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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松的关系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名义上阿松是董事会主席，我是总经理，可是每每有大事都要由我说了算，具体的事情却是要阿松去做，位置刚好颠倒过来了，其实那是因为要照顾香港法律上的规定才那么弄的，而我们之间的默契决定了我们各自的角色。其实我们兄弟之间已经不分彼此，两家家人来往也很密切，阿松的小女儿拜我老婆做“契”（干）妈，整天粘着我老婆，把我老婆哄的笑眯眯的，开心死了。两个女人之间也好似特别谈的来，就是要出去旅游他们也可以很快的达成一致意见。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都不去干涉老公的生意，高兴了她们还会用自己的私房钱跑到股市上去火一把，要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两个老公发现多了件漂亮的衬衫或者是领带夹什么的，那么就是他们在股市上有所斩获了。还有时他们开心了会带上两家的老少去国内旅游一趟，那时间多半在十天半个月左右，当然，那种机会是不包括我们的，我和阿松大多没时间去陪她们。这次借考察之名带她们出去国外旅游，使得他们高兴的像小孩一样。
阿松的大姑娘已经出嫁了，女婿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讲师，主攻自动化工程的，人很好，就是有些书呆子们常有的呆气，我们几次想叫他出来帮老丈人的忙，可是人家就是不愿意，说是对搞商业没兴趣，而阿松的大姑娘也是“女生外向”般的不帮老头说话，弄的阿松好几次的憋气，我在傍边看着直乐。这次我们要出去考察的事情不知怎么叫小丫头知道了，缠死缠活的也要去，好在她是大学放暑假，去了也好照顾她的两个妈妈，考虑到这个我和阿松也就答应了。
我们从香港出发首先去了德国，一大早在法兰克福机场下来后，找了酒店住下，阿松的小女儿陪着两个妈妈去逛大街，我和阿松则租了一辆车去了卢森堡和荷兰，在荷兰阿松有不少亲戚在那里，干什么的都有，还有一些本来就是我们在荷兰的某些商品的代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在荷兰参观了几个工厂，主要是现代化的电子工厂和纺织工厂，在那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工人密集劳动的场面，绝大多数工序都是用机器人代替的，因为我们在荷兰有不少业务，参观的这些工厂的工作服还是我们给提供的，所以我们去看他们的厂还比较顺利，否则他们是不给看的，当他们知道我们是贸易商后就放松了警惕。其实我们也偷不了什么技术，主要是来看他们的生产方式的。
晚上我们又回到了法兰克福，在欧洲，交通实在是方便，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把欧洲的各个大城市紧密的连接起来，我们从荷兰回到法兰克福不过用了个多小时就到了。
两家人在一个比较有名的唐人餐厅里一起吃晚饭，其乐融融，很是惬意，阿松的老婆和我老婆在那里“唧唧咋咋”的说个没完，小姑娘坐在那里玩着刚买来的我们都不知是什么的电子游戏。这个时候的女人不需要丈夫“关心”也不需要丈夫的重视。我和阿松慢慢的品尝着德国的黑啤酒，随意的聊着参观工厂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两家又转道去了瑞士，重点是看那里的自动化纺织机械，我以前是搞纺织的，对这些很熟悉，而阿松可是开了眼界，弄明白了以前很多不清楚的工序问题。我们询问了价格和技术指标，并要求他们把最先进的设备给我们公司报价，要求是包安装和调试，并且还要附带培训我们的技术人员，由于这次我们是以客户的身份去的，受到了很热情的欢迎，女人们则跑到日内瓦去看阿尔卑斯山和日内瓦湖去了。
我们在瑞士的“苏黎士”住了三天，又乘飞机到了汉堡，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些自动化机械工厂、汽车工厂、精密加工工业等，那些企业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汉堡我们乘飞机直接飞到了美国的纽约，因为纽约是个商贸金融中心，对那些我们暂时还没有多少兴趣，我们也不想去华尔街去弄什么蓝色筹码、绿色通道，因此，在纽约我们没有停留，直接坐火车去了底特律，在五大湖附近我们先后去“伯士顿”、“芝加哥”、“费城”、“匹滋堡”等重工业城市，一方面我们公司在这里有许多客户联系，我们的许多轻工产品是销往这个地区的，另一方面我要看看这里的现代工业的自动化程度，了解这些设备的行情，而那些美国人对于我们的到来也没有搞什么防范，那些生产汽车的工厂“可着”劲的让我们参观，我看的很仔细。女人们则去看尼加拉瓜大瀑布了。在美国东部展转了几天后，我们又飞到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到这里主要是想看看美国的硅谷，看看那些程序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一年多前阿松来买设备也结识了不少当地人，我们到来后有几个华人社团还搞了个酒会大家聚了一下，他乡遇故知也是人生一大乐趣吗，从聊天里知道这些社团里面是什么人才都有，不过在美国大多是寄人篱下，往往是做本行很郁闷，做新行当又要放弃自己喜爱的专业，有的为生活所逼迫不做本行已经多年了，其中有一个叫戴伟.李的原来还在通用公司做过总工程师呢，后来就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升迁不上去了，当他知道是这样的原因以后一怒之下转了行，目前在洛杉矶开了一个很大的整备车连锁店。我和他聊了起来，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腔他倒是一点没有改，他说，如果有国内真正的办实业的厂家，他愿意免费为祖国效劳，可惜来的不是贪官就是蠢材，对此他已经不抱希望了。我默默的看着他本想说点什么可是后来却说了一句“好好保重身体！”
在洛杉矶的后来几天，我们忙着去见许多新客户，还有，我和阿松抽空去了一次墨西哥边境，考察了那里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特别是我对那里的烟草和辣椒的生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里琢磨着什么时候中国有能像这里这样去搞集约化农业生产啊。
我们原来的计划从洛杉矶回香港，半路上在日本停留，顺道考察，然后就这样打道回府了，可是老婆们不答应，小姑娘也推波助澜，在她们的强烈要求和逼迫下，我们又去拉斯维加斯“赌”了一个晚上，我和阿松每个人都输了500美元，在这样的场合我们俩都没什么运气，也奇怪，老婆们都赢了，还赢了不少，小女儿赢的最多，差不多赢了500美元，她们高兴的一个劲的向我们做鬼脸，弄的我和阿松苦笑不得。
离开美国，我们坐联合航空的飞机直飞日本东京，到达日本机场时，公司安排的翻译已经在机场等候我们了，去其他国家我们基本上不需要翻译，一行人里除了我不大会英文外，人家个个可都是高手，阿松的老婆是他大学的同学，也是呱呱叫的英语，我老婆人家通过多年的自修英语又是长期在美国公司工作，说起来也不差，就连那小丫头也是流利的口语，有时虽然是胡说八道，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人家敢说啊，逗的“外国佬”一个劲的“Good！”刚离开香港的时候，他们怕我一个人走不见了就在我的每件上衣或者裤子口袋里放了一个卡片，上面用英文写上我的国籍、姓名、联系电话等等，把咱当成弱智人士和老年痴呆症患者了，欺负咱不懂英语竟到如此地步，令我哭笑不得，其实简单的几句咱还是明白的，再说，咱不是还有“手机”吗，可是他们就是要那么“糗”我，我也乐得让她们开心。可这会到了日本他们可就都不灵了，日本人说话发音是很像广东人那样是从喉咙里出来的，说话“霍、霍”的，日本人说的英语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差的最难懂的英语，连他们自己都听不懂，我早就知道这个情况，因此，我打电话叫公司在日本给我们请了个翻译以备之需，当我一见那翻译就心里犯嘀咕了，原来是个日本人，他能说好咱中国话吗？
翻译帮我们在“箱根”找了个别墅住了下来，其后我和阿松就去看几个工厂的设备，从纺织机械到电子产品，还有一些汽车生产厂。令人难受的是那个混蛋翻译就只会翻译常用的日语，就会说一些拍马屁的中国话，一到有关技术方面的名词就不灵了，急的那些企业的日本鬼子一个劲的“八格”。后来还是我想出办法，我们和他们笔谈，大多日本公司的高级职员汉字还凑合，实在不行再用英文笔谈，总算是搞明白了一些技术问题，在价格方面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和阿松感觉还不算高，比较起瑞士的要便宜，我考虑了今后的发展的需要，就主动的给对方留下了联络电话，建立了热线联系，对方也指定了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同我们联络，我们要求所有往来函件要用各自的语言，翻译问题各自解决。
0多天紧张的考察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回到香港，我老婆阿松老婆和那个小丫头都玩的筋疲力尽，买回来的大包小包的把几个旅行箱里塞的满满的，回来后她们也不来“烦”我们了，我和阿松难得清净的到中华总商会会馆（我们早都是那里的会员了）里找个僻静的地方安逸的聊了起来。
“阿松，你说香港为什么在几次全球性或地域性的经济危机中老是挺不住？”我喝着在香港难得品到的“洞顶”毛尖问道。
“我估计还是香港的经济太开放和完全融入国际经济的结果吧。”阿松思索了一会回答道。
“那么新加坡就没有融入国际经济吗？台湾呢？还有韩国？”我继续问他，阿松眨巴着眼镜后面的双眼，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比较起这几个地方，香港缺的就是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我一针见血的指出。
“上个世界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固然是国际经济形式在起主导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当时香港有自身的工业基础，那个时候香港在塑胶花、服装、钟表、玩具等轻工业方面都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可是经济腾飞以后，香港的生活水准不成比例的大幅提高，人工上升的太快，地皮也不断飞涨，弄的很多业者在香港开不起工厂了，正好赶上大陆搞开放，对外有60%的出口经由香港转口，对内，提供非常好的政策用以吸引外资，于是香港大批的工厂内迁，或者要办新的工厂也开在内地，基本上把香港搬空了。”我吹了吹茶杯上的热气。
“那么内迁的工业还能算是自己的工业吗？显然不能算，在内地办工厂只能得到的是经营的利润，其他的是什么也得不到，相关工厂企业周边的各种服务和效益都不能在香港产生，也不能为香港人所利用。当在内地办厂的条件不再合适的时候，怎么办？再向哪里搬？现在广东一带的人工也不便宜了，地皮的价格也是一日三变，许多工厂又面临着十几年前在香港碰到的老问题。有的又往更远的内地迁，有的就干脆停下来，那么到将来再也没有地方搬迁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已经有许多在内地办厂的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毕竟内地的各种税费要远远的多过香港，还有办厂需要的各种政府环境、治安环境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制约了香港对各种经济危机的应对能力。现在香港的现象是有很多香港人是拿回了自己所赚的钱，可是又不知道投向何方，各种游资在各种市场上无序的流动，一方面要找出路，另一方面会帮助洗黑钱和流入不是很正常的渠道，这也就是港人好赌的一个物质原因。钱作为资金是不能生钱的，只有作为资本的时候才能生钱，香港的游资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些游资在没有正确疏导的结果只能是游荡在流通领域，或是被银行或是被证券市场给套住，还有的就是被赌场、马场、烟花场和娱乐业给吃掉，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点上一支烟。
“而在腾飞起来的香港确也出现了不少超级富豪，排的上世界前500富的就有好几个，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在香港靠工业致富的，后来也没有一个去搞工业，香港慢慢变成大陆转口贸易的中转站，和对大陆投资的金融集散中心。看起来表面很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别人借道的收益和机会上，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这种中转的作用越来越小，借道的人越来越少。上海浦东的开发以及‘国家大贸’在各发达国家直接建立贸易公司的做法更是严重的削弱了香港的这种本来就很侥幸很脆弱的竞争力。”
“香港人原来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香港人好挨得（能吃苦）’，可是现在的香港人挨的吗？三十年的富裕生活造就了一代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他们不负责任，没有上进心，低级趣味，经济不好是政府的错误，可是又有几个年轻人去发奋思考一下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应该去怎么做？有上大街去游行的功夫还不如自己去办点实在的事情。在失业率不断高涨的今天，香港的低级工作还是全部是由外来劳工干的，现在的香港人宁愿在家里等待政府救济也绝不会去做那些抵挡的工作，这样的群体还能说能‘挨’吗？还能指望他们在这个东方明珠去创造新的奇迹？长此下去香港还挨的过去吗？说句你不开心的话，如果不是你我连手，坦白的说，你能‘挨’的过去今天这样的世道吗？”我看着阿松沉沉的说。
阿松低着头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香港目前的富豪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一类是来自大陆的‘爆发’户，这两类人大多都是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去看待目前商场的竞争，他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这些人对于香港的市面繁荣和拓展旅游资源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香港的长远利益看是有害的。而香港政府的工商政策由于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的，对市场和社会结构只有引导的性质，根本谈不上有顾及香港长远利益的规划和指导，也不能有什么指令计划，更不要说给办实业的什么优惠政策和待遇了。这样的环境和政策无形中就鼓励了香港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养成了‘什么赚钱就大家一窝蜂的去做什么’的习惯。你看。咱们弄了个影视公司，跟在咱们后面的起码有三十多家，这样的思路怎么可以把香港从困境中挽救出来呢？”我说道这里十分的感叹。
“其实在香港办实业最大的是两个难题，一是高居不下的人工费用，会把生产成本的大部分给吃掉，二是地皮昂贵，建立工厂要么花巨资购地，什么时候能收回没把握，要么是高价租用厂房，道理同人工一样，把在香港零关税和低所得税的优势抵消的一干二尽。这也就是说，要想在香港办实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他的如原料、辅料等等因为没有关税，从运行成本上讲，都要比国内和其他国家的低很多，我想了很久，这个就是我们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