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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虹一个人先走了。李向南眼前是人潮起伏的车站广场，五光十色，喧闹一片。是黄平平含笑的黑眼睛，是她那热情温柔的女性气息。是自己还来不及适应的京都气氛。他在涌动着使自己要飘起来的海潮面前，很快抓住一个北京人的自我意识，这使他可以克服那久居外地踏入北京的怯生感，站稳脚跟。
他看着眼前的姑娘很有风度地一笑：“平平，你来车站干什么，送人还是接人？”
他对黄平平很感兴趣，因为她是一个极有活动能量的记者，还因为她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可爱的姑娘。此刻面对着她，就能感到一种柔和的兴奋隐隐洋溢全身。
“我接你来了。”黄平平说，她的神情含有某种匆忙和急切。
“接我？谁告诉你说我来北京？”
“你呀，你不是说看完我的报告文学稿，两天后连同意见一起派人送来北京吗？”
“我没说自己来呀？”
“你不是说派个最可靠、让我最满意的人送来吗？我一猜就是你。而且我还做了调查。”黄平平习惯地掠了一下头发，得意地笑了。她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的样子，线条柔和丰满，又有那么点娇小。
“你对自己的稿子够着急的。”李向南说道“要不要我现在就拿给你？”
“不用，我来接你，还不是因为稿子，有点严重的情况——关于你的，我想告诉你。使你一下火车就有思想准备。”
“关于我的严重情况？”李向南眉头猛然一收，目前的处境使他格外敏感。但他脸上随即又浮出了幽默的微笑：“能有多严重啊？”
“咱们走吧，边走边说。你家住哪儿？虎坊桥那一带？那你坐几路车？二十路？再换四十五路？”
“我闹不清那么多。干脆走出去，上长安街，坐一路汽车到西单，再换无轨。那样痛快。一路过长安街、天安门，能感受一下首都气氛。我每次回北京都走这条路线。”
“你挺浪漫的，”黄平平笑了“还要感受一下北京气氛。不过，这次回来，你得现实一点。”
“北京又有什么新动态？”李向南口吻尽量显得轻松。
“走出这儿再说吧。车站太闹。”黄平平不想在这喧闹的环境中交谈。她关心李向南，同时她还“关心”自己对李向南的这种关心。
两个人边走边说着闲话，李向南一边迅速调整着自己的心理，一边尽量显得随便地谈着古陵的情况。
周围是拥挤的人流，是色彩缤纷、款式新颖的服装，是飘动的长裙，是匆忙的脚步，是年轻男女并肩谈笑时兴奋的脸；一辆接一辆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大轿车、小轿车、面包车，黄亮的车前灯，红色的车尾灯，流水般的自行车，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牌，川流不息地进出着顾客的一个个餐馆、商店，人群围挤的冷饮出售窗，被尘土、烟灰、汗味和噪音污染得更显炎热的空气。路旁一个头围白毛巾的老头一动不动坐在粗土布的包袱上，他两眼茫然地看着眼前的纷繁。北京的繁华和嘈乱与古陵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黄平平说的严重情况是什么？再严重能严重到哪儿去？自己有足够的政治才能，也有足够的耐受力。就要在高难度的矛盾丛中开出一条路来。
“你看见路边那个老农民没有？”他说“他和这里的环境让我感受到一种对比。”两个人已来到长安街上了。
“是。我在古陵县待了几天，回北京一下火车也感到对比很强烈。”黄平平点点头“好，跟你说重要情况吧。你说对比，我要告诉你的情况，也可以算是一个对比。对你看法的对比。”
“对我看法的对比？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先说好的一面，报上今天登了报道你的一篇通讯。题目叫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
“这么吓人的题目？”李向南幽默地说。他一瞬间就把这件事含的利弊做了估计。
“就是去古陵的那个记者搞的。听说原来不是这个题目，叫一个讲效率的年轻县委书记，后来改成‘新星’了。这个题目响亮。”
“响亮才可能糟糕呢。”
“不过也没什么。无非是刺激起某些人的嫉妒呗。你别管他们。已经刺激了，就刺激到底。”
“你说树先把根扎深好呢，还是先让梢长高冒尖好呢？”李向南仍然笑着说，心中却在继续估量这件事可能引起的各方面反应。政治是极其复杂的，枪打出头鸟。
“你是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吧？你现在已经冒尖了，遭人‘摧’了，干脆多冒点，多长点梢，可以多吸收阳光，有助于把根扎深。”
他看了她一眼。此话自然有道理，但事情常常有多方面的“道理”要全面权衡。他现在并不想表现出比一个姑娘深刻得多的判断，他在等她讲下去。
“再给你说坏的一面吧，我主要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现在有一份参你的‘内参’，最近一两天的，在北京影响不小。你知道吗？”
“不知道。”李向南站住了。
“列了你几大严重问题。每个问题都够把你搞臭搞垮的。”黄平平也站住，看着李向南。
“是些什么问题？”他尽量平静地问。
他一瞬间就横着竖着把自己的作为和历史都极快地审视了一遍。他们（是谁暂且不管）都可能在哪些地方下手？自己的弱点自己最了解。人人知道自己易被打击的软弱部位在何处。
“一个，说你一贯是野心家，一心一意想往上爬。”
“事实呢？”
“把你去县里以前在省调研室工作时的情况捏造了一些。”
“还有呢？”
“是生活作风问题，说你”黄平平欲言又止。
“说我道德败坏，上大学期间搞过四五个女人，是吧？”
“你已经知道了？”黄平平不禁漾起一丝失望。
“不知道。”
“那你怎么”
“省里有人这样搞我，地区纪检委调查组找我调查过。不过，搞了‘内参’捅到北京来，我还一点不知道。”
“具体背景你不清楚吧？”
“不清楚。我也不想去多了解。”
“那不对，你应该搞清楚背景。”
他怎么不想搞清楚背景？什么人搞的，什么缘由，通过什么渠道，上层都有哪些人看了，现在有什么反应？这都是他应该迅速了解的，然后才有对策。他还能不明白这些？但是在表面上，他要摆出的恰恰是这种毫无反应的平和姿态。
他的平和更激起了黄平平的关心：“你应该了解，这件事背景挺大的。一般人哪能搞这么大动作？我有几个新闻界、政界的同学都听说了这份‘内参’，都觉得有来头。”
“不胜荣幸。”
“你要有对策。要不，你会成为牺牲品的。”
李向南略蹙起眉瞧了黄平平一眼，目光中含着对她谈话的思索和理解。
“你这次来北京打算干什么？”黄平平问。
“干什么？”他带着一丝自嘲笑了“我就是张着嘴到处去游说呗。想办法从上面解决问题。好，过两天有时间我找你聊，把旅行袋给我吧。”他果断地伸出了手。
“到汽车站，车来了再给你。”
“不用，我不想坐车了，我想顺长安街走走，走两站再上车。”
他的举止多少有着一种在关心自己的女性面前故作悲壮的矫情，但他心里也确实想在这宽阔的大街上走一段，展开一下自己的思考。他不愿马上把自己装进拥挤的公共汽车。他要再考虑一下这次的北京之行。
“那我陪你一起走走吧。”
“不用，时间不早了，你回家吧。”
“没关系，我家就在前面，南池子大街，顺路。”她抬腕看了下手表，又朝前看看“而且，我和两个人约着在东单碰头，走过去时间正好。”
黄平平陪着走，这正是李向南所愿意的。
“你和林虹‘文化革命’前是一个学校的？”黄平平问。两个人沿着长安街慢慢走着，路边树影疏疏。
“是。我高一，她初一。我们有过一段很不寻常的友谊。”
“他们在你和林虹的关系上也造了很坏的舆论。所以，我想问问。”
“‘文革’中她父母都被迫害死了，她就一直和我在一起。”
“后来呢？”
“后来她去内蒙兵团，我随后去农村插队了。”
“你们为什么噢，你等一下，”黄平平突然把话打住，朝马路对面十字路口的广告牌下看了看，已经来到东单“我去和他们谈谈，只需要两分钟。约好的。你等我一下。”她放下李向南的旅行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小本，匆匆跑过了马路。
隔着车灯如银河的马路，李向南看见她和等在广告牌下的两个小伙子交谈得很热烈。那两个小伙子都戴着眼镜，似乎正向她急切地说明着什么。她很注意地听着，点着头，时而往本上记着，一副关心的神情。不知为什么，他此刻心中生出一种不快来。他不愿意半路上出现这个插曲。那两位“眼镜”话真多。黄平平像是打算结束谈话了，她合上本，朝马路这边指了一下，解释着什么。两个年轻人远远朝这儿看了看，打着手势，更激动地继续讲着黄平平左右瞧着来往车辆，穿过马路来。
“他们要成立一个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编辑出版一套介绍世界最新思想的丛书，让我帮忙，还让我参加编委。”她抱歉地边解释着边从李向南手中拿过一个旅行袋“你愿结交他们吗？他们这群人挺有思想的。”
“我暂时还没兴趣，顾不上。中国现在更需要变革社会的实践。”他显得有些淡然。是在有意无意地贬低着那两个人的价值？他一向是特别注意联络各种力量的。是为着显示自己的优越与力量？小家子气。于是他又添了一句“等过几天吧，你给我介绍一下。”
“好。还接着咱们刚才的话题吧。”黄平平继续刚才的话题“你们后来怎么断了联系？”
“这事情别问了，好吗？”
李向南的表情和声音使黄平平感到惊愕，双方沉默了一会儿。
天下的事情真复杂。李向南到古陵县当县委书记，竟意外地遇到十几年不见踪迹的林虹。林虹是在此之前和顾晓鹰结了婚又离了婚。现在顾晓鹰的父亲成了李向南的上司——省委书记。而顾小莉又
“小莉这个人怎么样？”半晌，黄平平打破沉默，又提出新的问题“她对你是不是”
“她对我可能挺感兴趣吧。”李向南说。他对黄平平的这些询问其实并不反感，直觉告诉他：坦诚说明自己的处境（包括感情生活的处境）与表现强有力的成熟魅力，同是打动黄平平这种女性的有力手段。女人特别愿意帮助那些对自己推心置腹的男人。
黄平平笑了笑：“那你对她呢？”
“坦率告诉你吧，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呢。现在政治危机没解决，感情问题往后放一放再考虑。”
“可现在，你的感情问题也成了你的政治问题了呀。”
李向南看了黄平平一眼，是。事情都搅到一块儿了。
“你知道顾晓鹰吗？”黄平平问。
“怎么？”李向南看着她。
谈话被打断了。十几辆在路边缓缓骑行的自行车突然在他们旁边先后停住。“黄平平。”有几个人回过头来喊叫着。黄平平顿时眼睛发亮，她赶上几步，亲热地招呼着：“你们去哪儿？”那是一群佩戴着大学校徽的年轻人，此时纷纷下车，七嘴八舌地围上黄平平：“我们湖南同乡会已经成立了。”“我们也请你参加。你不也是湖南人吗？”
“谁的主意？准是想哄着我给你们跑腿办事。”黄平平聪明地一笑。
众人也笑起来。
“你们现在多少人了？”
“已经一百多人了。而且发展到清华、师大、人大去了。”
“校领导同意吗？”
“凭什么不同意？宪法规定集会、结社自由。”
“爱国主义要从爱家乡开始嘛。不爱家乡，爱国是抽象的。”
“听见了吧，他们大学生在搞同乡会。”黄平平挥手送走他们，带着还没完全消逝的笑意走到李向南身边“噢，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顾晓鹰。”
“对，你一定要提防他。他周围有一帮干部子弟，很有能量。他们最近也在搞你。”
“搞我干啥？”
“怕你以后当总理接班人吧？”黄平平讽刺道。
“无聊。”
“现在年轻人之间的矛盾，比他们和老头儿们的矛盾还尖锐呢。都以为自己行，都想上去，团团伙伙，争权夺势。”
黄平平说的是事实。变革时期的权力再分配是充满戏剧冲突的。自己不能轻易表示对此的蔑视，那样含着突露锋芒、招致仇嫉的危险；也不能装做愚钝无心，除非他退出政治，否则会自缚手脚。他要对这种现状有充分的估计，要有一个“宣言”一个在同代人中塑造自己形象的宣言。北京之行的政治行动就准备从此开始。
“中国这么大，谁妨碍谁？”他讲道。
他的话被黄平平打断了。“哎，你看前边，”黄平平拉了他一下“就是我说的那一帮人。那不是凌海？他们看见咱们了。”
他和他们相遇了。旁边是一层层雪亮灯窗的北京饭店，楼前是一排排的小轿车，大门台阶上是纷沓上下的脚步。一伙人正在七嘴八舌地围着两辆崭新的红色摩托。“货搞到了，怎么过来？——民航不行。”“我去广空看看，不行，看看北空这儿行不行。哎，你他妈的不是有办法吗？”“我去找找‘大头’，走他爸爸的门子试试。”“那十辆汽车呢？”“问题不大，你把买主联系好，是陕西的吧？”“是。价钱还是上次咱们说的。”“哎，那边过来的是黄平平吧？”“她旁边那个男的是谁？”“我认识，李向南。”“是他？”“和他聊聊。”“逗逗他。”
这是一群干部子弟，一看就知道。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着很随便，但都有一股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洒脱和放荡。他们和黄平平显得很熟，她也和他们谈得挺亲热。（她和谁都能亲近到一块儿。这点让他反感。）自己只认识其中一个：凌海。
“向南，刚从改革一线凯旋归来？”凌海随随便便招呼着，带着股玩世不恭的亲热。他个子不高，脸盘黑瘦，穿着件破衬衫，戴着副黑框眼镜，一手扶车把，一手扶车座，斜着身懒散地靠着摩托车，处在人群的中心位置。
“什么凯旋，狼狈了一个月，回来舔伤口来了。”他也笑着回答。入乡随俗，和这些人讲话，多少也要拿出一点放任劲儿。
“我给诸位介绍介绍，这就是今日的政治新星。”
“流星也算不上。”
“流星也比我们这些草民强。”
“你们干什么呢？”他把目光从凌海身上移到周围的七八个人身上，好像和他们也是熟识的朋友。他希望化解自己和他们之间的这种不谐调、不融洽甚至有些隐隐对立的气氛——看这一双双眼睛。
“我们能干什么？搞点蝇头小利。向南，北京有一份‘内参’参你，你已经知道了吧，谁搞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要不要我告诉你？”
“不必。我不打听他们的情况。”
“你够海量的啊，大家风度。”
“中国这么大，咱们这一代人就是一块儿都上，也要费点劲才能拱出一条路来。”
“算了，别上政治课了。我是草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要彩电，要舞伴，找我，我那儿每星期六晚上有周末俱乐部。”他抬腕看了看表“向南，平平，你们现在去不去？我那儿肯定已经热闹开了。”
“我刚下火车，还没回家，不去了。”
“你呢，女社会活动家？”
“我等会儿再看吧。”
“向南，你们搞政治的明枪暗箭地去厮杀，败者为寇，胜者为王。你们谁掌权能容我凌海就行。”
“我绝不把枪口指向咱们同一代人。”
“你这就是矫情了。搞政治的还讲这个？搞政治不就是争权吗？”
试图和他们进行正经的谈话是愚蠢可笑的，自己会像个受揶揄的大傻瓜。没有必要再扯下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有力的点上结束这场谈话。
“凌海，不和你多较真了，”他说“说句亮底儿的话吧，我是两种准备：一个，如果干得顺手，那就干下去，到四十岁时退下来，搞我的战略理论研究，写两本书；一个，如果不顺利，我就算是滚地雷，给大伙儿滚出一个无雷区来。”
“为什么你要对他们来这么一个宣言呢？”
“同代人之间的争权夺势最肮脏可怕。不从里面超脱出来，那就什么也不用干，都完蛋。”
“你这是不是掩护自己的策略呀？”
“应该说是我的真实思想吧。”其实更是他的策略。
两个人在长安街上继续走着。街上的汽车不那么稠密了。笔直的马路一点点显出宽阔来。路边的树影下，一对对漫步的青年人情投意合地低语着。北京的夜晚从喧嚣中一点点挣脱出来，露出一丝温和与宁静。前面不远处展开海一般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在朦胧的夜色下，它更显得博大、深远、浩瀚，使人产生一种苍莽的历史感。人民大会堂与历史博物馆东西对峙，雄伟凝重。
“你对他们多提防一点就是了。”黄平平说“好，我到家了，”她指着右边的南池子大街路口“一进口就是。不送你了。你从这儿上车吧。”
“再见，谢谢你。”李向南接过旅行袋，又伸出手“你的报告文学稿要是不太急用，我再借两天，让我父亲看看。说不定我和他还要干一仗呢。”
“祝你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