这里儿童要度过一段漫长的禁闭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王国是继齐国之后，全世界第二个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早在1712年，普鲁士王国借鉴齐国的教育经验和制度，率先在欧洲地区实施了国民义务教育。自此，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普鲁士王国所有公民最基本的两项义务。
这个时期的欧洲，75%以上的男孩和50%以上的女孩都是在劳动中度过青少年时期，东方各国的孩童状况基本上亦如此类。居住在农村，就要放羊、拾柴；如果他们家里经营着一个小作坊，就要梳理羊毛、织布，不同年龄的孩子会被分配不同的工作。
在下午六点，已然过了放学的时间，但在清平小学堂的操场上，仍旧有许多孩童在肆意的玩耍，踢球、玩沙包、跳绳、扔石子，或者疯狂追逐打闹，发泄着他们无穷的精力，到处都是孩子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当然，偶尔也会传来几声哭啼声。
这个时候，大部分孩童的父母可能还没有下工，回到家中，要么是要面对哭哭啼啼的弟弟妹妹，要么就是冷锅冷灶，并没有丰盛的晚餐等着他们享用。与其那样，不如在校园里，先与相熟的同学尽情地玩耍娱乐一番。
毕竟，这里是城市，不需要像农村那般，放学后就要帮着父母捡拾柴火、收拾牛羊，或者从庭院里摘菜准备晚餐。
“这些孩子，就不知道回家将布置的作业早些做完吗？”教授数学课程的严竹梅挎着一个布包，一边朝学校门口走着，一边不时侧头看着操场上那些疯玩的孩子，忍不住吐槽道:“一个个的非要等到晚上吃了饭，才手忙脚乱地去写作业。这晚上点着灯看书写字，不说费灯油，还伤眼睛。”
“若是在父母回来之前就早早写完作业，那岂不是等吃完饭后，闲着无事，又要讨得父母一顿教训？”宋文茹笑着说道。
“嗐，这孩子学习又不是为父母学的，还非要在父母面前表现一番呀！”
“小孩子的心思嘛！”宋文茹说道：“你看呀，要是回家提前做完了作业，待父母回来做饭收拾家务后，一转头，看到孩子什么事也不做，肯定会借故教训一顿。既如此，还不如先在学校里玩个痛快，待晚上吃了饭，将书本作业拿出来，父母见了，定然不会再去训斥他，反而会非常高兴地夸奖他学习用功。”
“嘿，还真是。”严竹梅听了，不由莞尔，“我家几个小兔崽子就是这样，到了天黑才会满头大汗地跑回家，然后，吃了晚饭，就会整整齐齐坐一排，点着油灯，奋笔疾书，弄得我们家那口子看得是老怀大慰，一个劲地说，要培养几个大学生出来！”
“呵呵……，是呀，我们家延良小时候也是这般顽皮，整天都想着在外面如何疯玩。有时候呀，你不去找的话，天黑都未必能跑回来。……唉，一转眼，就长大了，但也更不着家了。”
“这就是儿大不由娘呀！”严竹梅笑着说道：“……咦，宋老师，接你的马车又来了。伱这有钱的亲戚可真热情，天天都来学校门口接你回家。”
宋玉茹抬头朝校门口望去，一辆精致的马车停在马路对面，正是家里坚持安排过来接她往返学校和住处的私人专属马车。
本来，依着她父亲宋长青的意思，是让她搬离那片老旧破败的平民区，入住位于郊外那栋奢华的宋氏别院。
但这个提议被宋玉茹拒绝了。她担心在搬家离去后，万一儿子返回大兴后，会找不到她。再者说了，那栋屋居住的宅虽然老旧，而且环境嘈杂，但毕竟是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温馨小家，不愿随意舍去。
离开宋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她已经习惯于平民生活，若是返回长安宋府，或者入住大兴的宋氏别院，她怕是难以适应那里的贵族豪门生活。
她的生活轨迹，她的朋友，同事、亲邻，以及身边所有的一切，跟高高在上的贵族圈子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几个兄弟姊妹的交际圈子，觥筹交错的顶级宴会，贵妇小姐之间的虚情假意，权贵之家的阴谋暗算，这一切都不是她想要的，更不想去面对的。
“娘！”
正当宋玉茹与严竹梅在校门口告别后，准备登上马车时，突然身后传来一声热切的呼唤，这个熟悉的声音让她一直梦牵魂萦，更是使她柔肠百转，使得她整个身体宛如电击一般，立时僵在那里。
宋玉茹晃了晃脑袋，有些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缓缓地转过身来。
“娘，我回来了！”一名英挺的年轻军官笑吟吟地看着她。
“……延良？！”宋玉茹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一身陆军军官服饰的儿子，瞬间泪流满面。
“娘，我回来。”李延良鼻子也是一酸，上前一步，伸手替母亲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儿子刚刚到家，便来看你了。孩儿不孝，让母亲担心了……”
“你终于……回来了！”宋玉茹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臂，紧紧地攥住，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娘……”李延良见许多路过的老师和学生纷纷看过来，顿时觉得有些难为情，伸手轻轻地拍了拍母亲的手，“娘，我们先回家吧。儿子回来后，放下行李便来学校找你了，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好，好，咱们回家。”宋玉茹笑着擦了擦眼泪，抓住儿子的手，一起登上马车，“你要吃什么，娘回家给你做！”
“只要是娘做的，什么都好吃！”
“那回去给你烧一锅开水喝。”
“娘，就算你给儿子做一顿猪食，儿子也能将锅底添干净喽！”
“尽说混话！”宋玉茹只觉得此时内心充满了喜悦，看着儿子英武的面孔，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充实。
——
维克多·沙逊坐在马车上，静静地看着前方那片街区。透过星星点点的灯光，隐隐可以看见那条流淌的大兴河（今澳洲布里斯班河），弄堂、庭院、屋宅里，时不时地传来妇人琐碎的抱怨声，还有男人低低劝阻声，以及孩童欢快的笑声，家长里短，这一幅景象显得是那么的充满烟火气。
“维克多，我觉得将犹太教堂建在这里，恐怕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坐在对面的大兴犹太商馆负责人纳夫塔利·贝内特轻声说道。
“亲爱的纳夫塔利，你知道的，我们的犹太教堂不仅仅是一个信徒祈祷的场所，它还承担着我们犹太人社区的公共活动，以及孩童、青少年乃至成人的教育职能。”维克多·沙逊笑着说道：“所以，我们的犹太教堂所占用的面积将是非常大的。而这片街区，老旧而破败，应该予以拆除。你看，这里临河湾而居，风光秀丽，还远离工厂区，是我们为教堂选址的一处极为理想之地。”
“可是，这里有几百户居民，还有一处菜市场，以及一座社区图书馆，虽然房子都有些老旧，但并无太大安全隐患，大兴市政官员可能不会下决心将这处街区拆除。”
“我们犹太商会只要能付出一些代价，他们会下定决心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拒绝大笔钱财的诱惑。况且，齐国的官员升迁机制，还是以地方经济发展为主要指标的。”
“若是这片街区的居民不愿意离开这里呢？”
“他们会的。”维克多·沙逊笑着说道：“在金钱的魔力下，很多看似非常困难的事情，都可以轻松地解决。”
“维克多，齐国是一个法律体系完善的文明国家，我们不可以乱来的。”纳夫塔利·贝内特话语里含有隐隐的警告成分。
“是的，齐国不仅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而且是一个非常讲究法律和规则的国家。”维克多·沙逊说道：“我认为，这样的国家才会保护我们犹太人的合法财产和正当权益。”
对于齐国的世俗化，作为一名到处飘泊的犹太人，维克多·沙逊内心是极其复杂的。他们若是寄居于汉洲，虽然能得到这个文明国家的人身和财产上的庇护，但也意味着他们排他性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性，将游离于齐国的主流社会。
即便是在齐国宗教政策相对开明的环境下，那些早前移居而来的犹太人也坚决不肯向“齐国异教徒”放开心理防线，总是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将人际交往限定在犹太人的圈子内。
通过自我孤立，犹太教信仰和犹太文化确实保持了下来，但却进一步强化了犹太人独特而孤僻的民族性格。
但目光敏锐的维克多·沙逊却从齐国立国时期就颁布的一条法令嗅到了对他们犹太人最为有利的一面，那就是“私人财产非故不得遭受任何侵犯”。据说，这条法令是由齐国的开国皇帝制定的，并将其纳入《民法通典》总则里。而且，在随后的数十年里，齐国的皇室和内阁亦对此严格遵照执行，从未像西班牙、奥斯曼等专制君主国家那般，随意的侵害国民的人身和财产。
要知道，犹太人在千年历史当中，一直都在被驱逐、被迫害，他们的生命随时都会被暴政所侵害，他们的财产也会无端遭到剥夺，只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和地区流浪、逃亡。
维克多·沙逊作为沙逊家族的重要代表，在细致考察和研究了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后，便惊喜地发现，齐国很可能将是他们犹太人寄居的福地。因为，囿于他们开国皇帝颁布的敕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原则，只要他们犹太人遵照执行齐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就不会落到被无端遭清洗的下场。
他相信，在齐国这种宗教开明政策的环境下，在他们完善和健全的法律保护下，犹太人必然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际遇。
非常抱歉，此前文章涉及部分违规内容，不得不做出大幅修改，可能会影响情节阅读，这里稍微说明一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