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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庄，早在永乐时期就有了，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在北京宛平的黄垡、东庄营等地拥有王庄，朱棣登基后，将这些王庄改称为皇庄，不过皇庄正式出现则是在天顺八年，时宪宗已即位，将收没太监曹吉祥的田地归为了宫中的田产，皇庄之名由此始，弘治年间，京畿地区有皇庄5处，到正德九年，变为了36处，占地达37500多顷，约等于顺天等八府官民田总数的七分之一。
庄田，是明朝的一种土地制度，即朝廷赐给勋戚或亲王的田园。
勋戚，指的是勋臣和皇亲国戚，勋戚庄田，虽在明初既已产生，但那时候明朝都城在南京，因此那些勋戚们的庄田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对北京周围地区影响不大，可在朱棣迁都北京后，尤其是在英宗正统时期，勋戚们开始在京畿地区不断建立庄田，以至于后来逐渐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些勋戚们用以建立庄田的土地，有些是钦赐的，即皇帝恩赐的；有些是乞请得来的，这个乞请就是看哪有空地就管朝廷要，但其实那些空地，并非都是无主之地，而是大部分都是民田；还有受纳投献得来的；但最多的还是以各种赤裸裸的掠夺手段侵占得来的。
皇室、勋戚和宦官等，他们这些人疯狂掠夺，不断扩大自己的庄田，使京畿地区的庄田恶性膨胀，如今庄田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20余万顷。
李缙看到夏言统计出来的这个数字，不禁有些傻眼，要知道一顷就是一百亩地啊， 20余万顷，这得是多少亩地啊，是2000万亩吗？
李缙有点算不过来账了：“没想到这庄田的数量竟如此之多！”
夏言面色凝重地说：“就是因为这庄田多了，才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庄田原本都是农民的土地，被侵占变为庄田以后，农民便失去了土地，成为了耕种庄田的佃户，不仅要交纳岁课几倍于昔的租赋，还要额外被多如牛毛的盘剥名目剥夺，要是遇不上天灾还好，要是遇上了，庄田佃户势必如牛负重，无法完纳，而那些管庄的爪牙却不管这些，他们会拼命催索，甚至私设公堂，棒打追逼，农民无法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只得到处逃亡，多数人都沦为了流民，流民大量增加，农民自然就会减少，这对京畿地区的农业发展极为不利，简直是一种破坏和摧残！”
樊继祖接话说：“不止如此，庄田的不断扩增还破坏了屯田制度，影响了京畿地区垦荒屯种的实效，明初在京畿地区大力推行军屯和民屯，对这一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这些屯田开垦的土地，有一部分被皇室、勋戚给占去了，以至于军民失业，嗷嗷怨嗟，这不仅使军饷要依靠国库支给，增加了朝廷的开销，也使已被开垦的田地又渐成荒芜之地，这对京畿地区的垦荒屯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夏言不住地点头：“樊兄说的没错，不过最为关键的，还是庄田的问题，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引起社会动荡，这就对朝廷形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些庄田地主，皆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各种特权，无论是皇室成员、勋戚或太监，对其庄田中的佃户的剥削和压迫都尤为残酷，这就引起了激烈的反抗和斗争，像良乡、涿州、真定、保定、天津、武清等庄田集中的地区，如今已是盗贼成群，夜则明火持杖，搜掠居民财物，昼则阻截路道，肆为强劫，有时甚至还会杀伤人命，这些无所忌惮的盗贼，多为饱受庄田地主欺压的佃户。”
樊继祖补充说：“畿南一带，如内丘、羊房务、沙河、任丘、定兴、临清、漷县、永清、峄县、高密店等处，亦是群盗纵横，并且更为凶残，不止劫掠，往往还会杀人焚屋，深受其害者不可胜计，当地民众早已是冤声撼野，要是朝廷不闻不问，再这么继续下去，我看早晚要出现第二个刘六，第二个刘七。
夏言又把话接了过去：“当年刘六、刘七反叛，所谓义军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京畿地区一些贫困交加的流民，他们不仅攻占县城，还大肆捣毁庄田，这说明他们对庄田地主怀有刻骨的仇恨，现在反叛虽然平定了，但这种仇恨依然存在，要消除这种仇恨，只有清理庄田，还地于民这一条路，这样才能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大明的中心地带，也就是京畿地区的局势。”
李缙插嘴问了一句：“所以朝廷上下才会一致强烈要求清理庄田？”
夏言回答说：“正是，数月来，先是言官，继而是其他臣工，他们纷纷上疏，这些官员对庄田问题的看法和要求，得到了以首辅杨延和大人为首的内阁的支持，杨大人对庄田的扩增早就忧心忡忡了，也有清理庄田的愿望，是以才会在起草新帝即位诏书时，就为抑制庄田专门列了三项条款，其一是，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房、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即召回皇庄多派的宦官，以减轻佃户所受的压迫；其二是，近来投没犯人的庄田、园圃，户部委官以公查勘，如有倚恃权势，侵夺霸占者，归还本主管业，即将庄田中所侵占的民田，归还原主；其三是，抄没犯人玄明宫地土，原系军民住居、坟墓，该给主者，要逐一查审明白，给主管业，即将当年宦官刘瑾的庄田中侵占的民田，归还原主，这三项条款虽然涉及的事情较少，也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它足以表明杨大人在庄田的问题上，还是站在多数朝臣这一边的。”
李缙又问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就是说，朝臣们在庄田问题上达成了罕见的一致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