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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我按时来到工厂。张先生早晨上班前将工人结合在一起，由他训话。看样子他天天如此，给工人训话使他不像台湾人，倒像是日本人，或者说我以前不知道台湾人对工人训话是什么样子，但日本人的样子我知道，电影电视里都有。
我可以不参加他们训话的，但是想想还是低调点，先给他面子，所以我也和工人们一起列队。他并没有向工人们介绍我，这也不能怪他，他该怎样介绍呢？虽说人不可惟貌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貌看人的，所以我参加到队伍里，工人们并没有将我视为他们同类，就像我第一天出现在恒基饭堂里时工人也没有谁认为我也是工人一样。所以也用不着张国良介绍。
训话完毕开始上班。我观察了一下，整个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三大工序。第一道是备料，第二道是加工，第三道是装配。与恒基相比，虽然行业完全不同，但基本工序却惊人的相似，由此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加工制造业基本生产工序可能都是一样的。和恒基一样，宏大的关键工序也是在第二道工序，主要设备是车床和冲床。车床要求精度高，车大了车小了都不行，冲床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出工伤事故。第三道工序技术性最强，花鼓装紧了装松了都不行。我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认真看了，发现这个张国良生产安排基本合理，明显是个内行，比恒基公司的副经理懂行，文化素质也比那边的香港师傅高些，这从开工前的训话就可看出。
我来到写字楼，张国良冷淡而不失礼貌，随手一比划，说：反正没人，随便你坐哪里。我说行，谢谢！然后就在中间的一张位置上坐下。
张国良说得对，写字楼里是没什么人，整个管理人员就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是，五六十人的小厂，俩管理人员也够，但再小的公司也得有个会计吧？带着这个疑问我观察了几天，发现会计是有的，但是是兼职的，兼职会计就是张国良的女朋友。从工作量来说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我看她几天才记一次账，而且通常是张国良在外边有应酬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她才记账，但是从工作关系及财务制度上考虑，我觉得这样不妥，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俩口子怎能一个当经理一个做财务呢？显然不妥，但我没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跟谁说。萧老板没来，我也闹不清萧博儒张国良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与宏大公司的关系，说什么说？对谁说？
就我自己来说，在宏大公司的住宿条件比恒基要好，毕竟是享受台湾人的待遇。从这一点看，那个洗头妹至少说对了一半。但吃的就差多了。公司里没有食堂，工人下班后就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打饭，每份一块五，居然多少还有点肉，我实在不敢吃。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肯定是不会吃这种饭的，说句难听的话，这种饭实在也不像人吃的，其卫生条件之差令人咋舌。事实上，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不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几乎见他们天天在外面有应酬，好像很有规律，到时候就走了，从凤凰冈到西乡，骑大霸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的应酬是从来不会叫上我的，好象不是看不起我这么简单，而是有意回避我。为什么要有意回避我呢？我不知道。但饭还是要吃的，于是我就只好像第一天刚来的时候一样，在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餐馆里吃。有时候就只要一个汤，连菜都省了，就是这样，也感觉有经济压力。我给老婆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情，她说不管怎么说，吃是不能太省的，能不能自己做点？比如晚餐？我觉得她讲的有道理，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去买锅碗瓢盆，我还没见到萧老板，我还搞不清宏大公司到底是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多长。
我盼望着萧老板快点过来。
在等待萧博儒回来的那十多天里，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公司除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外，还有另外一个管理人员，居然还是这间工厂的厂长。厂长平常不坐班，也很少到工厂来，除非工厂发生什么特殊的事。那一天厂长突然回到厂里，传达村里紧急通知，说最近这一带发生霍乱，要我们加强卫生管理，预防霍乱。我一听认为是瞎扯，在我的印象中霍乱是非常遥远的过去的事，此时此地怎会说有就有？但是我非常赞同加强卫生管理，特别是马路对面那些小餐馆的卫生管理，不要说霍乱，就是染上个肝炎也不是小事。
又过了两天，厂长说的话得到间接证实。宝安区卫生部门下来强行发药，每人必须服用二十颗四环素。我从没服用过四环素，并且我知道这药不是好东西，因为我见过四环素牙，但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霍乱，只好吃了。厂长自己也吃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吃没吃我不知道。
厂长是本村的一个小姐。真正的小姐，不但没结婚，据说还没有男朋友。人不错，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本地人而觉得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她待我蛮客气，至少比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待我客气，喜欢跟我聊天，谈起香港的四大天王如数家珍。说实话，有这么个厂长经常来聊聊天，我的感觉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厂长的相貌不敢恭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她的好感。人的感觉可能是互相的，厂长对我印象好像也不错，因为自从我上次与她聊过天之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办公室。后来我专门打听了一下，凤凰冈的每个厂都有一个这样的厂长，统一由村里指派，专门协助台湾厂处理办暂住证和社会治安一类的事，我感到像是村里派到厂里的书记。“书记”的工资由各工厂发，不多，好像就一千多一点。“书记”当然不是靠这点钱生活，听说村民们每年都发很多钱，按人头发，在工厂里兼任厂长的工资只能算是外快。村民们另一项重要收入是房屋出租，比如像我现在和张国良住的宿舍。村民每家都有楼，至少一栋，楼高四到八层，不能再高了，再高就得装电梯。
萧博儒终于回来了。我们喝酒。这次我真喝了，因为这次他是我的老板，他要我喝我就喝，不怕影响工作。其实我也没什么“工作”要说工作，今天陪他喝酒就是最大的工作，因为喝酒就要说话，说话就是汇报工作。
酒过三巡，我问萧博儒：“宏大公司到底谁是老板？”
“什么意思？”他并没喝多。
“我问宏大公司谁是真正的老板？”
萧博儒见我问的认真，他也就认真地回答：“我和我大姐夫都算是吧。但公司是我注册的，我负法律责任，大姐夫的钱算是我借的，我是要还本付息的，所以应该说我是老板。”
“不对。”我说。
萧博儒透过硕大的镜片看着我，眼球经过镜片放大更加向外突出，像个大鼓眼泡，与酒后泛红的脸和占去面部三分之一面积的镜片浑然一体，使癞蛤蟆的形象更加名副其实。
“来来来，”我叫过来服务员“小姐，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宏大厂吗？”
“知道呀，”服务员说“就在村头呀。”
“你知道宏大厂的老板是谁吗？”
服务员摇摇头。
“去，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不大一会儿，老板老了。老板上来就敬烟，说：“二位老板，有什么不周到的请多包涵。”
我说没事，菜不错，我们以后经常来。
老板说谢谢，谢谢！
我说请你过来是想向你打听个人。老板问打听谁。我说村头宏大厂的张老板。他说张老板有阵子没来吃饭了。我问为什么？老板说张老板现在生意做大了，天天去西乡吃饭，嫌我们这庙小了。
我斜眼瞟了以下萧博儒，继续说：“我再给你打听个人。”
“谁？”老板问。
“萧老板。”
“萧老板？”
“对，萧老板。”我说。
老板扰了半天头，说：“凤凰冈好像没有萧老板。”
“再想想，”我说“台湾的萧老板。”
“没有。”老板非常肯定地说“你要说台湾老板我就敢肯定没有姓萧的。”
我说：“听说宏大厂的老板就姓萧，而张老板不是老板，张老板是给萧老板打工的，你知道吗？”
饭店老板看看我，又看看萧博儒，没说话，头却摇得像拨浪鼓。
我看看萧老板，对饭店老板说：“没事了，谢谢。”
萧博儒没说话，继续喝酒。
我不喝酒了，继续说话。我说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而是你请的经理，那么，他女朋友就不能在公司里搞管理，起码不能管财务，这是起码的常识。我还建议：请厂长兼任公司会计，工资加一点。并说厂长是本村人，跑不了，而且人也蛮正派。
萧博儒只是继续喝酒，没说话，也不知他听清楚我说的没有。
第二天上班，萧博儒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要来账本，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着，还时不时把其中的某一页折叠起来。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看不出是喜是怒，深不可测。
这几天，萧博儒交给我一个任务，制定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我照办，一项一项地写，写完了，觉得可以了，再抄一遍。没办法，公司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一点不像是外资企业。抄好后交给萧博儒看，他略微看一看，在上面签个字，说：“贴出去。”我就找来胶水，到楼下贴在墙上。几乎是每天搞一个制度，有卫生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安全制度、防火制度、仓库管理制度、招工制度等等。等萧博儒的账查完了，我的各项制度也制定得差不多了。这期间我还给他提出一项建议：设立董事长信箱，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或检举揭发危害公司利益的坏人坏事。为此，又专门加了一项董事长信箱管理制度，强调董事长信箱只有一把锁匙，这把锁匙由董事长个人亲自保管，其他任何人不得开启。制度还规定，凡是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酌情给予奖励，检举揭发也一样。后来的发展证实，还幸亏设立了这个董事长信箱，它至少发挥两次重要作用。
账看完，萧老板的蛤蟆脸变成了驴脸。但他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与我也不说，包括喝酒的时候也不说话，只是有天晚上突然说：“明天我妹妹要来。”但是他妹妹为什么要来，来干什么，他都没说，我也没问，别人妹妹来管我什么事？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萧老板既没有听张国良的解释，也没有听我的建议，而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让他妹妹来公司管财务。一切尽在不言中。
萧小姐管公司财务后，张国良的脸色难看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神气劲了。至此，我完全相信萧博儒是真正的老板了，而张国良是水货的。真老板有底气，水货老板底气不足。
按道理说，财务工作交出之后，张国良的女朋友就没什么事了，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我明显感到她比以前更忙了，忙什么？我想不懂，还是半月之后董事长信箱帮我揭开这个谜。