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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茂，1964年生于河南商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会员。先修法律，后就读于郑州大学作家班，曾服务于党政、司法、军队、文学诸行当。近十年来以新闻为业，先后供职于解放军报和郑州日（晚）报社。已出版小说、诗歌、长篇纪实文学、散文、新闻等类作品集29部，主编大型丛书3部，另有上百万字作品散见于全国各类报刊，并有多篇作品获奖，涉及文学、新闻、青少年犯罪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
“我更在乎为百姓说话”
记者：作为一名记者，绝大多数情况下您都是采访别人，被采访是不是第一次？采访和被采访有着什么样的不同感受？
余英茂：事实上，在我做记者之前，我一直都在搞创作。可能是在创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吧，所以不止一次被采访过。但是近十年来，我几乎没有接受过采访。采访和被采访我都非常注重双方的沟通、交流与互动，采访和被采访都是一个互相了解、理解、谈心的过程。然后都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记者：郑州日报创刊56周年了，您什么时候进入报社或者什么时候开始记者的职业生涯的？
余英茂：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从事记者这个行当。刚开始在解放军报社从事中国国防报编辑工作。1995年5月，调动到郑州日报社。
记者：古希腊曾被罗马统治，希腊的哲学家内心郁闷，清心寡欲，斯多葛学派应运而生。他们有一句名言“我们像狗一样地活着”国内一些记者觉得这句话很适合记者这个职业，并把自己比喻成狗。第一是猎狗，嗅觉灵敏。第二是哈巴狗，为了采写新闻不择手段。第三是癞皮狗，发现新闻缠住不放。你觉得您是哪条狗？或者具备了所有这些狗的优点才使您著作等身？
余英茂：“三狗”精神在新闻圈经常被提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游离于新闻、文学、企业、学术等多种行业的边缘。我没有很好地发挥“三狗”精神，新闻这一块工作我个人觉得做得也不甚让人满意。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更像猎狗和癞皮狗，对新闻的敏感性和抓住新闻不放方面，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做到。
记者：当记者多年，您获得的奖项肯定很多。与此同时，您获得的赞誉也会很多。也许有群众会称呼您为“大记者”、“无冕之王”、“能为老百姓说话的记者”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赞誉里，您更在乎那一个？为什么？
余英茂：我更在乎“能为老百姓说话的记者”曾经有前辈为我的一本书作序的时候，评论说我“文人报国，一支铁笔”“铁笔”更多的是赞誉，我觉得最贴切的说法应该是“秃笔”在为老百姓说话方面，我还远远没有做到“铁笔”的程度。
“曾经有家不敢回”
记者：作为记者，在您的采访经历中，肯定有不少让您难忘的事情。那么，能否谈一谈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余英茂：难忘的事情有很多，最难忘的应该是我在采访告倒一个犯罪警察有多难时所经历的事情。那些最需要帮助又缺少渠道的受害人，也许他们犹豫了很久，才有勇气向我说出郁闷已久的不公和不平，也许他们找了本村上识文断字的人代笔才写出这一份申诉材料，他们期待的神情、渴盼的眼睛让我终生难忘。其实他们的这种信任，仅仅是基于我曾经两次揭露过当地贪官的罪行，这个信任不是对我个人的，而是对报纸、对所有新闻传媒的，我是作为一个代表承受了这种信任。被信任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可是我又能做什么？我不是法官、检察官，甚至不是一个评判者，我仅仅是一个记者啊！
记者：作为中国新闻特稿界的大腕，您的知名度不容置疑。您采访过诸如东北出了个“红太阳”、究竟谁该受到法律的审判、“议案大王”与他600多件建议、“反扒神警”与6000名小偷的较量、河南小伙叫板摩托罗拉、“6083部队”亟待关爱的农村留守族、爱的奇迹--我一定要让你站起来、“记忆奇人”的传奇故事等大量关注民生的特别报道稿件，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关注民生、关爱民众、反映百姓生活？
余英茂：信阳是河南最偏远的一个市，商城县是信阳最偏远的县城，我所出生的乡镇又是商城县最偏远的乡镇。我是一步步从社会的最底层走出来的，自小和最底层的父老乡亲就有着血肉联系。能够为他们鼓与呼，是我的责任。
记者：您还写过贫困县凭什么撑起天大的面子、一个县委书记和他的“形象工程”、“官帽批发”大揭底等不少反腐败题材的稿件，做过记者的都知道，写这样的稿件需要面对有邪恶的巨大勇气和直面黑暗的社会良知。写这些稿件，遇到过威胁吗？碰到过危险吗？您还会坚持吗？
余英茂：我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做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多次接到恐吓、威胁的电话“以后郑州晚报上大概不会再出现你的名字了！”“小心你那只胡写乱编的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的枪不是吃素的”等等不一而足。最困难的时候，我有家都不敢回，租住在酒店的房间里，但我始终相信邪不压正。这些贪官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审判。记者职业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会让我继续做下去。
“人怕出名猪怕壮”
记者：在来采访您之前，我听说您在做新闻报道的同时，还出版了几十本著作。我用百度搜索引擎搜索了一下，发现了您著的诗歌体中国历史。可以谈谈这本书的情况吗？
余英茂：我是受三字经的启发来创作这套书的。这两本书是我耗时最长的书，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述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形式的独特注定了这本书的创作难度，一个是史实不能有哪怕丝毫的改变，二是字数的限制，三是押韵的问题等。书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广受欢迎，现在的发行量已经接近十万册。最近有关方面正围绕诗歌体中国历史搞一个“吟唱诗歌学历史”的活动，目前正在河南、北京等地拍摄专题片。
记者：能介绍一下您的其他著作吗？
余英茂：除了这两本书之外，我还结集出版各类文学作品27部。分别有报告文学集中国退伍军人列传5部、血染大别山、风流大别山、红土地、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东北也出了个“红太阳”？、中国公民叫板世界大亨、你可以选择沉默、私立学校：都市新风景；长篇纪实文学赵浩生和他的兄弟们、执剑者、太阳与黑子、月偏食、当代“杨乃武和小白菜”；长篇报告文学阅读王济昌、刘增银传；散文集温泉酬唱、黄柏山情思、少林寺里听潮声、山村少女放飞“和平”；诗集中国历史诗编2部；小说集余英茂微型小说选等。
记者：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啊你现在不仅是记者，而且是一个出名的记者，名气会给你带来快乐吗？
余英茂：人怕出名猪怕壮。名气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反而让我感觉很累。不少人说我经常换手机，不换手机没办法啊。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
记者：做记者这么多年，您收获了什么？损失了什么？
余英茂：收获颇丰。首先，每天都面对着崭新的生活；其次，每采访一个人都面对一次一个人生存的教科书。每采访一个人，他都会把自己的人生悲欢、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一股脑告诉你，你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能够避免很多弯路。说到损失，我首先觉得做一个好记者太不容易。不仅“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而且要忍受孤灯青影的寂寞，这种状态会让人失去很多生活的乐趣。
记者：一个很知名的记者曾经说过，我做新闻最大的悲哀是有时候不可能告诉观众完全的真相。你碰到过类似的新闻工作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吗？
余英茂：大概所有的记者有名气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善于保护自己，然后才能去为老百姓说话。碰到这些新闻工作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时，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这是记者的良知所决定的。
记者：你做记者会不会感觉累？会做到什么时候？
余英茂：我做过诸如党务、行政、司法、军队、文学、新闻、学术、企业等不同的行业。我个人觉得，人生的单调比死亡更可怕，所以我会尽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即使做不到，也应该去努力。记者这一行，也许我会再做个三四年，然后收手从事其他行业。
记者：传媒行业有人痴迷有人慌，做记者到底好不好？
余英茂：做记者真好，特别是年青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记者这个行当首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观察、了解社会的界面和窗口；其次，它能够让你从采访对象那里学到很多的东西，可以让你少走弯路；再次，能够培养一个人的良知、同情心和责任感。
记者：记者有“无冕之王”的美誉，虽然只是虚名，但记者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也的确是事实。但你有没有发现目前记者转行的现象日益普遍？
余英茂：这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是积极向上的，记者这个行当可以让人更好的了解社会、熟悉市场、储备人脉等，当一个记者具备了这些转行的条件之后，他就会转行。转行能够让其享受更丰富多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