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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周灭了商。自此，是周的天下。
每年祭祖，是周朝举国上下最重要的活动。作为周朝的管家，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公注意到，那些殷商后裔，竟也穿着华美的衣服前来拜祭。
这令周公感慨万千：他们可是殷商后裔啊，而今拜祭的确实周人的祖先。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周人的后裔，也会去拜祭别人的祖宗呢？
周公越想越感到可怕。
君权天授，历来是统治者为了维系其统治地位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无论已经灭亡的夏、商，还是当下方兴未艾的周朝，莫不如此。然而，当初那么强盛的殷商，说灭亡就灭亡了，朝代说换就换了，而无论你对它是否恭敬与虔诚。
周公由此得出一个近乎颠覆性的结论：天不可信，天命可革，天命可改。
出于对周王朝的群体生存的关怀，周公提出了“德治”的思想。这是一种“天、王、民”相互制衡的三角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以德配天，用德祈天，敬德保民。而其核心就是“德”这后来发展为儒家的“德治”思想。
“德治”的思想，其实就是将神从天庭上拉了下来，神灵不再是可以肆意支配人类命运的唯一主宰。一个没有贤德的人，是不配拥有天下的，纵然拥有，早晚也会被推翻。左右江山社稷的，不再是天命神权，而是统治者的道德素养和人心归向。
为了不使传统的统治根基发生动摇，要凝聚人心，必须有所崇拜。而崇拜的对象需要有所改变，那就是由崇拜天神改为崇拜“圣人”所谓圣人，那就是大家公认的道德楷模。如尧舜禹、周公、及后来的孔子等人。一方面将神从天庭上拉了下来，另一方面又将人推向神坛，高高地供奉起来。而天神，则被敬而远之，作为名以上的领导，被架空了。与周公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孔子，也明明白白地喊出“敬鬼神而远之”的口号，谈论的话题，阐述的思想，都只关天道人伦，无关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取而代之的是朴素而本真的唯物哲学，其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编著整理的伟大著作易经。
从神治到人治，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巨大的飞跃。而地球另一端的欧洲，打破神权束缚的文艺复兴运动比中国晚了2000多年。只是，比起14到16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周公发起的这场革命显然是不够彻底，也不够全面的。
刚从鬼神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又一头扎进道德的泥潭。其实，不可信的，又岂止是天命？那些被推上神坛的圣人就可信了吗？
对神的崇拜，前提在于神是完美的，还有什么比神更完美的呢？而这终究只是虚拟的幻想和假设。对圣人的崇拜，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顶礼膜拜的权威和圣人，谁来辨其真伪？谁又可以肯定地说，那不是引领我们走向灾难和灭亡的恶魔？
周公试图建立的一套完美的道德体系，在现实面前迅速分崩离析，正因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权威的破灭，孕育孵化了中华文化最美丽的华彩——百家争鸣时代。可惜这一时期实在太过短暂，如惊鸿一瞥，便杳然散灭。
钱钟书说，革命本身的成功也就预示着革命理论的失败。随着儒学在思想文化上绝对统治地位的确立，中华文化便沦为了一脸死相。有圣人为一世之表，则圣人之说已嬗变成为荼毒天下之言。这也许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真意吧。
有人调侃，色戒——女人不可信；投名状——兄弟不可信；集结号组织不可信。
抽象的组织，抽象的爱情，抽象的各种符号和理念，为了那并不可靠的所谓真理和信仰，却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甚至生命。
我要说，没什么是恒定不变的，最善变，也最易被蛊惑和引导的，莫过于人心。因此，最不可信的，是人心，更况且那些源于外在的依傍。
只是，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又如何能守好自己的内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