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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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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国赵姓家族族长赵鞅(简子)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伯鲁,幼子赵无恤。赵鞅将决定继承人时,不知道哪个儿子最好,于是在两块竹简上,刻一段普通训诫的话,交给他们研读收藏。吩咐说:“要切记在心!”三年之后,再问他们,赵伯鲁张口结舌,忘了个精光,而且连竹简也无影无踪,赵无恤却背诵如流。问他要竹简,立刻从袖子里掏出来(古人宽衣大袖)。于是老爹赵鞅对赵无恤留下深刻印象,指定他当继承人。

    赵无恤的才干,无庸置疑。但立刻从袖子里掏出竹简,却有点蹊跷。竹简是笨重之物,放在袖子里长达三年之久,天下岂有这种怪事。似乎只有一项可能,赵无恤在老爹身旁埋有暗探,早就得到消息。这只能证明他的狡狯,不能证明所预期的他一定能忍辱负重。

    纪元前370年,齐国(首府临淄)国君(四任)田因齐,前往洛阳晋见周王国国王(四十任烈王)姬喜。周王国衰弱不堪,封国国君们早把它忘到脑后,田因齐突然有此举动,各封国都感惊讶,认为是他的贤明之处。

    齐国国君田因齐先生突然晋谒那个长久以来,都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的周王国国王,是一种政治手段,用以发人思古的幽情,提高自己的形象。各封国赞扬他高明,在意料之中。

    但赞扬他贤明,便太离谱。

    司马光原文是:“齐威王来朝天下以此益贤威王。”事实上,田因齐要到36年后的前334年,才宣布称王。本年(前370)的身份,仍不过一个封国国君而已。根据我们的正名主义“是什么就是什么”此时压根不能说他就是国王。提前称呼官衔,是中国传统史书最使人困扰的特点之一,读起来好像掉到云雾之中。仅以这项记事而论,封国国君跟王国的国王,距离相差十万里。既不知道“威王”在哪里,更不知道“威王”在何方?世界上还没有这种东西时,传统史学家却硬说有这种东西。

    司马光曾严厉谴责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破坏礼教。孔丘的春秋,还固执地把“楚王”称为“楚子”而司马光连这点固执都没有。对“叛逆”田因齐的头衔,不但倍加尊重,反而提前使用,把他最重视的“等级”、“名分”先自己砸个稀烂。

    这至少证明传统的史笔史观,已无法立足,孔丘如果现在写春秋,他也不能坚持“楚子”形势比人强,一个只站在少数统治立场的主观盼望,绝不可能动摇事实。司马光已尽了全力,但仍不能不屈服。

    纪元前341年,魏国(首府安邑山西省夏县)大将庞涓,再率军攻击韩国(首府新郑河南省新郑县)。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任命田忌当统帅,孙膑当参谋长,用老战略直击魏国陪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庞涓急撤军回堵。孙膑计算庞涓行程。某一天黄昏,当抵达马陵(河北省大名县),遂命削下一棵大树上的树皮,写上:“庞涓死此树下!”派一万余名弓箭手,夹道埋伏。下令说:“看见火光,集中射击!”时候终于来到,天已入夜,庞涓驰经树下,见树干一片雪白,上面有字,命举火观看,还没有看完,伏兵万箭俱发,魏军溃散,庞涓自知难逃罗网,拔刀自杀,临死时说:“竟然让白痴成名!”

    庞涓真是一个典型的卑鄙无耻的瘪三,直到临死,都没有对自己的负义行为,感到丝毫内疚,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纪元前341年,齐国(首府临淄)宰相邹忌,嫉妒大将田忌威震国际,企图栽赃陷害,派人手拿340两黄金,到街上请人算卦,向卜卦先生说:“我是田忌的随从,我家将军作战,三战三胜,他打算进行大事,请看一下吉凶?”等卜卦先生出门,邹忌叫人把他逮捕,眼看就要掀起大狱,田忌无法澄清,又气又急,率领他的卫队发动攻击,打算逮捕邹忌。可是邹忌早有准备,田忌无法取胜,只好出奔楚王国(首都郢城)。

    “诬以谋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宝,强悍的头目要排除他亲密的战友或有实力的政敌时,习惯使用,当之者无不粉碎。因为它是政治的和法律的结合物,政治是内容,法律不过形式,所以无罪不能无刑,至为狠毒,无人能解。田忌身为民族英雄、三军统帅,对国家有盖世功勋,跟国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可是,一旦陷入“诬以谋反”诛杀大阵,立刻束手无策。

    公孙鞅,是卫国(首府卫丘河南省淇县)国君庶子的孙儿,法家学派巨子,在魏国(首府安邑山西省夏县)宰相府充当一名职员。宰相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干,正准备推荐,却染病在床,魏国国君魏罃前往探病,十分悲痛地说:“人,夭寿有命,谁能不死?然而你大去之后,国家大事,我跟谁磋商?”公叔痤说:“我的随从官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胸有奇才,盼望你信任他,把国家交给他治理。”魏罃大吃一惊。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你不能用他,那么请马上把他杀掉,别叫他离境,否则他投奔别的国家,魏国必有后患。”魏罃又是一惊,支吾几句,起身告辞。公叔痤把公孙鞅找来,据实相告,劝他逃走。公孙鞅说:“领袖既不能听你的话用我,又怎能听你的话杀我?”魏罃出了相府,对左右说:“宰相语无伦次,一会儿叫我用公孙鞅当宰相,一会儿又叫我把公孙鞅杀掉,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公孙鞅遂投奔秦国(首府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受到重用。前340年,公孙鞅率秦军攻击魏国,生擒魏军统帅魏罃,魏军溃败。魏罃心胆俱裂,请求和解,并把首府迁到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叹息说:“我恨不听公叔痤的话!”

    人在大失败之后,关键性的往事,常会在脑海升起。魏罃先生的叹息,内容不明,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重用公孙鞅,但也更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杀了公孙鞅。历史上这种叹息,不绝如缕,显示错误的决策,必然付出错误决策的代价。问题只在于反省的内涵,智慧型的,检讨错误后承认自己不够智慧:“我该重用他!”顽劣型的,检讨错误后显示自己更为顽劣:“我该杀了他!”庞涓就是顽劣之尤,临死时对孙膑仍咬牙切齿,他没有后悔不该那样对待老友。

    魏国在战国时代初期,是唯一的超级强国,位置恰恰坐落在物产最富饶的中原地带,文化水准极高。可惜,国家领导人不断伤害自己的国家,逼走吴起,逼反孙膑,最后又轻易丧失可以旋乾转坤的公孙鞅。到了下世纪(前3世纪),更变本加厉,用冤狱和酷刑,把另两位可以旋乾转坤的人物范雎、张仪,驱逐到敌人阵营,于是,魏国就成了烈日下的冰块。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而政府领导人又决定人才的命运。政治虽不属自然科学,小环节也不能丝丝入扣,但大的发展,却是因果不爽。

    秦国(首府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国君(二十六任)嬴驷,命客卿公孙衍用诈术驱使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和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向赵国(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发动攻击,希望破坏合纵同盟。赵国国君(五任肃侯)赵语,责备苏秦,苏秦惊恐,请求出使燕国(首府蓟城北京市),以便对齐王国报复。苏秦既离开赵国,合纵同盟遂告瓦解。赵国决河水灌入齐、魏联军阵地,齐、魏联军才行撤退。

    依当时情势,苏秦的合纵同盟阵线,是拯救各国的唯一法宝。可是秦国稍用诈术,向魏王国表示愿归还前所占领的襄陵(参考前352年)等七个城市,魏王国那个蠢材君王和那些蠢材官员,竟然兴高采烈地吞下钓饵。短视、贪婪,只看见眼前三寸利益,是造成悲剧的一大动力。贾谊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覆亡,都覆亡在自己手上,岂止六国而已。

    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准备攻击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考虑到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跟齐王国邦交敦睦,订有共同抵抗外患的盟约。于是派宰相张仪到楚王国,向楚王(二十一任怀王)芈槐进言说:“假如你采纳我的意见,跟齐王国断绝邦交,敝国愿把商(陕西省丹凤县)于(河南省西峡县)地区600华里的土地,割让给贵国,而且挑选秦王国最漂亮的美女,当你的小老婆和婢女。”芈槐大喜过望,立刻承诺,政府所有官员都为这场丰收的外交谈判祝贺。于是,宣布跟齐王国绝交,下令关闭边界关卡,派一位将领随张仪到秦王国办理割地手续。到了秦王国,张仪忽然从车上摔下来,闭门养伤,三月之久,不肯露面。

    芈槐思量说:“张仪莫非认为我跟齐王国绝交绝得不够彻底?”于是派勇士宋遗持宋王国的护照到齐王国,辱骂齐王(二任宣王)田辟彊。田辟彊气得眼冒火星,立即改变一向跟秦王国敌对的立场,转过来跟秦王国结盟。

    等这件事发生之后,张仪才召见楚王国使节,一脸惊讶,说:“你待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接收我承诺的土地,从某处到某处,6华里。”楚王国使节急急回报芈槐,芈槐眼冒火星。下令向秦王国攻击。秦王国起兵迎战。

    芈槐的反应在常情之中,一个壮汉受到刺激,提刀就上,是武氓;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刺激,提笔就写,是文痞。成功不过出了口气,失败顶多赔上性命或尊严,血流三尺,影响还小。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能自我克制,怒火不但可能焚身,也可能焚国。

    国际之间,充满诡诈,只有利害,没有道义。英国人自己就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岂只英国如此,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街头小贩摆的地摊,它就受这项定律支配。楚王国没有实力翻云覆雨,却硬去翻云覆雨,灾难一定兜回来砸到自己头上。国与国之间,弱者总是倒霉。

    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宰相张仪,向秦王(二任武王)嬴荡进言说:“为了秦王国的利益,必须东方国际发生变化,大王才可以得到更多土地。人人皆知,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恨透了我,我在哪一个国家,它就会攻击哪一个国家。请大王准许我前往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则齐王国必然向魏王国进攻。齐、魏交兵,陷于缠斗,一时难解难分,大王就可以乘虚而上,攻击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挟持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国王(四十三任赧王姬延),搜集天下地图户籍图册,这是统一天下的大业。”嬴荡同意。

    果然,齐王国攻击魏王国,魏王(二任襄王)魏嗣,大起恐慌。张仪说:“大王不必担心,我会叫齐军自己撤退。”于是派他的随从(舍人)前往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聘请楚王国的人充当使节,晋见齐王(二任宣王)田辟彊,假装惊讶说:“大王,真是糟透了,你竟用这种手段加强秦王国对张仪的信任?”田辟彊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使节说:“这是很明显的事,张仪跟秦王国是何等深厚的关系?怎会那么洒脱地说走就走?一定有什么阴谋,正要齐、魏爆发战争,而使秦军袭取三川(大洛阳地区)。而今你果然挑起大战,使自己的国力疲惫,又背上攻击盟友的恶名,反而更加强秦王国对张仪的信任。”田辟彊即下令班师。张仪担任魏王国的宰相一年,病逝。

    张仪跟苏秦,以纵横奇才,为各国设计谋略,夺得高位和财富,天下知识分子纷纷效法,其中有魏王国人公孙衍,号犀首,也以谋略名满国际。还有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辈,足迹遍天下,以辩才和诈术说动君王。为数太多,记不胜记。而以张仪、苏秦、公孙衍,最为高竿。

    孟子曰:“有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是大丈夫,一怒而各国恐惧,不怒则天下战火全熄?’孟轲说:‘那算什么大丈夫?一个人坐的是正当的位置,做的是正当的事情;当权时跟人民同甘苦,无权时自己修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法言曰:“有人说:‘张仪、苏秦,在鬼谷子那里学习纵横之术,各使中国维持十余年的和平,是不是有这回事?’扬雄说:‘一群骗徒而已,圣人对他们深恶痛绝。’那人说:‘表面上信仰孔丘的学说,实际上却做张仪、苏秦所做的事,怎么样?’扬雄说:‘这就好像听起来是凤凰美丽的鸣声,却长着一身凶禽的羽毛。’那人说:‘可是,端木赐(子贡)也干过这种勾当。’(前484年,齐国攻击鲁国首府曲阜,孔丘派他的学生端木赐到吴王国首都姑苏?江苏省苏州市请求救助,吴、鲁联军大败齐军。史记赞扬说:“端木赐一出,使鲁国生存,齐国败乱,吴王国力竭残破,晋国坐以强大,越王国首都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奠立霸权基础。”)扬雄说:‘端木赐的动机是追求和平,张仪、苏秦的动机是追求富贵,两者并不一样。’那人说:‘张仪、苏秦,真是难得的奇才,抛弃传统的渠道,用他独立的奋斗方式。’扬雄说:‘对于巧言令色的佞幸之辈,有见识的人才能辨别。并不是不看重他的才能,而是那种所谓的才能,不为我们所认同。’”

    孟轲跟张仪、苏秦一样,也是周游列国,推销政治理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可是,司马光和扬雄,对此却只字不提。战国时代,各国危急,犹如一家正在大火熊熊,张仪、苏秦教他们如何汲取山涧里的水扑救。而孟轲却教他们事先防火,和平时挖井;而又没有指出如何防火和如何挖井。对于运转庞大的专制政治,儒家学派唯一的法宝是“圣君贤相”一旦君不圣、相不贤,可就只好干瞪眼。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傻子才相信儒家那一套——偏偏就出了一个傻子:燕王国二任王姬哙,他照葫芦画瓢,效法禅让童话,把王位禅让给子之,结果带来千万人死亡。大家不但不同情他、不支持他,反而因为他搞砸了锅,破坏了“禅让”美好的形象,纷纷大骂。

    孟轲惨败在实务性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手,一肚子气。所以当人们一致公认张仪、苏秦是大丈夫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什么叫“正位”?国王任命的宰相,是不是正位?什么是“正道”?有计划地追求和平,是不是正道?如果那还不是“正位”、“正道”那么,孟轲仆仆风尘,东奔西跑,难道想当天子或想当国王?难道想要屠杀人民?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确实是人生最高的品质,也确实是大丈夫,但那仅是个人的修养,只可以作为最高的道德指标,不能用来衡量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孟轲幸亏已不在人世,否则,我们就要求他开一个“大丈夫”名单,看看哪些人可以上榜。

    扬雄是动机论者,指出端木赐求的是和平,张仪、苏秦追求的是富贵。他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端木赐不追求富贵?又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苏秦、张仪并不追求和平?如果我们认定苏秦、张仪是追求和平,端木赐是追求富贵,扬雄又如何反驳?孔丘和孟轲,就曾仆仆风尘,东奔西走,说破唇舌,希望二者全都到手。问题只看你追求时用的方法,和追求到手后做些什么。能够“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已经够人民顶礼了。

    我们并不歌颂张仪、苏秦,理由跟儒家系统不同。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他们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理想,不过是官场上,靠条陈过日子的两大政客。但他们毫无凭借,唯一的凭借是自己的能力。笼罩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司马光所赞誉的礼教——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到此被这一群不安于礼教的大小人物突破,而且还发生实质上的影响。

    赵国(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国君(六任)赵雍,跟肥义讨论“胡服骑射”方案(战国时代,华人宽袍大袖,不但浪费资源,行动也不方便,在战场上拖泥带水,等于自杀。当时作战,仍以战车为主,车用马牵引,车上载战士,运转迟钝,无论追击或逃跑,都不灵活。赵雍主张改穿蛮族部落战士们穿的短衣窄袖,抛弃战车,改乘战马,近则用刀枪,远则用弓箭,这是战术上一项空前突破。但基于社会惰性,赵雍不得不谨慎从事),赵雍说:“顽劣之辈会嘲笑,贤明的人会明白。即令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北方胡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的土地,和中山王国(首都顾城),我一定夺取到手。”于是积极准备。贵族们果然反对,赵雍的叔父赵成,更宣称病情沉重,在家卧床,拒绝参加中央政府会议。

    赵国自胡服骑射后,国力陡增,成为战国时代后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国对抗的强权,如果不是错用了赵括(参考前260年),秦王国不可能东进。然而,利益这么明显的一项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这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被诱骗囚禁在秦王国的楚王(二十一任怀王)芈槐,病势沉重,于前296年,死在咸阳(陕西省咸阳市)。秦王国送回他的灵柩,楚王国人民夹道祭奠,不胜悲痛,各国对秦王国这种恶霸行径,印象强烈。

    西洋有句谚语:“第一次被骗,错在对方;第二次再被骗,错在自己。”芈槐先生真是天下第一脓包,脑袋像一个糨糊罐,被张仪、嬴稷之辈玩得团团而转。叫他爬,他就爬;叫他跳,他就跳。这种糨糊罐政治领袖,历史上车载斗量,十个巴掌都数不完。他阁下的所有遭遇,都咎由自取。可是,死伤的那些军民,却又何辜?他们唯一的罪状只是因为有一个昏庸的糨糊领袖。芈槐的灵柩回国,人民悲不自胜,这是人民的厚道,忘了所有苦难都来自他一人。芈槐事实上被他所宠爱的郑袖、靳尚所控制,以郑袖、靳尚为首的鲨鱼群,日夜猛噬,芈槐想要不死都不可能,这只是一个信号,警告楚王国:再不补救,船即下沉。可惜,芈槐之死毫无意义,并不能唤醒国人,也不能消除鲨鱼,因为楚王国已腐朽到完全丧失改革的能力。

    各国对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诱骗芈槐的卑劣行径,再起反应,重组南北合纵同盟。前296年,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宋国(首府睢阳河南省商丘县),五国联军攻击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军抵盐氏(山西省运城市),即行撤退。秦王国把武遂(山西省垣曲县东南)归还韩王国,把封陵(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归还魏王国,谋求和解。

    人人都知道团结好,然而,只要有一个人是近视眼,就可以破坏团结。战国时代的合纵抗秦同盟,是各国唯一的救命仙丹,功效立竿见影。不过,只要秦王国抛出一块骨头,团结即行粉碎。这是人类最可悲的一面,也是野心家最兴奋的一面。

    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国王赵雍,罢黜长子赵章,而命幼子赵何继承王位,自称太上皇(主父)。再把赵章封到代郡(河北省蔚县),号安阳君。赵章本来应该继承王位的,现在只封一个“君”自然耿耿于怀。他又一向挥霍奢侈,赵雍任命田不礼当他的秘书长(相)。李兑告诉宰相肥义说:“赵章年轻力壮,态度傲慢,党羽多而欲望大。田不礼生性好斗,而且骄傲不可一世,喜爱杀戮。两个人聚在一起,必然产生阴谋。小人物一旦有了大欲望,就不可能深思远虑,看到的全是利益,却看不到灾难,巨变将要爆发。”

    赵雍携同赵何,出游沙丘(河北省平乡县?首都邯郸东北,航空距离80公里),分别住在两座行宫。赵章跟田不礼认为时机成熟,采取行动。假传太上皇(赵雍)命令,召唤赵何进宫。信期通知肥义,肥义先行,中伏被杀。信期立刻动员戒备,双方血战。恰巧赵成、李兑,从首都邯郸率军赶到,再火急征调附近驻军参战,斩赵章跟田不礼,屠灭他们的党羽。赵成出任宰相,号安平君。李兑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司寇)。这时候,赵何年纪还小,赵成、李兑完全控制政府。

    赵章战败时,投奔老爹赵雍,赵雍把他藏在行宫之内。大军进入行宫,搜出赵章处决。赵成、李兑警觉到自己的危险,商量说:“我们为了逮捕赵章,竟然包围太上皇的行宫。事情过后,太上皇追究围宫杀子的罪状,我们全家恐怕就要死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行宫人员:“先出来的有赏,后出来的格杀。”宫人们霎时间一哄而散。赵雍也想出宫,却被阻在宫门之内。广大的行宫之中,只剩他一个人,没有伴侣、没有饮食,饥饿难忍之际,只好爬到屋檐树上,搜索鸟蛋或刚孵出的雏鸟下肚。这样支持了三个多月,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全都吃光,最后竟活活饿死。赵王国政府一直等到确定赵雍死亡,才向各国报丧。

    赵雍是一代传奇人物,从他坚持变更服装、更新装备一事,可看出他观察力之强和意志力之坚。赵王国疆土,在他手中倍增,战斗力也倍增。如果他能再活20年,秦王国可能受到严重威胁,历史如何发展,难以预料。然而,凡是英雄,都儿女情长,一个美丽的吴娃,就把他搞得神魂颠倒,一误再误。李兑和赵成,平常受赵雍的尊敬,而他们也对赵雍忠心耿耿,可是一旦事变,涉及到切身利害,却不惜把君王置之死地。中国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似乎都在斤斤计较对方的忠心,而忘了忠心不能孤立,它含有太多的变数。形势逼面,猪忠难以持久,刹那之间,猪化为狼。赵雍如果不自乱章法,赵章如果再有耐心,李兑、赵成之辈,何致竟成弑君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