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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斯金德是一个少产作家。不仅写成、出版的本数少，而且每本的篇幅也不长。即便使他风靡全球的香水，译成中文也不到14万字。
当然，作家的产量与他作品的质量无关。但是，聚斯金德的少产不仅因为他的谨慎以及他对作品的高要求，还有一个关涉他写作方法的本质因由：他的兴趣不在“展示”不在铺张，而在“凝结”；正如格雷诺耶（香水主人公）一样，他迷恋于奇异的、黑暗的、凝重的香味的收集；无疑，这样的香味并不遍布世间，它们需要作家长期的积淀与搜寻；他的方式有如一把降落伞，携带着自身和坠物的重量，维持伞绳的张力，捕捉着气流的芬芳，最后着陆于大地——他稀有的作品及其意象。
然而，动用“芬芳”、“香味”这样的词汇类比聚斯金德，委实仅仅是因为他写了这本名为香水的书，而这样的词汇对于他的精神气质和写作方法而言，无疑显得过于轻盈飘逸。明显的，聚斯金德的“香水”弥漫着别有意味的、黑暗凝重的气息，尖刻地暗含着对现实世界、尤其是现代工业之后的“文明世界”的腐烂、奢靡、肮脏和丑陋的鞭挞。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有着奇特故事和曲折情节的香水，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聚斯金德其他三本作品，也具备同样的风格。
这三本书的篇幅，更是“单薄”其中处女作低音提琴是一个只有三万多字的独幕话剧剧本，完成于1981年。香水正是聚斯金德继低音提琴之后完成的第一个小说。随后他于1987年完成了他的第三本书鸽子。鸽子之后，他还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夏先生的故事。再加上一些极少的短篇小说，似乎就构成了现年54岁的聚斯金德迄今为止全部的“创作史”
无法从更多的信息获知，只能断然猜度是作家自身观念的接受，聚斯金德对低调的、孤独的、落寞的、充满矛盾的卑微人生有着兴趣。严重一点说，他的小说，以它们主人公的境遇，体现了某种“反社会”、“反文明”的情结。这在处女作低音提琴中即有所端倪。低音提琴这种乐器由于其笨重的体积和演奏方式的局限而不为人们所喜爱。同时，它在乐队中的地位浓缩了现实世界严格的等级制度。它的演奏者——低音提琴手与它甚至有着同样的境遇：不可或缺，但永远不被重视；为了自由随时准备丢弃他赖以生存的特长，但丢弃之后意味着更大的危险。这种无所不在的尴尬充溢着无数不得志的小市民的心胸。
鸽子是一部四万字不到的中篇，作为人类惯常思维中的“和平天使”“鸽子”在该小说中却作为“一种外部的威胁”出现，而这完全缘于主人公法国巴黎银行的门卫纳丹诺埃尔几十年来过着一种平淡孤独、极有规律、自我满足的生活，在一个刚刚下过暴雨的星期五的早晨，诺埃尔拉开他三十年如一日地居住着的一间很小但布置得井井有条的房间的门，发现一只鸽子蹲在门前，他竟然吓得赶紧退回房间，把门锁上，祈求上帝的帮助，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冲出了房间。主人公对一只“鸽子”的恐惧，仅仅因为它打破了他常年恪守的生活规律。鸽子以古典中篇小说的形式，寓言式地反映了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人们对未来的恐惧。
1988年9月1日，聚斯金德给鸽子中文译者之一的蔡鸿君的信中所说：“目前我什么也不写，因为我想不出任何东西要写。”当时距鸽子的发表已一年多，又是三年后，聚斯金德推出了夏先生的故事这本小书。沉寂了如此长时间，聚斯金德却一反其以往奇幻怪异的创作方式，以第一人称向人们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情节简单、内容平凡而且年代并不久远的的当代童话。该书以一个农村少年——“我”的遭遇展开“我”从小就爱爬树，喜欢在树上学习、嬉戏，几乎到了以树为友、以树为家的地步。因为树上远离世间的喧嚣和人生的烦恼。此外，初恋、学车、练琴，纯真童趣，跃然纸上。粗泛读来，会以为“我”就是作品的主角。倘若没有“夏先生”的出现，这本书会成为一篇追思儿时往事的精致小品。“幽闭恐怖症”患者夏先生，由于“患病”不得不满世界跑，不知疲倦地奔波，既无明确的目的，也无特别的需求，当初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最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夏先生与“我”的几次不期而遇，恰似一条暗线贯穿全书，给作品定下基调。聚斯金德将奇崛、深情的笔墨落在了夏先生“不停奔走”这一反常的行为上。“不停奔走”归结于现实世界，反映了当代功利社会给人类精神和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负担，使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以至于有家不愿回的境地；除此之外“不停奔走”这一极富意味的意象，甚至笼罩着整个人类发展的本质。
与鸽子收在一起的，还有聚斯金德三篇短篇小说。它们分别以古怪、萎靡的艺术家，尽管剑拔弩张也无法逃避失败结局的棋手，看重书籍和科学、对贝类进行彻底研究的科学怪人，与低音提琴中不得志的艺术家、鸽子里有些神经错乱的银行看守，以及夏先生的故事中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夏先生，所有这些角色都不愿与世俗为伍，宁可做与时尚潮流忤逆而行的“圈外人”在自己与众不同的狭小的空间里得到自由与安宁，或者以毁灭告终。
当一个作家以“提取意象”作为他的主要创作方法，同时他的意象又统一地指证、影射着现实世界，他的作品就相当可能地偏向于“寓言”的特质。可以说，聚斯金德的每一部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这一倾向。由于寓言必然要以归纳的手法达到“揭示道理”、“鞭挞劝戒”的目的，文本背后的创作动机往往数言即能蔽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普通的寓言只是小说的低级状态，它往往只在“故事”的层面上符合了小说的需求。不过，一个真正的小说家自然不会满足于自己小说的“寓言性”尤其是作为生长于富有思辩传统、讲究精密求证的德意志民族的小说家，他们确定目标之后，丝毫不忽视过程。他们往往会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可触的细节，音乐般敏感的节奏，甚至节外生枝的情节，突破最初“目的”的藩篱，使小说在现实世界具有明确的指向之外，还具备着凝重的丰富。通过小说家们的努力“寓言式小说”使其在本质上完全区别于寓言，它们不再使文本的结果——用以“训诫”的“道理”或意象——隔离于“故事”、亦即世界之外，而使其整体成为世界本身，以宣告寓言是世界的一部分。香水就是这种“寓言式小说”的经典；聚斯金德也是创作这种小说的高手。亦真亦幻、但曲折动人的故事，维系着现实，又游离于现实之外。同样的例子还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它们本身就揭示了世界先前一直未被发觉的某一真相：对美的追求往往必须以掠夺与杀戮为代价，当然也以毁灭为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