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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当今中国文坛，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惹人注目。而且已形成燎原之势，新老作家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作家有宗璞、杨绛、张洁、谌容、王安忆、毕淑敏、池莉、铁凝、方方、迟子健、张抗抗、徐小斌、斯妤、残雪、陈染、凌力、林白、海南、周洁茹、徐坤、李碧华、安妮宝贝、卫慧、棉棉、魏薇、戴来等等。
中国文学评论家白烨指出：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无论是作家的数量、创作的质量或是风格的多样、作品的影响，都大大超过现代时期。女性文学形成如此大的气候，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还未曾有过。女作家张抗抗说：今天的新锐女作家群体，已经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靓丽景观。
女性作家写作的普及，对于古代崇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来说，这是个质的飞跃，这是个可喜的社会现象，但是近来却又发现了一个堪忧的现象：那就是对于写作的女性作家，在称呼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前冠以“女”字。甚至于还有“美女作家”地称呼。写作是有关灵魂的事，我们不应该主张在文学上有性别的区分和偏见。没听说过谁特意叫男主席，为什么偏要强调女作家呢？
当“美女作家”及“用身体写作”这些词频繁地出现在一些评论文章中，甚至津津乐道，蔚然成风。这就值得深思了。一种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它的原因。其中，不可否认，有商业性炒作的成份，鼓吹个人不择手段地攫取名利与地位，发泄个人的畸变心理，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情绪渲染，歇斯底里的病态表露等等往往被冠之以“创新”、“突破”而受到大肆吹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王绯说：“我认为首先是金钱这只魔手在作怪。面对商品经济，女性写作的人文价值被商业性炒作贬损了。不能不承认，女性文学、女作家的性别身份、甚至关于女性的理论，也被有些人操纵成为市场的”卖点“，这是女性在文化领域的悲哀。”对文学事业整体来说“性别”毫无理论上的判断价值，只能令人隐约地感到某些畸型心态。曾经沈从文就说过，成名前的丁玲、胡也频夫妇同时寄稿子给编辑，往往胡遭退稿；而将退稿改用“丁玲”这个女性化的名字再寄去，则又往往被采用了。这个事件无可辨驳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看事物应该用辨证的观点，毕竟无风不起浪，毋庸讳言，这也与这些词针对的作家有关，今天的女作家似乎正竭力张扬着这个“女”字。并引以自豪和沾沾自喜。不仅有“小女人”写的“小女人散文”还有“美女作家”号称“用身体写作”但清者自清，就拿丁玲来说，在她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名声大噪之后，曾有上海某著名女性杂志为出一期“女作家专号”向她约稿，丁玲非常反感———作家就是作家，干吗特别加一个“女”！她竟把登门求稿的编辑关在了门外。如果，今天的女作家都能象丁玲一样，那么可以肯定地断言“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这些词眼自然会销声匿迹。
我们习惯把女作家的作品称为“女性文学”
展望中国文学历史长河，女性文学也是源远流长。从古代的班昭、蔡琰、李清照、苏小妹、柳如是、卓文君到现代的林徽因、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关露、杨晦、林蓝、萧红、白薇、丁玲、白朗、草明、袁静、杨沫等等，一大批不胜枚举的女作家，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她们不可磨灭的足迹。远的不说，就说“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有五、六代女作家相继登上文坛。正是这种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世纪末的女性散文在恢复“五四”现代女性散文的同时又超越了它。一批引人瞩目的女性散文家，如张洁、宗璞、叶文玲、铁凝、张抗抗、王英琦、斯妤等她们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她们更加真诚地表露女性自我身心的体验，以显见的性别意识，关照女性生命，感悟女性坎坷的人生与命运，并以超越“五四”女性的成熟心态，思考和探寻女性在社会中的主体位置。她们对性别的关注、女性意识的建立，从不自觉到自觉，并超越了前辈。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批的中青年女作家脱颖而出，大放异彩，令人惊喜，引人瞩目。这批新一代女性作家与往昔的女作家迥然有别，风格各异。她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经历、性格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品的内容、表达技巧和话语方式都很别具一格。
新一代女性作家活跃于文坛，是中国社会生活不断进步的反映和结果，是中国新一代女性自立和自强的明证。女性文学不再只是文坛的一种缀饰，而成为文坛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白烨语）。不可否认，现代女性作家在当今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不久前，在人才济济、群星闪烁的女作家群落中挑选出张抗抗、残雪、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林白、陈染、徐坤、迟子建十位作家列入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毫无疑问，她们是当今中国文坛最具实力、最为活跃又最有影响的10位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展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实有风貌与最新水准。如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大浴女、池莉的来来往往、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林白的玻璃，陈染的声声断断和不可言说、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徐坤的狗日的足球。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也缺少一些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等等。究其根底就是因为新一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走向个人化。女作家与个人化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联系。她们从女性立场去判断外界事物、用女性的眼光感知生活、用女性话语表达内心情感，用敏锐深挚的触觉和探幽索微的目光，直抵生活及人性的内核，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总之，与男性写作迥然不同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秉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但总体来看，同一年代或相近年龄的作家又有着大致相近的倾向。比如，生于50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面对女性描写对象，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而在50年代后期的林白、60年代的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发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而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排拒，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
有人说“女性文学=私隐文学”这话虽有失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当今文坛一些女作家的写作的确存在一种误区。在有的人眼里，似乎女性文学就是单纯写女人的生命价值，生命体验；女人独特的心理渴求和向往。她们单从个人“性别”层面上去认识和表现恩恩怨怨，生死离别，甚至有些作家只是在时尚的层面上滑动，她们在寻找和描述一种女性视野、女性体验中的生活的时候，她们只是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个人的情爱与私生活的率真袒露上，有的只是无遮无拦的“身体叙事”惊世骇俗的欲望和内心的抒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只从事“小女人”或“私人化”写作，所关怀的世界只有身体和性，只有爱情和自我，女性主义成了女性写作的惟一选择，女性意识覆盖了女作家关注人生的全部，她们的肤浅也就在所难免。这种偏狭而强烈的“性别”意识，就必然把女性文学排斥在整体文学之外，不能寻觅到合理的空间。作品的生命力是由作品的丰富内容和精湛的艺术表达决定的，而不可能是由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的“性别”决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只有那种值得有思维头脑的人去注意的内容，才能使艺术摆脱这种责难———仿佛它是一种无聊的消遣。”作品内容的真理性高于一切。作者唯有立足于完整、多样的生活中，了解、认识、体悟外部世界的矛盾和冲突，才有可能创作出令“有思维头脑的人”认同的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忧伤太平洋、香港的情与爱等多篇小说都以极大的热情反映了都市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等文化深层的东西。再如，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也是非常平民化的，形象地反映了普通的女人和男人同甘共苦、挣扎奋斗的可贵精神。林白的第一部长篇一个人的战争通过自己的体验洋溢着一种灵性的谦和的东西，她的作品让你感觉很真诚，很可贵，是很灵动的，比较大气。从她们的作品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作家以生活多元化的观照和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睿智。
女性写作者队伍的庞大，已构成了我们未来文化的一种前景，但是真要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中，获得长久独立的一席之地。那必然要求女性作家努力提高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文学作品的质量来源于它所表现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质量，最终还是归咎于女性作家自身的“质量”欧美尼。弗尔龙的美学说得很明白：“艺术作品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它的表现力量来衡量它所表现的感情对其价值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件作品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作者的个性特征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认为作品的价值归根结蒂是决定于作家的自身价值。文学是人学。从事“人学”精神劳动者，应当是一个人格完善，品位高尚的人，同新时代，新生活保持直接而紧密的血肉联系。
女性不能仅仅研究女性自身而不去面对整个世界，只在自己的领域中自言自语。女性要充分认识男性，充分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充分驾驭这种世界。
女性文学要有女性视角，但女性视角不等于只看自己，而要放射出去看世界。在丰富的大千世界中追求、探索、开掘人的时代意识和美的理想信念，在大众生活的现实矛盾中去体悟人生，表现人生，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达至更高、更广泛的审美层次，达到日臻完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