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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童年的我极其顽劣。为此，吃了两次苦头。
第一次大约是六岁时，与伙伴们玩耍。那时没有什么玩具，就自己动手制作。用自行车废弃的内胎和粗铁丝制成弹弓，与伙伴们分成两伙，一伙是八路，一伙是特务。然后就开始用弹弓对射。那次我打得极准，一下就把名叫老傻的“特务”眼角打出血了。老傻捂住眼睛，躺在地上大哭。
伙伴们一看出事了，都做鸟兽散了。
后来，母亲向老傻的家人赔礼道歉，并送了不少好吃的，事情就过去了。
晚上，我似乎还不知道闯了祸，正准备上桌吃饭。母亲过来了，手里拿着我平时玩的一块窄木板，用力向我的屁股抽去。可能打了很多下吧，我记不清了，反正很疼。我不吭声，而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母亲不打了，我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母亲似乎又生气了，继续打。这次只打了几下，又不打了。我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母亲似乎更生气了，接着打，这时我感到不像一开始那样疼了。母亲打了几下，停住了，我看到母亲的眼里有泪水。我倔强地站在那儿，仍是一动不动。母亲哭了，哭着走向另一个房间。
我爬到炕上躺下，开始赌气不吃饭。后来我就睡着了；再后来，母亲把我摇醒，并把重新热好的饭端到我面前。
第二次大约有十岁了吧。那时我用木头自制一把“宝剑”每天都拿着耍来耍去。一天，我耍得兴起，一下把门玻璃打碎了。母亲见状大怒，夺过我手里的“宝剑”开始抽我的屁股。我当时没觉得很疼，心思全放在我的“宝剑”上，生怕母亲把它打断了。这次母亲打了几下就停了，我回头望向母亲，似乎还在等着下一轮抽打。奇怪的是，母亲并没有继续打，而是非常非常生气的样子。我愈发不解了，还站在原地望着母亲，一副想知道答案的样子。母亲被我气笑了，点着我的额头说：“你个傻子，不会跑吗？”
我愈发不解了。
从此后，母亲再也没打过我。当然，我也很少惹祸了。
我之所以想起这两件琐事，是受儿子的启发。
儿子六七岁时，像我小时一样顽劣。有一次妻打儿子，刚打一下，儿子就边哭喊着边跑，妻后面追；刚追上，又要打时，儿子继续跑。结果，儿子只挨了一下打，妻的气也消了。
这时，我忽然想起母亲打我的情景。我的若干个不解豁然解开了：母亲是希望在她打我时，让我跑开！
（二）
童年时生活资料相对匮乏。
记得那时只有到过年前几天，大队（即现在的村委会）才给每家发上1020元的钱，那时叫分红。每家就用这不菲的“分红”度过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
每到过年，我们兄妹四人都会穿上母亲亲手做的崭新的衣服，这在那个年代，是令我们村多数父母及孩子羡慕的事（至今我仍然想不明白：母亲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钱节省下来，在新年时给我们兄弟姐妹做新衣服的）。
有一年，到了腊月二十九，我们兄妹四人的新衣服还没着落。最急的就是我了，因为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把新衣服做好了，我也兴奋地试穿了多次了。因此，这一年的倒数第二天，我郁闷极了。刚到晚上，我就气呼呼地钻进了被窝睡觉了。
朦胧中，我被一阵哒哒哒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母亲正坐在缝纫机旁，快速地踏着缝纫机的踏板，缝纫机上传来急促的的转动声。
“妈，在做啥呢？”我睡眼蒙眬地问。
“给你们做新衣服。”母亲回答。
新衣服？！我一听就兴奋起来：“明天能穿吗？”我迫不及待地问。“能。已经做好两件了。”母亲边转动着缝纫机台面上的布边回答。
我的睡意彻底消失了，趴在热乎乎的炕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缝纫机上下飞速跳动的钢针。
“快睡觉，都半夜了，一会停电了。”母亲对我说。我们这里是大队自己发电，每天只供电到夜里十二点。只有除夕那天才能通宵供电。
我嗯了一声，重新躺好。但我实在是睡不着了，望着屋顶上白炽灯泡发出的泛黄的光线，开始想象新衣服的样式，想象明天穿上新衣服出去，东院的小五、小六，还有后院的老傻一定又会馋得受不了。
当我在睡梦中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屋中光线黯淡了许多，缝纫机急促的声音更加清晰了。我见到母亲在烛光下快速地踏着缝纫机踏板，有节奏地翻动着手中即将完成的新衣服。
“妈，还没做完？”我问。
“快了，一会就做完了。”听母亲的声音好像有些弱。“天快亮了，你再睡一小觉就都做完了。”母亲笑着说。
我又在强烈的期待中睡着了。
第二天，除夕。
我终于像往年那样穿上了母亲亲手做的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