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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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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时候,我的眼角就有皱纹了。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了,象是从初中开始的吧。母亲单位上的同事总说我看上去象个小老头,心事重重的样子,其实我什么也没想。

    那时的我自卑,怕在公众场合咧嘴笑,我笑的时候,眼角皱纹便张牙舞爪蔓延开来,傻傻的,象个陕北老农。有同学喻之“笑得不团结”令我无地自容。我还很少开口唱歌,我唱歌时总习惯性地皱眉,显得表情痛苦,现在仍是如此。我看过别人给我拍的唱歌的照片,的确惨不忍睹。小学四年级,我在天津读书,教音乐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仪态优雅。每次上课之前和下课以后,他会即兴弹奏一段钢琴曲。在悠扬的乐声中,我们精神抖擞地走进课堂。下课时,又踏着轻快的节拍意尤未尽地和他道别。有一天教唱世界名曲红河谷,教了几遍以后,我被抽起来独唱,只唱了一句就被他用戏谑的口吻打断:“你是在用西班牙语唱歌呀?”全班哄堂大笑,我羞愧万分,两眼发黑,双颊滚烫。其实我并没有跑调,只是把“雅--拉玛”唱成了“雅拉玛--”但老师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他没想到,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我的自信心深受打击。其实我天生一副的好嗓子,大家并不知道。

    我不仅自卑,而且自怜。为我的家庭,我那破碎的家庭。我十四岁的那年,父母离婚了。我没有朋友,即使有过,也不长久。我的情绪反复无常,没人能够忍受我的古怪性格。我总在无意中伤害别人,次数多了,自觉面目可憎,更不知道怎样和人交往了。

    这种局面持续到我上了大学,有女同学说我笑起来很好看,富有感染力,眼角的皱纹反倒成了一种独特气质。这样我才渐渐放开了自己,无所顾忌地微笑、大笑、狂笑我开始在公众场所唱歌,她们喜欢听我唱歌,尤其是在夜晚校园的操场听我弹着吉他浅吟低唱。她们说我唱歌很投入,是用心在唱。

    母亲说我的命是捡来的。母亲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很瘦很瘦,象一只发育不良的小猫。医生给我打针,得先用拇指和食指将我屁股上的肉皮拈起来,才能把针扎进去。针一抽出,便鼓起一个青包。没满月我就染上了肺炎,接着脑膜炎。母亲泪流满面地抱着我满大街找医生。正值动乱年代,医生都跑光了。好在遇到一位医术高明的“赤脚医生”神奇地治好了我的病,而且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身体一直很差,三天两头生病,经常发烧,动辄40度的高烧,烧得神智模糊。那时候生活困难,母亲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奶粉也要托人才买得到,所以我基本是吃糊糊养大的。母亲曾为我请过一个奶妈,结果只一个礼拜就没有奶了,因为奶妈又怀孕了。

    母亲是石油工人,四川石油管理局川南矿区的一名普通职工,随单位辗转于全省各地。父亲是一名军官,在河南修武县的一个部队里服役。父母长期两地分居。母亲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要忍受丈夫毫无道理的辱骂。父亲来信说我不是他的孩子,是野汉子的娃儿,要母亲管野汉子讨生活费去。这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后来对此一概否认,但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父母的婚姻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天大的错误,文化层次、思想差异都很大,性格水火不容。这样的婚姻居然艰难地维持了十多年,简直是个奇迹。

    母亲生于地主家庭,我的亲外公是当地著名的秀才,现在回乡还能看见他题在石壁上的遒劲有力的大字。外公年轻时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员,对中国革命算是有点贡献的人。他是那种典型的“只知道埋头拉车,不懂得抬头看路”的人,辛苦劳累挣了点钱,就回老家置一块田地。不幸的是,只做了两年地主,全国解放了,他也被打倒了。外公心地善良,老一点的农民告诉我,那年灾荒,外公为乡亲们发放粮食,有个别的农民领了一次米以后,又悄悄地来排队,外公也照样把米发给他,因而得了个外号“韦瞎子”这样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晚年竟是被活活饿死的!外公死后,外婆带着四个子女艰难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最小的两个子女送给了别人。母亲排行老三,抱给镇上一户没有子女的人家,她的养父母,就是我后来的外公外婆,对她很好,也算因祸得福吧。尽管如此,母亲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始终耿耿于怀。我的亲外婆,每一次去乡下,她都抱着我痛哭,说她对不起我的母亲,说她这一生的悲惨遭遇。她跟着大舅生活,大舅对她不孝顺,有时还打骂她。她在我十四岁的那年去世。

    父亲则根正苗红,师范院校毕业,然后参军,少年得志,是部队里有名的笔杆子。若不是因为他的性格狂傲及婚姻拖累,他本可以爬得很高的。父亲在大学里谈过恋爱,两人相恋多年,情投意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因为女方的海外关系,父亲怕受牵连,主动和她断了往来。父亲说,那时候,他在昆明军区一个机要部门担任教员,帮助缅甸共产党培养高级干部,输出革命。他们还为这些缅共的高级干部在中国物色老婆,这些女人被挑选出来,送到昆明接受他们的培训,教她们缅甸语,以及各种军事技能。在和他的恋人分手的时候,父亲不告而别,突然之间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生于1970年,但我的记忆是从1973年的某一天开始的,我能清晰地记得三岁那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当时,我和母亲住在四川省合江县的一个偏僻的山区,那里有一个钻井队和一个采气队(负责天然气的采集运输),母亲在采气队上班。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茅草屋棚挂满了冰菱。我看见天然气管道上覆满了绒绒的白霜,觉得好奇,伸手去摸,生铁管道冰寒刺骨,我的手指一下子被死死沾在上面,热量象被抽血一样从指间飞快地跑掉,钻心的疼痛。我又急又怕,哇地哭了起来

    我还记得,和一个小伙伴偷偷溜到山上去玩,我们在一片树林里玩了一个下午,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打着光脚丫,沿着由石子和泥土铺成的公路往回走。我们肩并肩地走着,用脚后跟使劲地跺着路上的稀泥,啪嗒啪嗒地走着。我们有节奏地喊着号子:“一二三四、共产党员”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好玩,一边喊一边嘻嘻哈哈地笑。回到家,母亲看到我脏兮兮的样子,问我鞋呢?我把鞋给弄丢了,穿在脚上的鞋,我竟不知道啥时候弄丢的!母亲性情急躁,发起脾气来什么都不顾。气头上竟然顺手操起一块木头向我掷来,正中我的额头,当即头破血流,她也吓得大惊失色。

    那时石油单位条件极差,住草房,烧的是未经处理的天然气,点的是天然气灯(用灯炮大小的网罩套在天然气的管口用以照明),稍不小心就引起火灾。还常发生井喷、管道爆炸等恶性事故。我们那里就发生过一次井喷,方圆一两千平方米的地方顷刻间化作了一片火海,母亲背着弟弟,拉着我的手,和其他人一起拼命地奔逃

    还有一次,父亲回川探亲。有一天,他带着我上街,路上遇到了火灾,是一个天然气配气站。父亲看见失火了,二话不说,把我往马路边一放,就义无反顾地冲进去救火。现场乱成一团,风助火势,火光冲天,燃烧的茅草屋发出霹霹啪啪的声响,其中夹杂着各种喊声和哭声。我看不见父亲,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心里充满了惊恐。我凄惶无助地站在路边,放声大哭。

    那年,我母亲的养母,即我的外婆去世了。外婆的遗体就停放在堂屋里,我不知道外婆死了,在屋子里走进走出。外婆安葬以后,别人逗我,外婆呢?我说,外婆被装进一个盒子里,抬到山上去了。

    次年春天,弟弟出生了。那天我住在一个阿姨家里,半夜里,阿姨把我送回家,满屋子洋溢着喜悦的气氛。他们对我说:“快看呀,这是你的弟弟!”我怯怯地望去,一个圆圆的小脑袋瓜,闭着眼睛哇哇地哭。母亲疲惫地躺在床上,面带微笑。

    弟弟出生了,外公也来了,妈妈上班,外公就帮着带孩子。弟弟爱哭,外公就抱着他到处走:“哦哦,不要哭啦,不要哭啦”母亲说,弟弟应该感谢外公。若不是外公的竭力坚持,就没有他了,父母原不打算要他的。外公年轻时曾遇一算命先生,说他将要绝后,后果然膝下无子,因而抱养了我的母亲。外公说,当年我想有个娃娃都不行,如今你们有了娃娃却要打掉,真是太不知好歹了。我也感谢外公,因为有了弟弟,我的人生才不那么孤单。

    “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哈哈!哈哈!梦见毛主席!”六岁那年,我上学了。这是一所地处偏远山村小学,我还记得在那间土墙砌成的教室里,我的启蒙老师,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唱歌。这样的歌词现在听着有点滑稽,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唱的就是这样的歌曲。弟弟看了电影东方红以后,每天扛着一根竹竿在院子里齐步走:“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两岁的他只会唱这两句,却唱得兴高采烈。我记得赶场时,外公牵着我的手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穿着妈妈为我做“绿军装,旁若无人地大声唱着电影闪闪红星的主题曲:“红星闪闪放光芒,红星闪闪暖胸怀”仿佛自己就是电影里的那个骄傲的“潘冬子”母亲有个好朋友的女儿,三岁上幼儿园,老师问她:“谁最爱你?”她脆脆地回答:“毛主席最爱我!”语惊四座,老师赞不绝口,家长也得意万分,四处炫耀。长大后我问她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她楞了一下,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咋可能哦?咋可能哦?绝对没有的事情!”

    除了看革命电影,唱革命歌曲,我们还上街游行。“红小兵”们肩扛“红樱枪”手捧“红宝书”(书由课本包上红纸充当),热热闹闹,十分好玩。有一次学校斗地主,两三个老头老太太颤巍巍地站在台上掉眼泪,我悄悄地说:“老婆婆哭了”老师眉头一紧:“不要乱说!他们是地主!”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和一群同事在扎花圈,每个人的胸前都戴着小白花,眼睛红红的。母亲说:“毛主席死了!”然后我听见一屋子人抽泣的声音。随即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英明领袖华主席、三中全会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上学的地方离家很远。先是一小段公路,下了公路,沿着蜿蜒曲折的田间石板路行走,来到一个名叫沙坎的小镇,穿过去,再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前行,经过一片茂密阴暗的竹林,胆战心惊地饶过一户养着狗的农家(那条狗很凶,咬过我),翻过几道山梁,最后才到学校。若逢雨天,一不小心就摔得满身泥泞。

    为了使我受到更好的教育,第二学期,母亲将我转到城里的一所学校,寄宿在一个亲戚家里,亲戚是一对五十来岁的老年夫妇。老式的木结构瓦房,一式三间。邻街的堂屋,摆放着一张大床、四方桌、几条长凳和竹椅。中间的一间卧室,堆放着几口箱子和乱七八糟的杂物。穿过一条狭长幽暗的过道,最里间是黑不溜啾的厨房,土灶方方正正横卧正中,灶上有一手拉的风箱,算是“现代化”的装备了。推开木门,有一小小庭院,庭院临江,围以篱笆。篱笆后面是高高的青石坎,坎下是繁忙的轮船码头,长江浩荡流过,不时传来南来北往的轮船高昂的汽笛声。

    我同桌的女同学家境优越,她剪了一头齐眉短发,瘦削的瓜子脸,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她喜欢打开漂亮的铁皮文具盒,向我炫耀她的“财产”:绿色的圆孔铅笔刀、五彩的蜡笔、散发着香味的橡皮擦还有一分、两分、五分钱的硬币,使我深受刺激。父母从不给我买这些漂亮的小玩意,更不会给我零花钱。我心中的魔鬼在我幼小的身体里慢慢滋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从床上溜下来,悄悄地把手伸进婆婆的衣服口袋里偷钱。我只偷了五分钱,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向我的同桌炫耀。为显示慷慨,我请她吃冰棍,一支红糖冰棍两分钱。初次得手,胆子便大了起来,不出几天手就发痒,终于被发现。有一次,我偷了五角钱,十枚五分的硬币,我把它们藏在床脚下面,但还是被找了出来。公公和婆婆气极了,小小年级就不学好!加之在学校的不良表现,于是给我母亲修书一封,逐回家去。那年我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