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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收到了邓发祥的检讨报告，内容极其详尽的剖析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很难得的对自己做了一个评价，最后请求组织给予处分，并要求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他在报告里写到，
“我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苦孩子，16岁到县城上高中以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我从来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有那么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贫穷使我整日与书籍为伍，也正因为这样的条件，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政法系，毕业后我回到了河南新乡，从一名乡司法股的股员干起，那时我也有雄心壮志，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我干了8年，这次甘肃省出现的上访风波，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对于省委一斑人也没有管理好，追索根源是我在多年的官场养成的惰性和忍性在作祟，我在岁的时候担任河南新乡市的市委副书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少壮有为，在主观抓工业企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企业的**重点打击，大力扶持新兴企业打入市场，成绩卓著，可是等待我的却是一纸调令，把我弄到河南偏远的西峡县去担任县委书记，那是一个穷县，我开始还没有感觉什么，可是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在省委组织部当处长的实权人物告诉我，我在新乡的举动伤害了某些大型企业的利益，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在中央告了状，当怪罪下来的时候，市委书记没有担担子，而是把功劳揽过去，把缺点留给了我，最后，市委书记顺利的调省委工作，我却平调到西峡去了，我的同学告诉我，做官不可张扬，不可不瞻前顾后，无为既有为，有为则有过，对于他的这些言论，当时我是不以为然的，西峡年，我在那里干的不错，后来有调三门峡市委任副书记，那个时候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后来因为**被双‘规’了，一时由我主持工作，在打击**的斗争中我坚决不手软，弄的牵扯面很大，有些都触动了省里的一些干部，没过多久，我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进中央党校高级干部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我进去是因为在三门峡搞的动作太狠，可是我自己又没有把柄给对方，对方只能用进党校的办法把我先行调开再说，等我毕业回去的时候很多案件已经结案了。我知道我又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结局，这时候，浙江宁波市委书记跨台了，由于我在中央党校的一篇论文，中组部安排我到那里去担任书记工作，这一次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宁波历来是富庶之地，倒在这里的干部不计其数，一上任我就感觉到人事关系复杂，而我这个空降来的外省人基本上是两眼漆黑，我在宁波力求不犯错误，也不搞大得动作，省委领导夸我稳健，识大体。年后我又被调回河南，担任郑州市委书记，无为真的使我升了官，那时我刚刚40出头，就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了，还是省委委员，许多省里的干部夸我进步了，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郑州市是河南得经济中心，那里得工作好做，大城市吗，受舆论监督的程度要高过其他得地方，自己一身正气也得到不少好评。四年后我顺理成章的升任为省委副书记。在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的期间，我又一次进中央党校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亲耳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课，深感肩上的担子重大，深感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回到河南后，我在分管的经济和政法两大领域大刀阔斧的实行改革，使河南在那个时期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几个上市公司的重组问题，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也就是我干的欢实的时候，又是一纸调令把我从河南调到了甘肃，还是担任省委副书记。从一个人口9000多万的中原大省的第三把手调到西北的贫穷省份担任第五把手，这说明了什么？正像个别人说我的那样，这几年骄傲了，尾巴‘翘’上天了。在河南的工作显然是又触动了一些人，又没有按照官场上的规则进行。
我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背景和后台的普通人，一颗做人的良知和**员的党性制约我在为官的时候不贪污不腐化，但是，宦海的沉浮使我明白了为官不可张扬，也不可过于标新立异，政绩的好坏，官声的好坏都不在于老百姓是怎么看而在于官场里的同僚和某些实权人物，于是，我开始奉行一条‘千言万言不如一默’的为官之道，在各种会议上轻易不发言，也不公开表示我的政治观点，也学会了打太极，在甘肃八年，我稳步的从第五把手升迁到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但是我知道那些在我后面的人会时不时的打我的黑枪，会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在甘肃省委的工作岗位上，首先就是我的不作为，我忘记了自己是国家安排在这里负主要责任的‘封疆大吏’。在我担任省委书记这几年里，甘肃省的业绩平平，可是我的位置却越来越稳固，我不得罪任何人，也不去抓别人的小辫子，自己也不培养自己的势力和小圈子，但是在思想上已经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了。从根本上讲也是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走进了一个个人利益的怪圈，我在政治上没有野心，能够在现在的位置上全身而退是我最大愿望，我不希望自己的一生有多少辉煌，但是也决不想走在大街上被人戳脊梁骨。因此我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时候与其说是觉悟高不如说是一种习惯，对于上级的指示我只是简单的执行，能在精神上领会多少很难说，长期以来，我就是简单的这么工作，也消磨了不少时光，这一次张掖会议后，我仍然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工作，在西域改变自然的这么复杂的工程中得过且过怎么能不出问题？司徒书记一眼就看出了我的问题，尽管在上访期间我是坚决的站在改革的这一边，但是在思想上我并没有做好面对复杂局面的分析和对策准备。出现上访事件以后，被动的应付，甚至有妥协中立的念头，完全失去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备的原则性和立场。
当事件平息以后，我仔细的反省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也像司徒书记说的那样，在思想上已经腐化堕落了，这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是意志上的**，是对不正之风的妥协和让步，当我们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利益而入党的，可是在工作多年后却陷进了个人主义的泥潭，把党内的逆流，不正的思想当成为官的主流，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不作为的所谓为官之道从看不惯到逐步适应，进一步则认同，最后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由于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才使自己对所谓为官之道有了共鸣，才使自己放弃了对国家和对人民的忠诚，我虽然在物质上不腐化贪污，但是思想根源与那些**分子如出一辙，我相信有这样的想法的干部不会只有我一个，正所谓许多干部的清廉不是靠自身免疫力的提高，不是靠党性和人格在保证，而是威慑于国家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非不为而是不敢为尔。
多年来的宦海沉浮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消磨了我的斗志，今年我已经56岁了，能够为党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看到国家今天的大好形式，我十分汗颜，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也希望组织给我机会让我弥补过失。”
对邓发祥的报告我很满意，能够有着这样的认识，不经过振聋发聩的自我剖析使做不到的，这样的干部本质是好的，根子出在个性的不够坚韧，没有正确的理解官场上的正反斗争。我批阅后上送中央，我在上面写着，“我们党有许多优秀的忠诚的有能力的干部，由于政治环境等因素，磨平了棱角，消磨了意志，做事情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已经养成了习惯，邓发祥同志的检讨对这个问题的剖析有见地，有想法，希望中央重视这样干部的思想问题和引导他们恢复朝气。”
甘肃省的事情也提醒了我，在西域其他几个省区我们也进行了大面积的干部整顿和清理，在思想上路线上端正了干部队伍的认识，在组织上纯化了干部队伍，在形象上给广大民众一个交代。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各种监督机制，加大了干部工作和个人资产的透明度。
到了这年的8月份，喜马拉雅山已经贯通了三条隧道，第四条隧道已经开挖，由于我们是打通风隧道，许多隧道的技术要求降低了很多，现代挖掘技术又十分的先进，隧道的开凿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和成本低，有人说，可以利用隧道联系两山之间和出境的公路，其实在设计隧道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那是不行的，通风隧道一般都在风口之处，隧道里的风力平时都在五级以上，大的时候超过十级，基本上没有可能做通道之用。北面的阿尔泰山也贯通了一条隧道，在进行隧道建设的同时，开凿施工人员发现和发明了高山洞穴效应，在解决高原人类生存方面起到了里程碑的意义。在隧道开挖的时候，就有将近5万多人的内地移民来到了西藏，他们很快就在“洞穴”里安家落户，当年就具备了收获的条件。
在玉龙冰川上的“冰矿”也开始采集了，仅仅4个月我们就超过4000万立方，由于我们对冰川的开挖，使开挖附近的冰层受到震动，融化的速度也大大的快于往年，喀尔喀什河水今年比往年的流量大了一倍多，下游几个原来的小水库都蓄满了水，还只建设了一半的大型水库，我们也把底层开始蓄水，让水浸润一下地表。丰厚的雨水使和田地区的草滩面积在今年增加了40%，在沙漠的边缘竟然奇迹般的下了好几场暴雨，打破了历史上的降水记录。
青海省今年的降水明显的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青海湖面时隔千百年后，第一次没有再缩小了，许多湖畔的水草茂密的生长着。
航拍回来的照片显示，已经干涸了的罗布泊今年又开始有水出现了。那几个早就无水的甘泉，今年也“冒”水了。
甘肃省的移民工作进展顺利，东水西调工程已经计划在冬季枯水季节开始动工，准备工作已经全面铺开。沿途都是轰鸣的挖掘机的声音。张掖地区对用水的全面休眠，立即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下游巴丹吉林沙漠的额济纳在干涸二十几年后又见到了沼泽，绿洲已经开始萌芽，为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特意给甘肃省政府发来了贺电，并资助甘肃张掖人民000万元的资金，用于改善当地的环境建设。
我完全没有想到，改变环境见效会这么快，如果按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们会很快的改变这里落后的状况。仅仅一个夏季，我们就向老天爷多要了十五亿立方米的水，现在西域气象部门成为最吃香的部门了，中央气象台也在这里进行专门课题的研究，各地都急于想在自己的地区也建立气象部门，因为，天不会再是简单的多云和晴天了，这里的天气将变的丰富多彩，将会风雨雷电。
西域的工作走上了轨道，我也清闲了不少，抽空把假牙也上了，说话不再漏风了，西宁今年是个多雨的夏季，原来这里商场里卖雨伞雨衣的不多，大多是一些遮阳伞，现在这些都已经脱销了，为此我们在新移民的工商业者中挑选有实力的企业家自己兴建了一个高科技的制伞厂。雨伞不仅供应区内还远销海内外。
一些新企业的建立，大大的改善了西域的投资环境和工业布局，以“三葵公司”为代表的一些香港企业率先在青海湖畔办厂，兴建现代化的基础化工企业。
“三葵”的现任董事长是阿松的大女儿阿真，这次她带着庞大的香港代表团来到西宁，把自己的小儿子也带来了，她一见我就亲热的叫我“Unclc！”已经快40的人了，调皮的像个小孩子，跟我到家里见到我老婆就大喊“干妈！”，我老婆乐的合不拢嘴，小昊晟在那莫名其妙的看着，心里琢磨，“我哪儿又冒出个这么大的姐姐啊。后面那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孩子是谁啊？”
“你什么时候去看看你爸爸啊？”我老婆问阿真。
“系啊（是啊），几时带我去见外公？”阿真的小儿子飞鼎在傍边说。
“这里还不是有个外公外婆，还有一个小叔叔呢，”阿真开心的叫着，“昊晟，还记得大姐吗？”儿子腼腆的不说话，在那里好奇的看着她们。
“好啦，都坐下吧，别老站着说话，小王啊？今天加几个菜吧。”我对我们的公务员讲道。
“过来，让干外婆看看，”我老婆招呼着飞鼎，问问年纪飞鼎比昊晟小二岁多，小家伙们很快就混熟了，飞鼎没有想到在这大西北还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小叔叔，更没有想到，这里也有会说白话的小孩。
“阿真啊，这次来打算搞点什么项目啊？不要指望我和你父亲给你帮忙和开后门哦，一切都得你自己去干，到我这里只有亲戚的串门，可没有工作好谈得，啊？知道吗？”我打着预防针。
“我知道，您给公司留的名训，‘正当经营凭本事赚钱，合法运作不歪门邪道’我们一直挂在那里哪，这次来，我们就没打算请你们帮忙。”阿真认真的说着。
“啊，好！你们一定坚持下去，企业的传统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饭后，我悠闲的在院子里溜达，今天儿子没有跟着我，他有了新伙伴，我在思索如何加快移民的问题，思索扩大建设兵团的地域问题。
对于西藏和青海的移民，移民和当地民族之间是基本可以和平相处的，全民信教的藏族同胞大多是善良和包容的。而新疆则麻烦多多，陌生民族的进入，一定会代来各民族间的敌视，特别是信奉伊斯兰的新疆诸多土族居民，生性好斗和比较懒散，文化差异与汉族实在是太大了。而不进行移民，就没有机会去同化这些民族，更谈不上怎么去巩固边疆。当地很多农村的居民，是只知有星月而不知有太阳，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搅和在一起是这个地区的特点。进行各种渗透是一个粗浅的方面，实质是要用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用先进的思维方式代替落后的思维方式，用科学的行为哲学代替蛊惑人心的宗教。
正当我在筹划对新疆的移民计划时，宁夏又冒出了点问题，我不得不带上小陈连夜感到银川，阿真就交给我的老婆去招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