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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黄昏时分巴黎的雾霭中，从马提尼克岛飞来的一架法航波音七四七在奥利机场上空盘旋；由于加勒比海地区恶劣的天气状况，它晚点了五小时二十二分钟。飞行员进入预备航道，导航员向塔台确认了他们的着陆许可，随即转到规定的保密频道，用法语向一个闲人免进的通讯室发出了最后一条信息。
“二局，有特别货物。请通知相关人员前往指定的等候区域。谢谢。完毕。”
“指令收到，已转达。”回答很简短，“完毕。”
他们所说的特别货物，此刻正坐在飞机头等舱区域的左后方，座位靠近隔板。他旁边的座位上没有人，这是与华盛顿合作的法国第二局下的命令。焦躁、恼怒，几乎已精疲力竭的伯恩——脖子上缠着的止血绷带让他没法睡觉——思考着过去十九个小时以来发生的事情。说得婉转一点，事情并不像康克林预想的那么顺利。第二局犹豫了六个多小时，这期间华盛顿与巴黎之间的电话打得满天飞，最后电话又连到了弗吉尼亚的维也纳。绊脚石（而且是块很硬的石头）在于，在事关杰森·伯恩的问题上，中情局无法对这项秘密行动作出详细说明，因为只有亚历山大·康克林才能够透露这个姓名，可他又不肯这么做。他知道，“胡狼”在巴黎的势力几乎无所不在，恐怕只有银塔餐馆Tent，巴黎塞纳河畔的一家顶级餐厅，创建于1582年。二战期间，餐馆主人泰哈耶父子曾大力协助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刺探了德军的许多重要情报。的厨房除外。最后，康克林情急之下想到巴黎此时恰逢午餐时间，于是就用并不安全的普通海外长途给塞纳河左岸的几个咖啡馆打了电话，并在沃吉拉尔街上的一家店找到了第二局的一个老熟人。
“你记得鹬鸵吗？还有一个比现在年轻那么一点、给你省了一点点麻烦的美国人？”
“啊，鹬鸵，那种翅膀退化、腿却很强壮的鸟！那时候可比现在好多了，我们也年轻得多。这个如今老了一点的美国人，是不是曾被授予圣人的称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现在别忘就行了，我需要你帮忙。”
“是你吗，亚历山大？”
“是的，我在第二局碰到了点问题。”
“不是问题了。”
问题确实是解决了，但天气却解决不了。前天夜间横扫背风群岛中部的暴风雨只不过是个序曲，随之而来的就是从格林纳丁斯群岛席卷而来的瓢泼大雨和狂风。群岛地区即将进入飓风季节，因此这样的天气并不令人惊讶，只是造成拖延的一个因素而已。终于，飞机获准起飞的时刻即将来临，可右舷最外侧的引擎又出了故障；在查找问题、找出问题、修理完毕的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只是，这段时间又花了额外的三个小时。
除了脑海中思绪翻腾之外，飞行本身对伯恩来说很平静；只有一种内疚感在干扰他对未来事务的思考——巴黎、阿让特伊，一家名字令人好奇的咖啡馆——它叫做“战士之心”。最令他痛苦的那一刻是在从蒙塞特拉岛飞往马提尼克岛的短程航班上，当时他们正从瓜德罗普和巴斯特尔岛上空飞过。他知道玛莉和孩子们就在三百多米之下，毫不知情的他们正准备飞回宁静岛，要回到那个已不在岛上的丈夫和父亲身边。他女儿艾莉森还是个小宝宝，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但杰米会知道的。他那双大眼睛会睁得更大，会蒙上阴影，还会嘟囔个不停，说要去钓鱼、要去游泳……还有玛莉——天啊，我不能想她！太痛苦了！
她会以为他背叛了她，离家出走要用暴力跟敌人算账；那个敌人来自多年以前，来自另一段遥远的生活，一种已经不属于他们的生活。她的想法会和老方丹一样；方丹曾试图劝说他带上家人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去，远离“胡狼”出没的地盘。但他们两个人都不明白。年老的“胡狼”也许会死去，但他在临终前肯定会留下一笔遗产；谁要想得到这笔遗赠，就必须杀死杰森·伯恩——也就是大卫·韦伯，还有他的家人。我是对的，玛莉！尽量理解我吧。我必须找到他，我必须杀了他！我们的余生，决不能在自己围起的牢狱里度过！
“是西蒙先生吧？”一个身材略胖、衣服剪裁考究的法国人说。他年纪比较大，下颌处留着一撮短短的胡子，把“西蒙”念成了“斯莫恩”。
“是的。”在奥利机场某处空无一人的狭窄走廊里，伯恩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手。
“我叫贝尔纳丹，弗朗索瓦·贝尔纳丹。咱们有位共同的朋友，圣人亚历山大，我以前和他共过事。”
“亚历山大和我说过你，”伯恩答话时微微一笑，“当然，他没提你的名字，不过他对我说，你可能会提起他当圣人这回事。所以我才知道你——你和他共过事。”
“他还好吧？当然喽，我们听到了一些传言。”贝尔纳丹耸了耸肩膀，“基本上都是老一套的小道消息。说他在徒劳无功的越南战争中负了伤、酗酒、被解职、蒙受耻辱、把一位中情局英雄带回了国内，等等，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说法。”
“大部分都是真的；他不害怕承认这一点。他现在成了个跛子，不再喝酒，而且自己就是个英雄。这我很清楚。”
“我明白了。再说了，传言也好，谣言也好，谁又能相信呢？来自东方的种种没边没沿的幻想——有些和一个名叫杰森·伯恩的人有关。”
“这些幻想我听说过。”
“是啊，当然了……不过，咱们还是来说说巴黎吧。我们那位圣人说，你需要住处、要购置与环境相称的衣服，也就是说，要穿得非常法国。”
“衣服不用很多，但款式要多样，”伯恩表示同意，“我知道上哪儿去买，该买些什么，钱带得也够。”
“那我们就要考虑住宿的问题了。哪一家旅馆合你的意？特雷穆瓦耶酒店？乔治·桑克酒店？还是雅典娜广场酒店？”
“住的地方得小一点，要小很多，也远远用不着那么贵。”
“这么说来，钱还是个问题喽？”
“钱完全不成问题，只是不想太招摇而已。对了，蒙马特尔一带我很熟。我自己去找个地方吧。我需要的是一辆车——登记在别人的名下，最好是个无法追查的名字。”
“也就是说，得是个死人。已经安排好了，车停在卡皮西纳街的地下车库里，靠近旺多姆广场。”贝尔纳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串钥匙递给伯恩，“在E区，是一辆款式比较老的标致，巴黎这样的车有成千上万。车牌号码就在钥匙扣上。”
“亚历山大跟你说了我是在秘密出行吧？”
“他其实用不着跟我说。我觉得，咱们那位圣人以前在这儿工作时擦洗过好多墓碑，找了些用得着的名字。”
“这一招我可能就是跟他学的。”
“我们都从他那非凡的头脑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我们这一行他是最出色的；可他却那么自谦，那么……je ne sais quoi……老爱说‘试试也无妨’，对吗？”
“对，试试也无妨。”
“不过，我可得告诉你，”贝尔纳丹笑着说，“有一回他选的一个名字——据说是从墓碑上看来的——让安全局发了狂！那名字是一个斧头杀人狂的化名，几个月来当局一直在追捕他！”
“这可真逗。”伯恩也轻声一笑。
“是啊，太逗了。后来他告诉我，那个名字是他在朗布依埃看到的——在朗布依埃郊外的一座公墓里。”
朗布依埃！十三年前在那座公墓里，亚历山大曾想杀掉他。伯恩盯着康克林在第二局的朋友，嘴角的笑意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知道我是谁，对吧？”他轻声问道。
“对，”贝尔纳丹回答说，“要琢磨出来并不难，远东地区的传言和小道消息可有不少。毕竟，巴黎可是你在欧洲闯出名声的地方，伯恩先生。”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我的天，当然没有！他们以后也不会知道。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我的命是亚历山大·康克林救的，那位从事les oprations noires的、谦逊的圣人——用你们的语言来说就是‘黑色任务’。”
“你没必要翻译，我的法语很流利……亚历山大难道没告诉你吗？”
“啊，天哪，你怀疑我，”第二局的人挑起了灰白色的眉毛，“年轻人——应该说是比较年轻的人——你可要想到，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我偶尔说错几句话，然后又试着去纠正，也只是出于善意，并不是要搞得鬼鬼祟祟。”
“好吧。我很抱歉。我是真心的。”
“好。亚历山大比我要小几岁，但我不知道他应付得怎么样。我说的是应付这一把年纪。”
“跟你一样。不太好。”
“有位英国诗人——准确地说是个威尔士诗人——写过，‘别温驯地走进那永夜’。这首诗你记得吗？”
“记得。他叫迪伦·托马斯，三十多岁就死了。他这首诗是在说，要像个无赖那样斗争到底，不要放弃。”
“我就打算这么干。”贝尔纳丹又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张名片，“这是我办公室的号码——你知道，我仅仅是个顾问——我家的电话号码写在后面；这个电话很特别，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给我打电话；不管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提供。记住，我是你在巴黎惟一的朋友。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实际上你已经在退休享清福了，你现在帮我做的这些事，又是怎么办到的？”
“啊，”第二局的顾问叹道，“年轻一点的人变得成熟了！和亚历山大一样，我的证件也装在脑袋里。我知道许多秘密。还能有什么原因？”
“你也许会被消灭，被除掉——或者是碰上什么事故。”
“笨哪，年轻人！我们俩脑袋里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藏妥了。万一发生了这类不正常的事情，它们就会被揭露出来……当然了，这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知道的那些事情，难道不能被否定，被斥为老头子的一派胡言么？但这一点他们并不知道。恐惧，先生。在我们这一行里，恐惧是最为强大的武器。名列第二的当然是尴尬，不过那通常是苏联克格勃和你们联邦调查局的专利。这两个机构碰到尴尬事件，比见到国家敌人还要害怕。”
“你和亚历山大还真是一条道上的人啊，对不对？”
“那当然了。据我所知，我们俩都没有老婆，没有家人；偶尔会有个把情人躺到我们的床上，某些假期里会有一帮吵吵闹闹、烦得要死的侄子侄女塞满我们的公寓；没有什么真正亲密的朋友，但时不时会冒出一个我们尊重的敌人。说不定啊，尽管我们已经偃旗息鼓，敌人可能还会朝我们开枪，或者在酒里下毒。你瞧，我们必须一个人过日子，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和正常的世界毫不相干；我们只不过把它当作一种掩护而已——与此同时，我们在暗巷里偷偷摸摸地行动，或收买、或胁迫，让别人吐露秘密，对高峰会晤而言，这些秘密没有任何意义。”
“那你为什么还要干这种工作？既然它毫无用处，为什么不干脆一走了之？”
“它已经进到了我们的血管里，融入了血液之中。我们是被训练出来的。在致命的游戏中击败敌人——不是他干掉你，就是你干掉他，你干掉他当然最好。”
“这可真蠢。”
“当然了，这一切都很蠢。那么，杰森·伯恩又为什么要到巴黎来追踪‘胡狼’呢？他为什么不离开，说一切到此为止？你要是想得到全面保护，开口就行了。”
“那我就等于进了监狱。你能不能带我离开这儿，到市里去？我会去找家酒店，然后和你保持联系。”
“你和我联系之前，先找一下亚历山大吧。”
“什么？”
“亚历山大要你给他打电话。出了些事。”
“哪儿有电话？”
“现在别打。等到华盛顿时间的两点钟；你还有一个多小时。这之前他回不来。”
“他说出什么事了吗？”
“我估计他这会儿正在想办法查。他听上去很心烦。”
蒙塔朗贝尔街上皇家桥酒店的房间很小，处在酒店的一个隐蔽角落。要想去这个房间，得乘一部又慢又吵的黄铜电梯上到顶楼，再走过两条交叉的狭窄走廊。这一切都让伯恩很满意。房间让他想起了山间的洞穴，既荒僻又安全。
为了消磨给亚历山大打电话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到邻近的圣日尔曼大街去了一趟，买了些必需品：各种各样的化妆品，还有几套衣服；休闲工装裤得配夏季的衬衫，再来一件轻便的猎装夹克；黑袜子要搭配网球鞋穿，鞋底要磨旧，还得
弄上点泥。他现在买的所有东西，都能为以后省点时间。幸运的是，他没必要催着老贝尔纳丹给他弄一把枪。从奥利机场开车回巴黎的路上，法国人一言不发地打开了他那辆车仪表板上的贮物箱，拿出一个用胶带封着的棕色盒子递给了伯恩。里面是一把自动手枪，还有两盒子弹。枪底下整整齐齐地放着三万法郎各种面值的钞票，大概相当于五千美元。
“明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办法，让你在需要用钱时能随时拿到资金。当然了，金额有一定限制。”
“没什么限制，”伯恩反驳说，“我会让亚历山大给你汇十万，这之后如有必要就再汇十万。你告诉他往哪儿汇就行。”
“你这是应急基金吗？”
“不是。是我自己的钱。谢谢你给我弄枪。”
他两只手都提着购物袋的拎绳，回头朝蒙塔朗贝尔街的酒店走去。再过几分钟，华盛顿那边就是下午两点了，巴黎时间的晚上八点。快步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尽量不去想亚历山大的消息——这对他自己简直是个不可能做到的要求。玛莉和孩子们要是出了任何事情，他都会发疯！可究竟能出什么事呢？他们现在应该回到宁静岛了，再没有什么地方比那儿更安全。没有！他能肯定。他走进老旧的电梯，放下右手的袋子去按楼层按钮，再从口袋里摸出旅馆的钥匙，脖子上突然传来一阵刺痛；他抽了一口凉气——他刚才的动作太快了，可能绷断了缝在伤口上的一根羊肠线。他没感觉到流淌而下的热血；这次疼痛只是个警告。他快步穿过两条走廊来到自己的房间，打开门，把购物袋往床上一扔，然后三步并两步地从桌边匆匆走到电话前。康克林说到做到；弗吉尼亚维也纳的电话才响了一声，就有人接了。
“亚历山大，是我。出了什么事？是玛莉——？”
“不是，”康克林直接打断了他，“我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和她通了电话。她和孩子们已经回到酒店，而且她还想宰了我。我说的话她连一个字都不信，我这就得把电话录音抹掉。那些词汇我自从湄公河三角洲以来就一直没听过。”
“她心情不好——”
“我也一样。”康克林打断了他。看来他根本无意放过伯恩的轻描淡写。“莫里斯不见了。”
“什么？”
“你听见了。莫里斯·帕诺夫不见了，消失了。”
“我的天哪，怎么不见的？每分钟都有人在保护他！”
“我们正在设法查明情况；我刚才就到那儿去了，在医院那边。”
“医院？”
“沃尔特·里德医院。他今天早上去那儿给一个军人做心理治疗，治疗结束之后他始终没出来和他的警卫队碰头。他们等了他二十来分钟，然后就进去找他和陪同他的保镖，因为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别人告诉他们，他已经走了。”
“这太荒唐了！”
“还有更荒唐的呢。更吓人的，楼层护士长说有个军医——是个外科医生——来到护士站，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吩咐她转告帕诺夫医生，说他的路线安排有变，让他从医院东楼的出口走，因为主入口发生了意外情况，有人在搞游行示威。东楼通往心理病区的走廊和通往主楼大堂的走廊不一样，可那个外科军医是从大门进来的。”
“你说什么？”
“他直接从走廊里我们保镖的身边走了过去。”
“显然他也是从原路出去的，然后绕到了东楼的大厅。现场不会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一个持有禁区通行证的医生，走进去，然后又出来；进去之后他假传了命令……但是天哪，亚历山大，这是谁干的？卡洛斯当时正在返回的途中，回巴黎！无论他想在华盛顿查什么情况，都已经到手了。他查到了我，查到了我们。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情况了！”
“是德索，”康克林轻声说，“史蒂文·德索知道我和莫里斯·帕诺夫的事。我威胁中情局的时候把我们两个人都摆了出来，德索当时就在会议室。”
“你的话我不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
“德索，布鲁塞尔……梅杜莎。”
“好吧，算我脑筋迟钝就是了。”
“不是他，大卫，是他们。德索已经被干掉，我们找到的关联也被清除了。是梅杜莎干的。”
“让他们见鬼去！他们不是我考虑的重点！”
“可你是他们的重点。你敲碎了他们的保护壳，他们想干掉你。”
“我才不在乎呢。昨天我告诉你了，我的要务只有一个。那个人在巴黎，而阿让特伊就是第一步。”
“那就是我没说清楚，”康克林说，他的声音很微弱，语调中透着挫败的感觉，“昨天晚上我和莫里斯吃饭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宁静酒店、你要飞往巴黎、贝尔纳丹……所有的一切！”
在宁静岛最高峰的一块平地上，家住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第一巡回法庭前任法官站在为数不多的哀悼者中间。墓地是最后的休息地点——这是“法院临时法律顾问”的原话，他就安葬的法律问题向蒙塞特拉政府作出了解释。布伦丹·帕特里克·皮埃尔·普里方丹目送着宁静酒店老板慷慨捐赠的两具精美棺木降入墓穴，本地牧师在一旁用完全不知所云的语言为死者祈福。在平时，这位牧师无疑是一边嘴里叼着死鸡脖子，一边念颂伏都教的赐福祈祷。“让·皮埃尔·方丹”和他的妻子安息了。
不过，尽管葬礼的仪式比较野蛮，布伦丹，这位出身哈佛广场、半个酒鬼的街头律师却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高于他本人生存的目标，这本身就不同凡响。伦道夫·盖茨，盖茨“勋爵”伦道夫，精英法庭上的花花公子伦道夫其实是个卑鄙小人，他把死亡引到了加勒比海。普里方丹那越来越清醒的头脑中逐渐有了一个计谋的雏形。越来越清醒，是因为他“惨无人道”地剥夺了自己的许多乐趣，其中之一就是突然决定戒掉每天早晨醒来时的那四杯伏特加。盖茨提供的重要信息，把可能害死韦伯一家人的杀手引向了宁静岛。为什么？……原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从法律上说也是如此；而他把韦伯一家的去向告诉了如假包换的杀手，而且事先就知道那些家伙是杀手，这一点却非常重要。这是协同谋杀，而且是多起谋杀。花花公子伦道夫的卵蛋现在等于是夹在台钳上；钳口一合拢他就会——就不得不——吐露出情况，它们能帮助韦伯一家，特别是那位了不起的红色头发的女士。他心想，万能的上帝啊，五十年前我要是能遇上她就好了。
普里方丹上午就要飞回波士顿，不过他问约翰·圣雅各自己以后有时间能不能再回来。也许他可以不用提前付款预约。
“法官，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圣雅各答道。
“说不定，我还能对得起你这番殷勤呢。”
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阿尔伯特·安布鲁斯特下了豪华轿车，站在乔治敦他那栋城区住宅门口陡峭台阶前的人行道上。“明早来不来接你先问一下办公室。”他对扶着车后门的司机说，“你知道的，我身体不舒服。”
“是，先生。”司机关上了车门，“您需要帮忙吗，先生？”
“见鬼，不要。滚吧。”
“是，先生。”政府部门的司机钻进了前座；发动机的轰鸣声猛然响起，没有一丁点儿谦恭的意思，汽车随即沿街疾驰而去。
安布鲁斯特登上石阶，每爬一级肚子和胸部都起伏不已。看到家里维多利亚式大门的玻璃上映出了老婆的身影，他低声咒骂起来，“该死的娘们，整天哇啦个没完。”快走到顶层时他握住栏杆自言自语，准备要面对家里那个跟他斗了三十年的敌人。
黑暗中突然响起噗的一声，是从隔壁房子庭院里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安布鲁斯特的双臂挥舞起来，手腕勾着，仿佛是想搞清自己身上哪个地方出了乱子。已经太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翻滚着跌下了石阶，他那沉重的尸体嘭地摔在了人行道上，死状很惨。
伯恩换了一条法式工装裤，穿上暗色短袖衬衫和棉布猎装外套，把钱、武器和所有的证件——有真有假——放进口袋，离开了皇家桥酒店。不过，出门之前他把枕头塞进了床罩，还显眼地把路上穿的那套衣服搭在了椅子上。他随随便便地走过富丽堂皇的前台，出门，一到蒙马特尔街就朝最近的电话亭奔去。他投进一枚硬币，拨了贝尔纳丹的号码。
“我是西蒙。”他说。
“我估计就是你，”法国人答道，“我正盼着你打来呢。我刚接到亚历山大的消息，还告诉他不要跟我说你住在什么地方；一件事你既然不知道，也就没法泄露。不过，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换个地方住，至少是今晚。在机场你可能被人看见了。”
“那你呢？”
“我打算当一只‘ard’。”
“当鸭子？”
“趴着让人打的那种。第二局已经把我的公寓监视起来了。也许会有人登门拜访；这样引人上钩挺方便，对不对？”
“你该不会和办公室说起——”
“说起你？”贝尔纳丹打断了他，“先生，我怎么可能呢？我不是认识你吗？对下属保护有加的第二局还以为我接到了一个宿敌打来的威胁电话，大家都知道那人是个精神病。实际上，许多年前我就在加拿大滨海诸省把他除掉了，不过这个案子我一直都没结——”
“你好像不应该在电话上跟我说这些吧？”
“我觉得我跟你说过，这部电话可是个很独特的设备。”
“你是说过。”
“就这么说吧，这是一部无法窃听而且还能正常使用的电话……你需要休息，先生。没有休息，你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特别是对你自己。去找张床睡觉吧，这事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休息就是武器’。”伯恩又重复了这句话。这句话已经被他奉为一条真理，他要想在这个可恶的世界里生存下去，这条真理至关重要。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会去找张床睡觉，明早再给你打电话。”
“那就明天再联系。好运，我的朋友。祝我们俩都好运。”
他在阿弗讷旅馆找了个房间。这家旅馆是盖伊·吕萨克街上的，价钱不贵。登记时他报了个假名（转眼就忘了），然后从楼梯上到自己的房间。他脱掉衣服，往上一倒。“休息就是武器。”他自言自语地瞪着天花板，瞪着巴黎街道上闪烁的灯光在石膏板天棚上掠过。无论休息的地点是一个山洞，还是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田，都没有关系；这种武器的威力往往比枪弹还要强大。反复向他强调这一经验的人叫当茹；为了让杰森·伯恩活下去，当茹在东方的一片森林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休息就是武器，他一边想，一边碰了碰缠在脖子上的绷带，但却没有真正感觉到它。绷带紧勒着脖子的感觉逐渐淡去，睡意随之袭来。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醒过来，楼下街道中车流的嘈杂声冲击着他的窗户，怒吼着的汽车引擎时不时发出轰鸣，其间还夹杂着毫无规律的刺耳喇叭声，就像一群愤怒的乌鸦在呱呱乱叫。外头的动静一会儿闹翻了天，一会儿又突然安静下来。伯恩僵着脖子，在那张不太舒服的床上坐起身，两腿搭在床沿。他看了看手表，不由得大吃一惊。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把手表调成巴黎时间。他当然已经调过了。时间是早晨十点零七分——巴黎时间。他睡了将近十一个小时，饿得咕咕响的肚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精疲力竭之感已经被极度的饥饿取代。
不过，吃东西还得等一会儿；还有许多事要处理，第一要务就是和贝尔纳丹联系，然后再了解一下皇家桥酒店的安全状况。他动作僵硬地站起身来，有点摇摇晃晃，双腿和双臂一时间充满了麻木感。他需要洗个热水澡，但阿弗讷旅馆没这个条件；然后还要稍微锻炼一下，把身体活动开，仅仅几年之前他还用不着采取这些恢复手段。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钱包，抽出贝尔纳丹的名片，又回到床边放着电话机的地方；他拨了号码。
“恐怕鸭子这边没有访客，”第二局的老特工说，“连猎人的影子也没见着。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除非我们找到莫里斯——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话。这帮混蛋！”
“是啊，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是咱们这个行当里最丑恶的事情。”
“该死的，我不能用‘必须面对现实’这种话，就把莫里斯这样的一个人打发了！”
“我没让你这么去做。我只是在谈论现实。你的感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它们无法改变现实。我并不想冒犯你。”
“我也不想骂人。对不起。这只是因为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
“我理解……你有什么计划？需要些什么？”
“我还不知
道，”伯恩回答说，“我要到卡皮西纳街取那辆车，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了。到时候你是在家呢，还是在第二局里？”
“得到你的消息之前我都会待在公寓里，守着我这台非常独特的电话。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你最好还是别往我办公室打电话。”
“这话可真叫人吃惊。”
“如今第二局里的人我可不是个个都认识，而且到了我这个年纪，谨慎已经不单单是勇气的根本，往往还会取而代之。另外，如果我这么快就放下戒备之心，别人就该风传我已经老糊涂了……过会儿再通话，我的朋友。”
放下电话之后，伯恩很想再拿起听筒，给皇家桥酒店打一个。不过这里是巴黎，一个凡事谨慎的城市。此地酒店的职员很不愿意在电话上透露消息；他们要是不认识来电的客人，就会拒绝回答问题。他迅速穿好衣服，下楼结了账，然后出门走上盖伊·吕萨克街。街角处有个出租车站；八分钟之后他进了皇家桥酒店的大堂，朝服务台职员走去。“我是西蒙先生，”他对那人说，还报出了自己的房间号码，“我昨晚碰到了一位朋友，”他继续用无可挑剔的法语说道，“在她那儿过了一夜。要是有人来找过我，或许是问到了我，你应该知道吧？”伯恩摸出了几张大额法郎。他的眼神告诉职员，要是能保守秘密，他愿意慷慨解囊。“或许问的是长相和我相似的人。”他轻声加了一句。
“非常感谢，先生……我理解。我得再问一下夜班服务员，不过我敢肯定，要是有人来找过您，他应该会留条告诉我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因为他确实给我留了这么一张字条，让我和您联系。从今天早晨七点我当班时起，我就一直在给您的房间打电话。”
“字条是怎么说的？”伯恩问道。他屏住了呼吸。
“我这就读给您听：‘请他和大西洋对岸的朋友联系。那个人整晚都在给他打电话。’先生，我可以保证，这字条说得很准确。总机告诉我，最后一个电话是不到三十分钟之前打来的。”
“三十分钟之前？”伯恩盯了服务台职员一眼，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是那边的早晨五点钟……打了一整晚？”
酒店职员点了点头，伯恩随即朝电梯走去。
“天哪，亚历山大，到底怎么了？他们跟我说你打了一整晚的——”
“你在酒店么？”康克林迅速打断了他。
“对，在酒店。”
“到街上找一部公用电话给我回电。赶快。”
又是那部缓慢而笨重的电梯；富丽堂皇的大堂里灯光黯淡，有不少巴黎人在兴奋不已地谈话；许多人正往酒吧那边走，准备来一杯午饭前的开胃酒。又来到了酒店外夏日炎热而耀眼的街道，车流拥挤得简直叫人发疯。哪儿有电话？他快步沿着人行道朝塞纳河方向走去——哪儿有电话？在那儿！在人流汇集的巴克路对面有一个电话亭，装着红色的圆顶，亭壁上贴满了海报。
伯恩在疾驰而来的一大堆轿车和小货车之间左闪右躲（开车的人一个个都怒不可遏），冲过马路跑向电话亭。他冲进亭里投了枚硬币，先费半天口舌说明自己不是要打到奥地利，国际长途的接线员这才接受了他的AT & T信用账号，把电话接到了弗吉尼亚的维也纳。
“见鬼，我为什么不能在旅馆打电话？”伯恩恼火地问道，“昨晚我就是在那儿给你打的！”
“那是昨晚，不是今天。”
“莫里斯有没有消息？”
“还没有，但他们可能犯了个错误。我们应该能查到那个军医的情况。”
“快让他开口！”
“乐意效劳。我会把假肢拿下来往他脸上砸，直到他苦苦哀求要跟我们合作——如果我们查到的情况管用的话。”
“你整晚给我打电话不是因为这个，对吧？”
“对。昨天我和彼得·霍兰一块儿待了五个小时。咱们通话之后我过去找他，他的反应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而且还给我来了好一通舷炮齐射。”
“是因为梅杜莎？”
“对。他坚持让你立即飞回来；你是惟一直接了解情况的人。这是个命令。”
“胡扯！他别想坚持让我做任何事，更不能给我下命令！”
“他能切断你的后援，而且我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是急需什么东西，他可不会给。”
“贝尔纳丹提出要帮忙。‘不管你需要什么’，这是他的原话。”
“贝尔纳丹的力量有限。和我一样，他可以找欠他情的人帮忙，但如果不借助上层机构，他能做的就太有限了。”
“你有没有告诉霍兰，我正在笔录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别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提出的所有问题的每一个回答？”
“你在写么？”
“我会写的。”
“他不吃这一套。他想讯问你；他说他没法去讯问一叠纸。”
“我现在已经很接近‘胡狼’了！我不会回来的。霍兰这个蛮不讲理的狗杂种！”
“我觉得他也想做到通情达理，”康克林说，“他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也知道你以前经历过的一切。但自从昨晚七点钟之后，他就关上了通情达理这道门。”
“为什么？”
“安布鲁斯特在家门外被人开枪打死。他们声称这是乔治敦发生的一起抢劫案，当然这并非事实，现在不是，原来也不是。”
“我的天！”
“还有几件事你也应该知道。首先，我们要公开诺曼·斯韦恩‘自杀’的消息。”
“天哪，为什么？”
“让杀死斯韦恩的人以为自己摆脱了危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下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有谁会出现。”
“在葬礼上？”
“不，葬礼是‘不公开的家庭事务’，没邀请来宾，也不搞正式的仪式。”
“那什么人又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在庄园，可能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我们向斯韦恩的律师核查过，是非常正式的核查。他证实了斯韦恩老婆告诉你的话——将军把整个庄园都留给了一个基金会。”
“哪个基金会？”伯恩问。
“你听都没听说过，是几年前由咱们那位威严的‘阔’将军的几个阔朋友私人出资建立的。这个基金会简直是太感人了。它名叫‘陆军、海军和陆战队战士休养所’，董事会的人已经到位了。”
“梅杜莎。”
“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我们会查清的。”
“亚历山大，我给你的那些名字呢？弗拉纳根告诉我的六七个名字？还有开会时记下的一大堆车牌号码呢？”
“狡猾，真是很狡猾。”康克林的话有点莫名其妙。
“什么狡猾？”
“就说那几个姓名吧——全都是些喜欢狂欢滥饮的社会渣滓，和乔治敦的上层阶级根本不沾边。那些名字出自《国民问询》之类的八卦杂志，而不是《华盛顿邮报》。”
“但车牌号码和会议呢？那里面肯定有很多情况！”
“那可就更狡猾了，”康克林说，“简直就是一笔没法查的糊涂账……那些牌照全都是豪华轿车公司名下的，而且还不止一家。驾照上的名字有多真实可信，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即便我们有追查车牌号的日期，也别想找到他们。”
“那儿可有个坟场啊！”
“在哪里？有多大，有多小？庄园占地十一万平方米——”
“现在就开始找啊！”
“一开始找，我们知道的情况不就宣扬出去了吗？”
“你说得对；你这么处理是对的……亚历山大，跟霍兰说你联系不到我。”
“你在开玩笑。”
“不，我是当真的。我摆平了服务台的职员，能掩护自己。把酒店名和我登记时用的名字告诉霍兰，让他自己打电话，要不就从使馆找个人来查证好了。服务台的职员会赌咒发誓说我是昨天登记入住的，打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我。连总机也会证实这一点。再帮我争取几天时间，拜托了。”
“霍兰还是可以切断你所有的后援，而且他真有可能这么做。”
“只要他认为你一联系到我我就会回来，他就不会这么干。我只是希望让他继续搜寻莫里斯，同时别把我的名字在巴黎传开。不管是好名字还是坏名字，韦伯、西蒙、伯恩，都不行！”
“我尽量吧。”
“还有没有别的情况？我可有许多事要做。”
“有。卡塞特准备今天早晨飞往布鲁塞尔。他要去逮蒂加登——那家伙我们可不能听之任之，而且还不会和你扯上关系。”
“行。”
在布鲁塞尔以南五公里安德莱赫特镇的一条小街上，一辆插着四星上将小旗的军用小轿车在人行道咖啡馆门前的路缘处停了下来。北约司令、军服上衣镶着五排勋标的詹姆斯·蒂加登将军轻手轻脚地下了车，走进刚过中午的耀眼阳光下。他转过身，把手伸向车里那位美貌惊人的陆军妇女队少校；她微笑着表示感谢，跟在将军后面下了车。殷勤而不失军人威仪的蒂加登松开女军官的手，又扶住了她的肘弯；他陪着她穿过宽阔的人行道，朝咖啡馆的露天区域走去，那儿一排鲜花盛放的花架后面摆着一张张顶上撑着伞的桌子。他们来到入口处——一道缀满玫瑰花蕾的格子拱门——随即走了进去。咖啡馆里面几乎所有的桌子旁边都坐着人，只有围起的过道尽头有一张空桌；午餐时分嗡嗡的谈话声中，不时传来酒瓶触碰酒杯的丁丁轻响，还有餐具放到瓷盘上发出的轻声撞击。谈话的音量突然间降低了；将军知道自己一出现必然会引来关注的目光、友善的挥手，通常还会有一阵恰到好处的掌声，于是就展露出了和蔼的笑容。他的笑并没有特别针对谁，却照顾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带着自己的女伴走到那张空无一人的桌前，桌上叠起来的小卡片上写着“预约席”。
咖啡馆的老板几乎是从餐桌间飞身而来，向他的贵客表示欢迎；两名白衣侍者活像两只急不可耐的白鹭，紧紧跟在他身后。司令官就座之后，一瓶冰镇的可登·查理曼葡萄酒就被拿了上来，然后确定了菜单。一个才五六岁的比利时小男孩羞涩地走到桌前，抬起手举到前额；他嘻嘻一笑，给将军敬了个礼。蒂加登起身站得笔直，向孩子还礼。
“小朋友，你是个优秀的战士。”将军说。他威严的声音响彻了路边咖啡馆，爽朗的笑容让众人为之心折，大家纷纷报以赞赏的掌声。孩子走开了，午餐继续进行。
消闲慢意的一个小时之后，蒂加登将军的司机打扰了他和女伴的兴致。司机是个中年陆军军士，一脸焦虑不安的神情。北约司令座驾上的保密电话刚刚传来一条紧急消息，这位遇事冷静的司机把消息记了下来，还重复了一遍，以保证它准确无误。他把纸条递给了蒂加登。
将军站起身，黝黑的脸庞变得煞白，在已经半空的路边咖啡馆里游目四顾。他眯起的双眼里透着愤怒和畏惧。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卷比利时法郎，抽了几张大钞丢在桌子上。“快来，”他对女少校说，“咱们走……你”——他转向了司机——“快去发动车子！”
“怎么了？”和他一起用餐的同伴问道。
“伦敦。电话通知的。安布鲁斯特和德索死了。”
“哦，我的天！怎么死的？”
“这无关紧要。不管他们怎么说，都是在撒谎。”
“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们得马上离开这儿。快点！”
将军和女伴匆匆奔出格子拱门，穿过宽阔的人行道，钻进了那辆军用轿车。引擎盖的两侧现在都少了点东西。中年军士司机拔掉了那两把标志着长官——北约司令——显赫头衔的金红色小旗。轿车猛地向前冲去，还没开出五十米就出事了。
剧烈的爆炸把军用轿车掀上了天，破碎的玻璃、金属、肉块和斑斑血迹洒满了安德莱赫特的狭窄街道。
“先生！”吓呆了的侍者大喊。街上的一大堆警察、消防队和清洁工人正忙着干他们那种可怕的工作。
“怎么了？”心烦意乱的路边咖啡馆老板答道。他刚被警察和一群突如其来的记者不依不饶地盘问了一通，现在还吓得不轻。“我完蛋了。我们会被别人叫做Caf de la Mort——死亡咖啡馆。”
“先生，你看！”侍者指着将军和女伴坐过的那张桌子。
“警察已经看过了。”郁郁不欢的老板说。
“不是啊，先生。你快看！”
玻璃桌面上有几个用亮闪闪的红色唇膏写成的大写字母，是个人名。
杰森·伯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