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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看着许鸣送来的资料，叹了口气，“千里，你说的我何尝不知道，可咱们征兵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征兵的数额首先是分配给省里兵役局，然后将具体数字分配到各个县乡，由各县兵役所统一征召。
现在我们的军纪不好，部队死伤又严重，老百姓的应征热情本就不高，各地兵役部门往往难以完成既定任务；有的地方乡长、保长敷衍，拖着不办，原定之数额迟迟不能补足；有的地方干部或当地官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将有钱之人子女不列入名册，抽调上来的壮丁都是病弱之人；更有情形恶劣者，借此大肆勒索，进一步败坏我军形象，百姓对入伍更添抵触…”
顾祝同将三战区兵役制度的弊病一一说出，话里面显得十分的无奈，顾祝同尽管是战区司令长官，官高权重，对这些问题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许鸣却知道，征兵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是部队战斗力的根源。中国当时缺什么？缺钱？缺武器？缺技术？都不是！
中国最缺的就是一种适合总体战的战时体制，这种体制，德国有，苏联有，甚至美国也有，我们的对手日本更是建立一条极具战斗力的法西斯征兵体制，但唯独我们中国没有。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义务兵役制，如果中国能够建立一条从上到下，覆盖整个国民阶层的兵役制度，那抗战是不用打了，因为小日本压根就不敢来入侵中国，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至少可以提供4000万左右的兵源，这是日本这个国家根本打不垮的力量。
中国的军政高层不可能不知道鲁登道夫的“总体战”，192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开始讨论兵役制度，1931年通过，1933年开始在全国推广，但实施的过程极不理想。
究其根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毫无执行力，像顾祝同说的这些问题，国民党在基层的干部，还有兵役管理部门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任何舞弊行为，都是对上不对下的，可政府却没有一套完善的检察体系，也没有及时的纠错机制，从而使征兵的问题越来越难办。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整个社会风气不利于当兵，这种风气比清朝时期是好多了，但相比于西方国家或者日本、苏联还是差远了，在这些国家里，士兵的地位是很高的，从个人待遇到军人地位，还有伤残后的抚恤，都非常的完善和系统，整个国家有一种良好的拥军氛围。
当然，目前中国的兵役制度比历史上好多了，基本上没有了拉壮丁现象，历史上因为前线接连的失利，中国实际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只能靠四川、贵州几个省份提供兵源，当时这些地方的壮丁比例占总人口都超过了10%，兵源严重不足，负责兵役的师管部门见人就拉，有的工厂工人、还有路过小贩也被捆到前线，加上种种条件的恶劣，大批壮丁死亡。
严格说起来，这事不归许鸣管，甚至不归顾祝同管，国民政府中央有兵役署，各个省及下属的专署有军管区，各县还有兵役所，中国的兵役制度是完善的，问题在于执行的过程中缺乏执行力。
但这个问题靠别人是不行的，兵役署和军管区摆明是没有尽到责任，顾祝同就是和稀泥的，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得罪人的，许鸣经过一番捣鼓，搞出6条杀气腾腾的条令。
此时，王耀武从金华也回到上饶，许鸣将这6条摆弄出来，王耀武一看，这六条分别是：
1、 完不成预定兵役数额之军管区及兵役署，一律交付三战区特别部门军法审判，有故意敷衍者，严厉处置。
2、 战区特设监察部门，监察兵役过程中不法事宜，监察人员有临机处置之权利，并鼓励在乡人员举报，若举报属实，重奖之，另监察部门不定期调换。
3、 各县、乡分设宣导组，宣传兵役政策，鼓励民众拥军参军。
4、 有故意阻碍征兵、或符合征兵条件恶意逃脱兵役者，军法处置。
5、 各县、乡设立荣军处，改善在乡军人之福利、待遇，设法沟通士兵与家人通信联系，并负责协助退伍之伤残士兵，伤残士兵处置办法另行公布。
6、 对军属家庭的优待，包括定期供应米食、钱物，按期发放优待金，减免赋税，代耕田地，子女教育等拥军措施须纳入当地民政部门之考核重点，未能切实执行者，严加处置。
王耀武越看越皱眉头，许鸣这几个关于兵役制度性的意见并没有创新之处，中国当时对兵役制度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制度，甚至显得繁琐，许鸣这6条当中，真正厉害的是第2条和第6条，前者是设立一个特务机构，后者是将民政纳入军政管辖，这两条是针对下层机构执行不力的情况进行的应对。
“许副司令，这个事情恐怕反对人太多。”
“佐民大哥，得罪人的事情就由我来做吧，这些事情已经是顽疾，光用好好先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王耀武不愧思虑精纯，他给许鸣说了个建议，“许副司令，这个问题的阻碍不在于三战区，而在于中央，定然有人到武汉找委员长，你先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委员长，预先安排。还有，你可以先行在报纸和新闻界宣传，先在舆论上采取主动。”
许鸣眼睛一亮，王耀武说的第一条他也想到了，这个事情必须要老蒋支持，但第二条确实厉害，是反客为主之计，一旦这个事情在舆论上取得了主动，自己的阻力将大为减小。
许鸣第2天就把这份顾祝同署名的，他副署的《关于三战区加强兵役工作的若干建议》报了上去，上报的时候，许鸣还加了两条，一条是将战区经济纳入战时体制，将粮食、食盐、桐油等重要经济原料施行统一管理，并建立一条从上到下的监察机构；第二条是战时民生改善措施，主要是减轻农民税赋和劳逸，改善各地治安和清剿土匪等措施。
蒋介石接到许鸣的报告，没有立即回复，而是将这份报告拿到了中央委员会讨论，随着中日战争形势的巨变，1939年12月召开了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1940年4月份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高层会议，讨论国军攻势时期的一系列军事、军政、民政、民生等事宜。
与此同时，一系列舆论宣传也猛烈地展开，《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政府御用的报纸开始给兵役制度吹风，援引苏联、日本、德国的相关条例，说明征兵工作和完善兵役制度的重要性。
其中重点说明了日本的兵役制度，指出，我们的对手正是实行了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区区7万人的岛国才能侵略我国；而德国更是从普鲁士开始，就在全世界第一个实行了义务兵役制，从此，德国成为军事强国；至于苏联，从上到下，从军政到民政更是像一个大兵营，在平时都是战时体制。
《申报》和《大公报》则介绍英法美等国在一战的战时体制，当时有人向英美这样的国家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用事实驳斥了这种说法，他不仅一一列举了西方国家相关的条例和制度，有张图片还非常引入注目。
英国伦敦的街道上，一个男子被剃光了头发，锁在街道的栏杆上，男子的胸前挂着一个大大的牌子，牌子上写道：“我是懦夫！”
这是一个逃兵役的英国人被处罚，和国内人想象的不同，英美各国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对兵役制度的管理是极其严格和极其残酷的，事实上，为了胜利，为了民族的生存，每个国家都想尽了办法。
三天后，老蒋同意了许鸣的意见，不过蒋介石没有让许鸣管这个事情，他希望许鸣主要负责作战事宜，不要在另外事情上分心。
老蒋派了一个人过来，许鸣知道后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